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1911年年底，外蒙古趁中国内乱之机宣布独立，旅蒙商号大盛魁元气大伤，逐渐失去了在外蒙市场的垄断地位，与其合作的曹家也因此失去了广袤的贸易市场。不仅如此，辛亥以后的货币改制，也使曹家各商号损失不小。民国初年，由于时局不稳，银元与铜钱的折换几经大变：开始，一枚银元折换铜钱800文，到民国六年至七年（1917～1918年），一枚银元可折换铜钱七八千文。曹家以铜钱折算银两放出的资本，按银元折算，损失高达90％，曹氏商业仅此一项损失即达一百余万两。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华北、东北部分商号毁于战火，也使曹氏损失不少。据史料记载，战火中仅锦生润天津分号即损失白银8900两。民国六年（1917），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卢布暴跌，原沙俄时代的钞票，一卢布可抵白银一两，十月革命后，仅值五分，暴跌95％。如此使曹氏的对俄贸易商号损失甚巨，仅锦泰亨一号即亏损银37万两之多。同时，国内张家口的锦泰亨、锦泉涌两商号也受卢布暴跌的影响亏损银四五十万两。曹氏设在莫斯科、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斯克做丝绸、茶叶等生意的锦泰亨分庄、锦泉涌分庄、锦泉兴分庄负债达八十余万两白银。后曹氏向山西省银行借贷抵补，连同利息则亏损额高达一百多万两。此后，设在巴黎、柏林的锦泰亨小号，相继撤庄回国。受锦泰亨、锦泉涌、锦泉兴二号牵连，太谷彩霞蔚总号也随之倒闭。民国八年（1919年），彩霞蔚苏州分号撤回。至此，曹氏商业对外贸易全线崩溃，这一打击非常沉重，曹氏的全部对俄贸易商号从总号彩霞蔚，到商品集散地苏州彩霞蔚分庄，再到商品出口地张家口的锦泰亨、锦泉涌、锦泉兴，库伦的锦泰亨、锦泉涌分庄，恰克图的锦泰亨、锦泉涌分庄，莫斯科的锦泉涌、锦泰亨分庄，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斯克、柏林、巴黎等锦泰亨小号全部倒闭，或因路线中断而不得不撤号回国。曹氏商业失去了半壁江山，其经济损失是无法准确计算的。
这期间，国内商号也因战乱影响而倒闭不少，如，民国八年，彩霞蔚苏州分号收撤；民国七年开始，锦生润票号全部停业；民国十年前，赤峰蔚兴永钱庄倒闭；民国十二年，林原庆泉达钱铺倒闭；民国十五年，平泉协义昌钱庄因水灾冲倒而倒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东北三省大量发行奉票。曹氏商业从东北发迹，商号遍布东北各大城市，同样不可避免地全部换用了奉票。及至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失利，奉票也随之大跌，曹氏各商号大受其害，损失高达一百多万两白银。为挽回局面，民国十七年，曹氏专东（相当于今天的董事长）曹师宪在朝阳地区与奉军军阀张作霖大做粮盘，结果赔损约一百余万元，朝阳地区的曹氏商号尽数倒闭。至此，曹氏商业收撤、倒闭近多半，这期间，财东常提出用太谷总号砺金德之存款抵其他商号之欠款。到民国十八年，总号砺金德账庄连本带利支完后，宣布歇业，并宣布曹氏商号全部收撤。但是，由于曹氏家业庞大，商号分布广，再加上连年内战，道路不畅通，所以，要收撤全部曹氏商业并不是容易的事。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大肆烧杀抢掠，曹氏来不及收撤的商号又遭意外打击。许多工厂、商店破产、停业，店主失散或被打死，钱庄、票号放出的款无法收回，而存款户又逼提，钱庄处于债权、债务纠纷中。为谋求出路、扭转局面，曹氏积极筹备改组。不久伪满政权建立，日军为便于经济掠夺，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布银行法，限定各钱铺改组为银行，并清查前清的债务。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曹氏在沈阳开办的五家钱庄渊泉溥、富生峻、咸元会、义泰长、环泉福，合并成立“志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专东曹师宪担任董事长。经过民国二十六年和民国三十一年的两次整改，“志诚银行”逐渐被日军所蚕食，曹氏在东北的商号也全部被日军所控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1月，日军侵占太谷，占据了北曹氏豪宅，曹氏多年收集的名人字画、古玩玉器尽失，同时失去的还有大小汽车、电话、照相机等。据当年目击者回忆：日军曾用20辆大车，不分昼夜连续拉了两个多月。曹家内囊尽失，估计损失有三百多万两白银。
外埠商号的全部倒闭及家中老底的损失殆尽，使曹氏元气大伤。在内忧外患之下，一些曹氏子孙因对前途悲观，滋生出“今朝有酒今朝醉”思想，不免放纵自己，结果沾染上吸毒恶习，从而加剧了曹氏的衰落。例如，在曹培义（？—1879）时代，每年家用开支三千余两，到曹中美（？—1894）时代，增至一万余两，以后逐年递增，到曹克让（1866—1920）时代，家用开支竟达十余万元之多。尽管曹三喜为告诫子孙不忘创业之苦，将卖沙锅的车子供奉起来，将磨豆腐的“磨神”供奉起来，而且，每年还要磨豆腐两次，以示鉴戒，但沾染毒品恶习后的曹氏子孙早将前人之艰难抛于脑后。曹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垮了，强大的凝聚力散了，有的商号掌柜，也乘机中饱私囊，形成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曹氏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产业，专东曹师宪还在辗转全国各地处理曹家在各地的商号善后事宜时不幸瘫痪。1952年，曹氏将沈阳志诚银行里的曹家股份全部捐献给国家；1956年又将辽宁开原县曹家老号源泉丰的全部资产（折合人民币11万元）捐献给政府。至此，曹家二百多年的产业全部结束。[5]
通过对上述四家辛亥革命后幸存的晋商老字号最终衰败的分析，可以看出晋商的命运真的像被围猎，逃过了一个劫难，又有下一个更大的劫难在等着自己，直到全军覆没。是什么原因让这四家辛亥革命后的幸存者又遭遇更大的劫难，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呢？无疑，是战争，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并发，严重恶化了商业环境，使得幸存下来的晋商最后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
首先，是国内战争的影响。这里说的国内战争，并不专指中国的国内战争，也指俄国和蒙古的国内战争。由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所推动的席卷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富裕起来的同时，也使另外一部分人、一部分国家陷入了贫穷的境地。不仅如此，它还使争夺资源和产品销售产地的竞争激烈化，从而引发出多层次的社会矛盾。既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也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既有宗主国内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有殖民地内部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汇聚到一起，就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落后国家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推翻沙皇政权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新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会引发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冲突，由此导致毁灭人类文明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为了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实行国有化、实行计划经济。俄国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对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渴望国家富强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为了保证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的成功，苏俄政权也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革命，这样就引发了发展中国家风起潮涌的革命运动。1924年，蒙古革命党人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国有化。苏蒙政治局势的变化对大盛魁、曹家等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商家影响最大，当然也间接影响了以蒙俄贸易为基础的整个晋商的运营，加速了晋商的没落。
就中国国内来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使得资产阶级的政党虽能发动革命却不能巩固政权，以致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在了北洋军阀手中。北洋军阀政府虽然实行了一些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但由于不能满足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统治很不稳固。加上北洋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互相争斗，使得中华大地内乱不断。晚清时期，中国的战乱多发生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这是因为这些地区是最先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的地区，引发的社会矛盾多，战争和内乱自然也多。西北地区由于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较少，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多，因而比较稳定，即使辛亥革命这样改朝换代的大事对这里影响也不大，这就是辛亥革命后乔家包头复字号甚少影响的原因。不过，随着京张铁路1923年延伸到包头，西北地区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再加上高效率的铁路将西北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内地引发的战争也越来越频繁地影响到西北，这意味着乔家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就东北地区来讲，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沙俄和日本竞相扩大势力范围，一方面加快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一时间，绿林好汉、土匪强盗纷起。辛亥革命后，东北处于新旧政权更替的过程中，社会很不稳定，于是胡子出身、具有相当社会能量，且愿意和北洋政府合作的张作霖腾空而出。随着张作霖势力的壮大，他不甘心只在关外活动，决心向关内扩大势力，两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这对靠东北发家、在当地有很多商号的曹家影响很大，致使曹氏在民国18年（1929年）做出了曹氏商号全部收撤的决定。
其次，是国际战争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一战后成立的国联本质上也是反映这一要求的，但由于美国的拒绝参加，致使国联没有力量来解决众多的世界矛盾。1929年的大萧条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致使争夺资源和销售产地的矛盾激化，于是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地区，这一矛盾的主要体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旨在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之处，山河变色，焉有商业之发展？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了幸存的晋商—曹家、乔家、渠家渠源浈的哥哥渠源潮一支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又爆发，这几大商业家族已无心再发展，渠家在抗战结束不久完成了歇业复员工作，乔家、曹家则直到解放初的1951~1952年左右，才办完了所有的歇业复员手续。
二、民国年间广大晋商中小企业的命运
刚才谈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晋商巨商们最终的歇业命运，那么，那些所有权和经营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散布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西北、东北地区的山西中小商人的命运又如何呢？还是两个字：“不好”。[6]
在巨大的社会转折面前，他们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左突右奔，但正如前面所讲，晚期的晋商“好像被围猎，一步一步地将它逼向死角”，[6]大部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歇业，回到了家乡，还有一些人好不容易撑到1956年的对私人企业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考虑到在过去的东突西奔中大家已经累得疲惫不堪的情况，许多人一合计，干脆合营吧，挣份工资倒踏实省心些。事实证明，他们当机立断走这步棋是对的，公私合营后的他们不仅按月领工资，而且债务都由公家还了。至于那些还有一定实力，不愿合营的私人工商户，到1958年也都改造为国营，成了大一统。
为什么广大的晋商中小商人的命运也以歇业而告终呢？这主要由以下原因决定的：
第一，资本投资重点不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哪里的投资越大，哪里的经济就越发达，以服务日用民生为主的中小商人自然也能发展起来。反之，哪里的投资越小，哪里的经济就越不发达，以服务日用民生为主的中小商人自然也发展不起来。对于那些昔日投资大的地方而言，一旦投资减少，经济很快滑坡，中小商人自然会因市场的萎缩而走下坡路。鉴于东南沿海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入中国市场中巨大的桥头堡作用，他们自然要大力向地区投资和经营，而晚清政府基于外来侵略从北部边疆转向东南沿海的现实，从巩固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也积极向东南沿海地区投资，这就是洋务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西北地区传统上就是联系中原和西部边疆地区甚至欧陆的重要基地，明清之后，更成为政府怀柔西北民族和联系欧陆的通路，因而政府着力经营，不仅重修大型军事工程—长城，驻兵百万，更派得力官员前来主持，致使这里社会安定，商业繁盛。但近代之后，由于以沿海为龙头联系世界的局面的形成，国家经营重点转向东部沿海，使得西北地区经济出现残破局面，人民生活贫穷，这自然要影响中小晋商的命运。如，始建于明代英宗天顺年间的甘肃省酒泉市金佛寺堡，是古丝绸之路酒泉境内南路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当地一个重要商贸集镇。自该堡修建后，就有山西人在此经商居住。到民国时期，金佛寺堡内的常住家户一直在20户之内，其中山西籍人士几乎占到一半。其后，因为地方经济残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堡内只剩四户山西中小商人在继续经营。
第二，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