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商业网络是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前近代社会建立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马、帆船等，晋商就是靠着这些原始的交通工具，以非凡的毅力建立起一个非常庞大的商业网络的。但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铁路、公路的开通，山西商人依靠驼、马、车走大漠的地理优势尽失，随之失去的还有旧商路上的很多市场。例如，主要经营百货和皮毛生意，总部设在内蒙古包头的晋商商号“三义堂”，分号一直延伸到甘肃的酒泉和敦煌，货物最远能销售到迪化（乌鲁木齐），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在西北的交通运输线全靠骆驼队来承担。1941年，在兰州到新疆的古丝绸之路上，修成了一条主要用于运输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物资的简易公路后，昔日充当主要运输工具的骆驼就逐渐了告别它往日的辉煌，“三义堂”的没落也由此开始，它根本没有办法与新成立的私人汽车运输公司竞争，市场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丢失。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进步，新式商人开始由东南沿海向内地进军。
这些外来的新式商人中，既包括民间商人，也包括外商，还包括以国民党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商。他们既有非常大的资本，又有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还有使用先进交通、通讯工具所形成的强大的物流优势，晋商无力跟他们抗衡，只能败下阵来。例如，当进入20世纪40年代，“三义堂”遇到生存危机后，酒泉“三义堂”于1947年改成“兴盛西”货栈，经营方式也从长途贩运批发改为货物转运。兴盛西货栈建立后，利用“三义堂”以往的信誉和影响，迅速在新疆、宁夏、内蒙、陕西、兰州等各大商埠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络。他们把重点放在新疆和兰州，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汽车、骆驼都用：转运兰州、陕西和新疆的货物靠汽车，走宁夏河和内蒙的货物仍然靠骆驼。兴盛西生意好的时候，几座大库房从下到上码得满满的，还放不下，只好堆在院子里和廊檐底下。客房也常满着，住着押货、接货、发货、联系业务的人。但好景不长，1949年酒泉解放后，建立了国营汽车运输公司，它四通八达，货物运输快捷方便，无论公私货主，都愿意把货物交由它运输；再加上兴盛西以往的客商，特别是官商和半官商资本家，差不多都有些历史问题，逃跑的逃跑，歇业的歇业，倒闭的倒闭，货源锐减，兴盛西货栈于是在声望上一落千丈，再不复有往日的影响和地位，有几年的时间几乎全靠变卖客商们的无主货物来维持。
一般来说，当先进的交通工具出现时，最先感到威胁的是以长途贩运为业的大企业，因为铁路的开通，使晋商遍天下、商路通四海的优势为大多数商人所共有。当大企业面临威胁时，主要从事地区间市场业务的中等商号则因为公路未开通，传统交通工具还有存在的空间，并且还会因随着铁路的兴起、市场需求量的扩大而出现一段时间的繁荣。例如，当京绥铁路通到包头后，海外市场和西北内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因此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繁荣。当公路的出现使中等商号出现危机时，从事地方市场业务的小商号则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例如，当从事区域间市场业务的“三义堂”遇到生存危机时，山西人在酒泉的其他商号，特别是一些个体独资开的中小型铺子，生意倒很不错。如忻州人陈文义开的杂货铺、李仁清开的土产铺、王肇祥开的食品铺、常兴成开的酱园铺、卢本斋开的副食品铺、韩复礼开的百货铺、杜锡福开的染坊、任容三开的京货铺，以及何老二何老七弟兄俩跑乡的流动小买卖等都很能赚钱。[7]但是，晋商小商号的繁荣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按照正常情况，主要做地方市场业务的中小商人是很难打倒的，因为旧的商业网络瓦解了，新的商业网络又建立了起来，无论哪种商业网络，都需要中小商人这一跟市场联系最紧密的神经末梢。但是那些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的晋商商号，又因竞争不过有强大规模力量的国有商业，不得不黯然收场。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力量非常强大呢？这是因为，自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无论在对外经济交往还是战争等方面，都因力量弱小而一败涂地。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当民间力量不足时，就要发挥国家的规模经济的力量。为此，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开始兴办官办企业，当然这些官办企业后来因效率低下而不得不走向民营化道路。但只要中国弱于西方一天，国家政权的作用就有被强调的价值，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时，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节制资本，二是平均地权，而归纳到一点，就是强化国家政权力量，对经济事业实行相当的管制。孙中山的思想颇符合落后的中国迅速发展工业的需要，但国有经济比重太大，肯定会形成垄断，从而压抑民间经济的发展，国民党后来之形成四大家族，出现官僚资本主义，是与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分不开的。共产党带领人们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后，出于迅速工业化，短期内赶英超美的需要，走上了比洋务官办企业、国民党的管制经济还要彻底的计划经济之路，建立起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举凡社会日用民生，都在国有经济体系的控制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些晋商中小商号熬到了解放后，也因为无力同强大的国有经济体系抗衡，而不得不走向败落，从而主动走上公司合营之路。
第四，商业环境的恶化。
一般来说，哪个地区的投资效益高，政府就更重视对哪个地区的管理。这是因为，既然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能带来更大的效益，作为理性人的政府自然要加大对该地区管理上的投入。反之，哪个地区的投资效益低，政府就越不愿意在该地区的管理上多投入，包括强化警察力量、加大对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投资等，这样必然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黑社会的猖獗、土匪的横行；二是官匪勾结，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须知，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也是要追求利益的，既然通过加强管理不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自然倾向于通过官匪勾结的方式得到相应利益，这样必然造成投资环境的恶化，使得大量资本外流。而资本的外流，又会引发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得资本回流；二是加大对该地剩余商户的勒索，使得投资环境更加恶劣。至于到底出现哪一种结果，关键在于通过强化管理能否使资本回流。如果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再怎么强化管理也不能使资本回流，那么地方政府有动力减少对该社区管理上的投入，从而使商业环境更加恶劣。
晋商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政府大量向东南沿海地区投资，使得那里的投资环境更好，而晋商的大本营—中国的北部地区，包括西北、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商业环境，则由于政府投资的减少而愈趋恶劣，以致土匪横行，官匪勾结现象严重，这对晋商的经营，对晋商的资产积聚非常不利。例如，1943年，酒泉的几个保甲长与政府有关官员串通，于深夜包围福泰和掌柜张自安的住宅，要抓张自安正在上中学的二儿子去当兵。后经张自安极力求情，花去了几百元大洋才算了结此事。1947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河西站酒泉组组长魏成德垂涎福德隆掌柜武卜吾的财产，与酒泉县警察局长王世杰勾结，诬称武卜吾是共产党人。后来还是请酒泉商会会长刘耀亭和山西同乡会会长毛文斋花钱疏通，并正式写出书面证明，担保武卜吾不是共产党人，此事才作罢。
除了不良官僚的压榨外，土匪的盛行也对山西商人的经营构成了严重的侵害。例如，1944年春，一伙从祁连山关山口子出来的土匪于光天化日之下包围了酒泉县金佛寺堡子，把堡子中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店财物抢掠一空，还把“双盛源”掌柜阎振钰、“德生义”掌柜郭殿杰、“魁盛源”掌柜贺殿卿、任盛和掌柜任隆泰等抓来拷问，要他们交出金银财宝。土匪用麻绳、皮鞭毒打，又用烧红的烙铁和香头在他们的背部胸部烧烫，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迫使他们交出了金、银、首饰，才算保住了性命。经此劫难，这几家商店不仅家产尽丧，身体也元气大伤，双盛源商店关门歇业了，阎振钰开了小药铺行医了，其他商店也经营惨淡。再如，山西忻州人秦子祥经营的“大义昌”商号买卖做得很大。在一次从新疆押货到酒泉的途中，他的货队遭遇了土匪，土匪趁他们夜间睡熟时砍断了扯账篷的绳子，账篷塌下将他们捂在里边，然后赶走了他们的所有车马和驼队，仅骆驼就有400多匹，并砍死砍伤好多人。秦子祥头上也被砍了一刀，差点丧命，损失极为惨重，以致一蹶不振，偌大一个“大义昌”就此消逝。秦子祥后来在酒泉城里拉辆架子车卖煤土（打煤砖的粘土），境况十分狼狈！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尤其在马步芳弟兄们肆虐河西时期，商人们受到的侵害就更多。
民谚曰：“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当晚期晋商惨淡经营、摇摇欲坠之时，各种无妄之灾也找到了他们的门上。例如，晋商著名商号“圆义成”在酒泉和敦煌都有买卖，经营百货茶庄。1948年，“圆义成”在酒泉的字号遭了火灾，被烧得精光，财东杜福年一病不起。再如，晋商在敦煌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商号叫“同春茂”，不幸于解放前也遭了一场火灾，烧个精光。郭灿东先生在《晋商西渡》里面曾很感伤地写道：“晋商命运多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遇到无妄之灾。这类事例如果统计起来，也能写一本厚厚的书呢。”[8]
从表面来看，晚期晋商确实命运多舛，什么不如意的、倒霉的事情，诸如战争、动乱、土匪横行、官员腐败、火灾等等，全被它赶上了。难道在冥冥之中真有一种巨大的、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晋商的命运，以致最后要致其于死命吗？其实，这种在冥冥之中左右晋商命运的力量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再具体一点讲，就是经济发展规律。自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就在远洋运输、铁路（公路）运输的基础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此沿海取代内地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这一时代大潮的变化不仅使大量的资本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也使政府的管理重点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从此以西北、东北、蒙古地区为代表的广大内陆地区不仅投资大幅度减少，而且管理的投入也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导致了土匪的横行、官员的腐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城市管理水平的落后。像火灾这样的无妄之灾便是由于城市管理水平的落后而造成的。因此，假若说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巨大的、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晋商的命运，那么这种力量就是由于资本的流动而造成的社会管理水平的上升或下降。江浙等沿海商人进入近代后碰上的是社会管理水平上升的环境，因此走上升路；晋商碰到的则是社会管理水平下降的环境，因而走下坡路。
那么，当中小晋商感受到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带来的威胁时，他们又是如何作为的呢？是消极无为还是积极进取？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中小晋商是积极进取的，这是由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改革的方向之一是产品结构调整。当1941年在兰州至新疆的古丝绸之路上修成了能通汽车的简易公路时，为了挽回败局，一些晋商也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开始以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办起汽车运输公司。例如，1946年时，山西忻州南关人杜全成花550两黄金从上海买来大道奇车5辆，在酒泉成立“正太公司”，开始跑私人营运。次年他又从上海买回两辆K8万国车，于是酒泉在兰新线上就有了正式的私营货运车。随后又有河北和本地人投资汽车运输业，使这一行业迅速发展起来。
改革的方向之二是产权变更。自从酒泉有了汽车运输，一直靠骆驼运输的“三义堂”就结束了历史使命。1947年春，包头“三义堂”鉴于现状，认为远在酒泉和敦煌的分号已没必要从属“三义堂”’。由于战乱的原因，包头的货长期发不过来，酒泉和敦煌的皮毛山货也运不过去，而酒泉和敦煌分号的开销及人员工资，还要包头“三义堂”来承担（为了加强对分公司的管理，“三义堂”规定所有分公司员工的工资都由总部来发，分公司只管经营），“三义堂”还要这两个分号有什么用呢？另外，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全国经济大萧条，包头“三义堂”连年亏损，自顾不暇，所以就由包头“三义堂”的王星记大掌柜到酒泉来处理这件事情。结果敦煌的分号关闭了，酒泉的分号改为“兴盛西”货栈，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再依附“三义堂”。
这一决策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英明的，既在温文尔雅中不失尊严地剥离了一个大累赘，又给漂泊在外的同仁们设计了另一条大有希望的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