河东盐场，早就有运学传统，那是为在此经营盐业的外地商人的子弟解决科举学习之地和提供生员名额的权宜之举。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在两淮已立下根基的的盐商，提请官府允许其子弟在当地“附民籍收考”，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虽然朝廷没有应诺，但商人们的要求已经摆出。拖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前后，两淮正式“定商灶籍”，“商籍”之称始见。这是在“两淮不立运学”的情况下，官府为解决盐商及他们的子弟科举考试名额而设置的“商籍”，其内容是允许他们“附入扬州府学”，并获得了几个学额。万历十九年（1591年），长芦盐场对商人子弟附籍入学的运作也有了明文规定。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两浙盐场提出了仿河东、两淮例，“兴商籍”的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商籍”无论在名义还是事实上都宣告正式成立。差不多同时，其他商人也被允许异地附籍参加科举考试。
“商籍”的出现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是朝廷继经济原因而允许商人在异地“附籍”之后，在政治上对商人做出的一个让步。原来被视为“末业”的人，现在不仅可以在异地居住、专事盐务，还能以当地名额参加科考，并拥有另获生员配额之特权，这是商人地位提高的标志，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
可是就在万历中晚期，统治者又加紧了对商业的掠夺，这一方面与万历皇帝的奢侈贪婪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应付东北满州贵族的侵犯，不得不增加军事开支有关。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到处收税开矿—税监、矿监，“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于牛毛”。遍设栏卡，重捐叠税，横征暴敛。结果是：行旅艰难，市井萧条，机户改业，“佣工无所趋食”，沉重地打击了发展中的工商业，使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明史》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总结的：“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王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自然，首当其冲的又是商人。
面对专制皇权的压迫，商人们依个人情况采取各种方式来回应，如取媚、笼络、逃避、反抗等，但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对于专制政府是绝不信任而且深怀恐惧的，对于宦官所代表的横暴皇权更是深恶痛绝，以致在明末流行的“商业书”中，特别强调下面这三条戒律：
其一，是官当敬。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我，亦足以辱我。备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长官，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其二，倚官势，官解则倾。出外经商，或有亲友，显宦当道，依怙其势，矜肆横行，屏夺人财，扶为臧否，阴挟以属，当时虽拱手奉承，心中未必诚服。俟官解任，平昔有别故受谮者，蓦怀疑怨于我，必生成害，是谓务虚名而受实祸矣……凡作客，当守本分生理，不事干求，虽至厚居官，亦宜自重，谢绝请谒，使彼此受益，德莫大焉。
其三，少入公门，毋观囚罪。凡到司府州县巡检衙门，及水陆途中口岸处所，或见奸妇贼犯异常之事，切不可挤入人丛，进衙观看。恐问官疑人打点，漏泄机密，关门扑捉。或强盗受刑不过，妄指在近搪塞，苟遭其害，虽公断自明，亦受惊骇矣。
根据上述三条戒律的内容，可以断定当时商人对政府衙门普遍地抱着不信任心理，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这是当时不良社会现实在商人社会意识中的反映。
在明王朝遭遇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之时，在关外崛起的清统治者，乘腐朽的明王朝危亡之际，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公元1644~1911年）。清初，严重的战争破坏，从南到北一片凋敝。为了防范郑成功的抗清势力，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和沿海50公里内无人区的迁界措施。慑于人聚众多易于引起抗清斗争，清政府对矿山封禁颇严。至于在东南地区，则限制丝织业的发展，监视织工和市民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商业恢复缓慢。尤其不可忽视的是，清以白银为货币（铜钱为辅币），白银不断流入燕京、边外（长城边关以外的地区）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之手，很大部分作为储藏手段被窖藏起来，货币无形沉淀，而征税照常用银；再加上对外贸易因海禁而缩小，由出超而流入国内的白银[4]大大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严重不足，以致物价下跌、市场疲软、交易死滞，给商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平定台湾后，清政府始开海禁、止迁界；为铸钱需要，开云南铜矿。其后（康熙五十一年）免除了织机数目不得逾百张的限制，并减轻其税额，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普遍扩大摊丁入地，索性把尚存的、已固定化的丁银转入田赋之中，一起按亩征收。乾隆时更进一步放宽政策：矿禁完全解除；缩小官营手工业的阵地，民间丝织业、制瓷业中的民窑（如景德镇）及其他手工业因而发展很快；继续减轻商税，鼓励各省之间的粮食贸易，有时且可免税。种种有利的政策，促使商业在康熙后期，特别是乾隆时迅速地发展，最重要的是赋税以及地租的货币化，更将乾隆时农产品商品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乾隆时期是清朝的盛世，人口由初年的略超于明万历之时，而增至二亿多，以至三亿之数。[5]耕地较明代增加了一倍或一倍多点（当然，明清两代的疆域也不尽同）。[6]易言之，到20世纪初，中国的大约一半耕地是在近二百多年里开垦出来的，而前此数千年所垦耕地也不过占据一半左右，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也是清朝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耕地的增加特别表现在我国中南（湖北、湖南、广东）、西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的开发上。由于兴修水利，改进农业耕作技术（包括农具和肥料）以及作物品种的改良，新品种的引入和推广等，粮食亩产又比明代增长好多。尤其是乾隆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活跃和普遍上升，政府岁入的增加是很显著的，这还是在政府不打算增加税收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清代初年，政府岁入仅一千数百万两，康熙时约两千数百万两，经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增至四千数百万两。财政结余的库银，康熙末只有八百万两，雍正末乾隆初为二千四百万两，至乾隆中叶以后，虽不断用兵边疆，消耗巨大，但常有库银八千万两左右。而每年财政结余，尚有五百万两。[7]由此可知，当时商业发展水平确又跃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传统商业（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可称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乾隆时的商业不仅超过明代，而且也超过了康熙之时。清诗人赵翼在《风气》一诗中所云的“城多新样髻，窖有不时蔬”，“饮坊喧夜肆，游舫泛春渠，翡翠镶花钿，玻璃嵌绮疏，厨羹穷难免，灯事舞龙鱼”，“何当人满后，回忆我生初”，即反映了乾隆时的繁华景象，大异于他初生之时。[8]
当时从中原农业地区派生出来的大量过剩人口涌向四方，除流到边疆一千多万人外，相当部分为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和新兴市镇的手工业所消纳。在手工业的发展中，商业资本也比明代有更多的投入，明末清初一度夭折的资本主义萌芽又重新茁壮成长，在地区上、行业上、商业与生产结合的形式上都比明代有所发展。传统商业在质的方面的变化正步步深入。
然而，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固然能起到扩大市场的作用，但在科学技术没有根本突破（如工业革命），传统棉纺工业得不到大发展的情况下，随着边疆移民的基本完成，而人口仍保持惯性继续增长，则人均资本量、人均粮食拥有量都要降低，如此社会剩余必然减少，人均购买力一定下降，这又会削弱商业的根基。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提升，一定会引发社会动乱。统治者为镇压人民暴动，又要开动征税机器，这都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到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开始出现转折：财政收不抵支，封建剥削苛重，再加银贵铜贱，[9]赋税负担增加，农民生活更形困苦，购买力萎缩，可供商品量减少。在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清政府为巩固统治，又加强了对矿业、手工业和沿海贸易的控制。此时商税加重，贪污盛行，法外横取多于正课，这就削弱了贸易的基础，阻碍了流通的运行。曾几何时商业就由发展的峰巅滑坡不止！
嘉庆、道光年间动乱的社会局面，越来越庞大的失业人口，意味着要维持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发展状态，必须要向海外市场扩张，但清王朝对海外的恐惧—担心西方殖民者、海外反清复明势力和国内反清势力相联系，危害大清统治，使其采取了对海外相当程度上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产品和大量的过剩人口找不到交换的场所，既造成了国内民生的凋敝，又进一步拉大了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但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要求全球化经营，即实现生产要素、产品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明清政府，尤其是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违背了社会生产力的这一发展趋势，因此终究逃不过历史的惩罚—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一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里挣扎，就是历史对中国政府闭关锁国、拒绝全球化的沉重的惩罚。
通过对明清政府商业政策的回顾，可以看出明清政府还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制定了不少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的。只是这一时期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是政府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在经营权方面向民间开放，这种官商结合发展经济的体制，相对于那种政府既掌握山川资源的所有权又拥有经济权的体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官员会利用强权勒索商人。在资源的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下，商人为取得经营权，能不主动提高价格，满足官员的贪欲吗？官员能不借机抬高价格，勒索商人吗？官商勾结由此而来。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皇帝也是理性人，也有着对利益追求的强烈欲望，在专制皇权没有得到相当限制的情况下，他既会凭借手中权力与民争利，明正德皇帝之开皇店即属此类；也会采取乱摊派、多征税的方式将人民财富掠为己有，万历皇帝之派宦官四处征税即属此类。这说明，这种官商结合的体制虽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由于存在着压抑商人进取心的不可克服的弊端，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向经济自由主义方向转变的，即国家退出经济的主战场，放手让民间经营，自己则变成“守夜人”。在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最杰出的代表是亚当·斯密，他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中，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理论做了猛烈批判，要求在国际贸易上以经济自由主义打倒贸易保护主义，在国内贸易上以自由竞争打倒官商结合的垄断。
明清时期的中国尽管没有产生出像《国富论》那样的思维缜密、见识深刻的理论著作，但当时的思想家也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反对海禁，要求发展海外贸易的主张，提出了限制君权，反对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的主张。如清朝的蓝鼎元希望政府纠正闭关政策之失，主动进行海外贸易，这实质上就是以经济自由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求政府顺应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政策的基点转变到与世界接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轨道上来。再如，明末的东林党人提出应对皇帝随意征税的权力加以约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主张加强宰相制度、学校制度、民间乡议等建设，以此来约束专制王权的恣意作为。这实质上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要求政府逐步往“守夜人”的方向转变。尽管上述思想只存在于个别思想家或部分开明人士的脑海中，还没有形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识，更没有上升为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但也说明即使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进，仅凭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自主发展，也会逐渐打破贸易保护，走向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经济自由主义之路的；也会逐渐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之路的；也会逐渐打破国家拥有山川资源所有权，只向民间开放经营权的体制，走向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彻底向民间开放，自己只做“守夜人”的道路的。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竞争的激烈和商业利润的下降，还会出现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移的趋势。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进，进一步加快了这种转变的速度。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晋商依靠官商结合的垄断赚大钱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随着商业利润的下降、工业利润的上升，其第一商帮的地位也要让给传统工业区—江浙地区的那些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草根商人。这些草根商人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江浙财团，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清政府的政策对晋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