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从商者、顾客以及相关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关系，约束彼此的过分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仅靠商人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商人集体的力量，来约束同行，抵御外部势力的压迫，这就是会馆。然而，仅仅依靠会馆的力量也是不够的，有的问题可通过市场的力量—民间的协商来解决，但一旦遇到了民间协商不成，短时间内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必须借助官府的力量，利用政府的暴力短时间内强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样，才能增强商人的力量，提高其长期地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巩固其商业信用。
和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是一个社会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专门做民间干不了、干不成、干不好的事情，因此，欲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完成交换的商业组织，就不能不和政府打交道。而政府也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尤其是民间商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这一目标追求从小的方面讲是税收和就业，从大的方面讲是政权安定，国家主权完整。这就是所谓的官商结合。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商人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认识，但由于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法律法规和意识形态没有完全确立，要推动跨地域交易的商业的顺利开展，更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法规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这就是超越任何民间组织之上、具有合法暴力特征的政府，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时期，官商结合尤为必要。
提起官商结合，社会舆论往往嗤之以鼻。其实，官商结合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政府和民间相结合，将一切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力量调动起来，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不然还要政府干什么！问题不在于结合，而在于怎样结合，结合的方式应该如何等。当这个结合在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能够容许的限度内时，就是正确的结合，姑且叫官商一体吧。反之，就是不正确的结合，姑且叫官商勾结吧。一段时间是正确的结合，到了另外一段时间可能就变成为不正确的结合，因此官商结合的方式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换言之，与时俱进！
从人类历史上看，国家管理工商业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国家直接经营主要的工商业时期，中国唐以前的“官山海”即属此类，它适合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民间经济力量不足，不得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时期，其弱点是便民性不够，服务质量和态度差。第二阶段是国家间接经营工商业时期，即政府拥有重要工商业的所有权，但经营权向民间开放，明清时期的中国就属于这一历史阶段。它适合于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民间经济力量强大，有能力从事更大项目的时期。其弱点是易形成官商勾结，出现官场的集体性腐败。第三阶段是国家退出经济主战场，放手向民间开放，便民间既拥有主要工商业的经营权，也拥有所有权，政府则变成“守夜人”。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就大力鼓吹这一主张。这适合于生产力有了更大发展，民间经济力量更强的时期。其弱点是容易形成垄断，压抑竞争，因此国家要通过颁发《反垄断法》，开始反垄断活动，使社会经济活动良性开展。
透过国家管理工商业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官商一定要结合，只是结合的方式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当今的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企业的国际化意味着要在不同的法规法令、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开展商业往来，遇到的冲突和困难肯定要多于国内，为此既要发挥企业的力量，发挥行业协会的力量，更要发挥政府的力量。毕竟和单个企业的力量、行业协会的力量相比，政府的力量更强，更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过去的温州企业在国内发展时号称要找“市场”，现在开展国际化了，不是也开始找政府了吗？这就是官商结合。还是一句话，官商之间不在于结合，而在于怎样结合，结合得好，叫官商一体，结合得不好，叫官商勾结。
一、山西商人是怎样和官府结合的
时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流通经济支配者的商人的角色已为社会所必需。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商人予以配合。商人为了抓住商品经济民营化的机会，也必须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利来进行垄断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官商结合的条件成熟了。山西商人是通过如下方式和官府结合的。
第一，通过“官商”、“皇商”的形态实现官商的一体化。
作为官商，不仅可以经营国家所控制的特殊产品，而且可以惠及宗族、亲戚，从商业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封建国家和政府则通过这种“官商”、“皇商”方式，将部分既有能力、财力，又对政府忠心的商人直接纳入官僚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许多晋商因受封为皇商、官商而“赀益大起”，甚至获取功名，出任中央或地方官吏。他们上通朝廷、下连市廛，成为半官半商的豪门商人。明代蒲州人展玉泉经商山东，因多次捐输百金，而出任归德府商丘驿丞。代州人杨继美也因经营两淮盐业而出任祭酒（从四品）之职。最为典型的是清代介休范氏家族。范氏先祖范永斗是明末贸易于张家口的八大商人之一。清军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府籍，仍互市塞上”。[1]其孙范毓槟兄弟五人始终同清廷保持密切联系，在清王朝边疆用兵中，因承运粮饷而立下功绩，受封为“皇商”。范家在康雍乾三朝曾有20多人出任政府官员。范永斗、范永斗子范三拔等也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丰埋大夫等衔，其妻均受封为“夫人”、“宜人”。范家不仅政治上风光，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利益。
早在范永斗时，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权势，广开财路，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范氏皇商虽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破产而被查封，但其家族历经顺康雍乾四朝，兴盛一百多年，其实力更是其他商人家族无法抗衡的。据统计，范氏一度持长芦盐引10718道，“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在破产以前，范氏除原籍介休的财产之外，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都设有盐库。在天津、沧州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3座，在张家口有商店6座，在河南彰德府水治镇有当铺6座，在张空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间近1000间。
第二，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或通过家族内部分工，支持其子弟跻身仕途。山西票号产生之后，“各省士（试）子入都应试，沿途川资，概由票庄汇兑。川资不足，可向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喜欢垫款，替他运动差事。寒儒穷士感激票庄济急，一旦发达，则公私款项必皆存于票庄。”[2]
晋商不仅通过为穷儒寒士垫付银两获取功名的办法事先结交官吏，还常常在家族内部进行官商分工。如，明代大同府天城卫薛家，三兄弟分别务农、做官和经商，各尽其业。其中薛纶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任陕西按察司副使。盐商王文显之父在其子王珂中举时高兴地说：“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明代蒲州张、王两家族中均有商有官。张四维曾官至吏部尚书，其弟张四教等人为大商人；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其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等均为大盐商。张、王之间不仅具有亲戚关系，而且还同当时的大商人家族范氏（范世逵后代）、沈氏（沈延珍后代）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官商之间的联系。
第三，通过捐纳、报效购得虚衔。
早在明代，许多富商大贾就通过捐输银两而获取职衔。蒲州大盐商张四教和其叔父张遐令就通过捐纳而获得了龙虎卫佥事和太医院吏目。时至清代中后期，由于对外战争失败赔款和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即所谓“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官并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山西票号的财东和其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可谓人人风光，个个堂皇。例如，日升昌财东李箴视不仅自己捐得个官职，还为故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捐了官衔，兄弟7人及家族同辈男子12人均捐得了文武头衔，而李家的女性也都请封“宜人”、“夫人”头衔，合族为官，合族为商，亦官亦商，气派非凡。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的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捐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千总；渠应潢受封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渠同海的妻孟氏、罗氏、集氏、马氏，俱得“恭人”之封。各取所需，合家欢乐。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的财东祁县乔家，家族中也不乏捐官之人，捐官的同时，乔家还大兴土木，扩建了家园。光绪年间乔致庸的几个儿子也都捐了官职，乔景信授花翎员外郎，乔景侃授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僖授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兄弟10人均花翎预戴。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物质满足后追求精神生活，生活数量满足后追求生活质量。富商在物质上满足了之后，自然要求在社会地位、精神生活上提高，因而有追求荣誉、权力的动力。清政府就是利用人性的这一追求而实行捐输政策，达到既让富人高兴，又让政府得到银两的目的的。作为山西商人来说，在国家有难之时，积极捐纳，既达到了为国纾难，使天下早日太平的商业目的，又实现了光宗耀祖、风光门庭的个人追求，并赢得了皇帝和官员们的嘉许和认同。如，曾任晚清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的徐继畲，咸丰初年时奉命在籍组建团练，防堵太平军的北进。在此期间，他应邀为晋中八大商之一的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作七十寿文。其中提到咸丰初年太平军突进湖南，马太夫人嘱咐儿子们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时势如此，守钱何欲为？即寄信各伙，令竭力捐输助饷。而晋省捐输之议亦起，接连六七，计前后捐输几数十万金。是时，全楚被兵，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家资去大半。近两年，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尤多，亦大半被焚抢，较之从前，家资不及十之三。太夫人坦然无忧曰：‘享国家二百年太平之福，世世温饱，以至今日。今逢厄运，圣主宵旰忧劳，大江南北，城池尚多未收复，我家之毁，又何足言？所恨资财将竭，不能如前此报效耳！”[3]仅冀氏一家，捐银数十万金，晋商捐资报效的情形，大体可见一斑。
第四，通过各种方式“行媚权贵”，加强与达官贵人的私人交谊。
明代蒲州出身的许多商人如王海峰、韩玻、徐昂等都同张四维等官僚保持密切联系。清末山西票号同官僚们的私交甚笃：大德通票号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人往来密切；蔚泰厚票号与江苏地方官吏王锡九等人“交结甚厚”；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徵的干儿子；百川通、协同庆同张之洞关系较为密切；蔚盛长交好庆亲王；三晋源交好岑春煊；日升昌则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达官贵人，等等。“票庄与官僚私下的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票庄经理有时与督抚往来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亦与之同行。如大德通的高经理（即高钰）追随赵尔巽，赵往东省，高则往东省，赵来北京，高则同来，赵放四川，高就到四川，大德通简直就是赵尔巽的库房。”
山西票号所以能与清政府官员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是因为相互各有所求，并互相能给予满足。对官员来讲，一方面上缴中央的各种款项需要经票号汇兑，非如此不能保住其官位。另一方面个人的存款或者赃款也愿意存储在信用好的票号或由票号汇兑。曾有一位安徽芜湖道童瑶圃，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款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表面看来童瑶圃放弃利息损失不小，其实他要从数千里外盘回重庆三千公斤以上的现银，不独运费浩大，还得担心风险。如果这十万两赃款被人发觉，或被告发，或被御史提出弹劾，不仅银子保不住，说不定还会身陷囹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封建官僚将巨额资金存储票号，票号自然报之以李，在其支出短绌时鼎力相助，慷慨解囊，借贷甚至赠送。如，张麟阁放川北道，出京时向蔚丰厚票号挪借银两，其借券只写库平归还，未写利。苏州提学使毛实君在苏向票庄借款未还，后来升做甘肃藩台、西行时候又向票庄借巨款，票庄恭维于前，不得冷淡于后。
第五，通过满足官府的需求来赢得其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