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宋元以后商品经济发达，如何处理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换，如何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成为人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这是小农经济下生活方式所很少面对的。和局促于某一地域的小农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要在广阔的地域内和众多的人完成交换的行为，就需要克制自己过分的对财富的贪婪，让别人也能得到相应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众多的人主动投身到商品经济的行列中来。但是作为理性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这就与克制自己过分的对财富的贪婪的社会要求产生了矛盾，为此商人必须提高修养。加之商品经济是竞争性的，要实现交换，就必须物美价廉，而这就要求规模经济，即实现陌生人之间的结合。而规模经济在降低成产成本的同时，肯定也会提高管理成本。与有强权暴力做后盾的政治组织不同，经济组织的流动性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非家庭成员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降低管理成本，发挥组织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这一时期为什么“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这五伦关系中，“朋友”一词特别被强调的原因，以致“四海之内皆兄弟”被广泛传播，并演绎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说。时人认为，“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
三是宋元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文化的下移和普及，关公的忠义形象更是广泛传播，成为以说书、唱戏、卖艺等为生的民间艺人的重要题材。宋人张来在《明道杂志》中记载，当时人们在看到“斩关羽”之际，都“辄为之泣下”。到了元代，借助新兴盛起来的“杂剧”和“平话”，关公的忠、信、义、勇被描写得更加具体、丰富和生动、形象。元代以三国为题材的杂剧有四十余出，其中表现关公的剧目便有十二出之多。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插图七十幅，有关关公的图画竟多达二十幅。明清两代，更是将关公圣化、神化到了极致。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他的名著《三国演义》中，不仅吸收、采用了宋元时代美化、圣化和神化关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大胆而大量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终于把关公塑造成了“忠”、“义”、“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圣人和神人。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广泛传播，关公在社会上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受到更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岗曾说，在罗贯中笔下，关公成了“古今名将第一奇人”。鲁迅也说，在《三国演义》中，“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四是统治者的大力褒奖。在关公热形成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出于稳定社会和巩固政权的考虑，也积极地加入了关公热的宣传当中，对关公热的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关公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的地位，并不显赫。到了宋代，崇尚道教的宋真宗，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为此大振。及至元朝，元统治者虽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为认同中原文化，笼络中原民众，同时也为了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也对关公大加追封。明清两代的皇帝，对关公的加封，更是有增无减。明成祖、明宪宗都曾下令全国重修关帝庙。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世祖再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嗣后的康、雍、乾、嘉、道、同等朝又屡加封谥。到清末的光绪皇帝那里，加封给关公的封号，是长达二十四字的“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于神武关圣大帝”，几乎将中国封建时代所能找到的用于封号的美好词汇，全部堆砌到了关公头上。这样，追封到“文圣”孔子头上的那些耀眼光环，在“武圣”关公面前，就不免有些黯然失色了。
关公“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既有能力又讲忠义，名声又大，山西商人引以为乡亲是无上的自豪与荣耀。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自然要以乡土情谊把关公拉来，兴建关公祠庙作为共同的祭祀偶像。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碑记》中明确写道：“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士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径，必有武以为之经。惟我关子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之称。”把关公放到与万世师表的孔夫子等同的地位相提并论，尤如文武经纬缺一不可成治，并尊奉关公为“关子”、“关夫子”，与孔子比肩而称，这种对关公极度的推崇与褒扬，远远超出了乡亲这根纽带相系的范围，更突出了关公信义精神对众商行为的潜在震慑，对商人伦理的继承、弘扬，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当时的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看来，关公最可尊敬之处就在于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义冠古今”、“信义昭著”、“义不苟取”、“人伦师表”……最好的赞誉之词刻写在关帝庙的碑文牌匾中，关公成为民众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他在民众虔诚的祭祀中被神化，赋予他惩邪镇恶、降福消灾、“神鉴洞明”的神威。同时，他又被民众作为活的楷模，赋予他道德、伦理、人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最优秀的品格，获得了与孔夫子并立的“人伦师表”的殊荣。民众在集体性的定期祭祀及娱神活动的同时，可以说也是在接受关公优秀品格的潜移默化的教育。
商人会馆组织为了维护同业商人的共同利益，一方面通过公议某些行规，对同行商人的经营活动给予具体约束；另一方面则借助于神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了商人在神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关公作为民众之神的一身正气，足使众商心悦诚服，因此被商人奉为正义化身的关公就成为商人会馆中至高无上的关圣帝君了。商人在对关公奉祀、崇拜过程中，受到以义制利、义为利本等伦理规范的制约。
关公作为山西商人崇奉的神圣，对商人行为所起的潜在的震慑作用，在洛阳“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中清楚地反映山来。碑文如下：
“圣王御宇首推明裎祀典，所载仪至隆至肃也。而我朝尤重者，宣圣而外，惟关圣帝君。内至京师，外至大都小邑莫不敕建庙宇，祀春秋无少缺。岂惟是祈福云尔哉！亦以帝君之忠尽义仁武实足以震浮起靡为万世则故。既载诸祀兴崇其德而报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概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只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讠寿张而相徂诈也……”
汉口山陕碑刻中，有湖广巡抚兼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连登登谒春秋楼记，也鲜明地表达了关公文化所具有的这种警戒世人的作用。文曰：“……今秦晋商人……而能仰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臣也，以事父则孝子也，以敬兄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知尊君事上之大义，而守己安分，不流于非辟，不入于回邪，则皆吾夫子之所许也，岂不与孔子之春秋同一与人为善之意乎。诚如是也，则吾秦晋榆不负夫子，亦不负此阁矣。”
关公诚信重义的品德，是上忠国家，下尊父母，敬兄、交友的有为道德准则，是指导商人的最具体、最实用的立身处世之道。
关公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在山西商人足迹所至的大江南北，同时也覆盖了海外华人世界。港澳地区的所有商店几乎无一不供奉关公圣像，以表明店主崇奉信义的虔诚。例如，台湾岛现有关公庙四百多座，经常奉献香火顶礼膜拜的信徒约有一千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华侨所至的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关帝庙，不仅香火鼎盛，而且游人云集，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新加坡还在滨海之地耗资一百万新元，塑造了八尊中国圣贤花岗岩塑像（每尊高达2.6米），关公以他诚信忠义的崇高品格和神武气概荣列八贤之一，更反映了关公在海外的宏远影响。
“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了民族精神。”（于右任的关帝庙题联语）关公文化不仅把属于乡土亲情的山西商人凝聚在一起，对近世商人伦理的继承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维系海外炎黄子孙向心力的重要精神力量。
总之，明清时代的中国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战中取胜，纷纷把“以义取利，利从义生”的原则物化在对关公的顶礼膜拜中，通过“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帝庙”的群众性参拜形式，以及民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大力宣传关公的忠义精神，对明清商人伦理的推广和深入人心，对降低商业交易成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山西梆子、徽剧等艺术形式，就是随着山西、徽州商人势力的推进而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在商人伦理传播的过程中，既搞关公崇拜又唱关公戏商人会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尽管山西会馆在扶持晋商发展商品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时期的产物，在内部机构设置、权力划分诸方面都不够明确，对内的压抑竞争、对外的排他性都比较强，这样必然缺乏与其他商帮跨省区的沟通和联系，“各乡之界限，即判于其间；界限愈判，排外愈甚。”[7]这与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开放，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率地配置生产要素的趋势又相抵牾。因此，当有更大开放性的西方企业界在华势力还不大时，晋商依靠行会的规模经济力量还能有效地抵御西方竞争对手，但是当西方企业界在华力量超过了晋商行会的规模经济力量时，晋商的衰败不可避免。有着百年历史的山西票号在清末民初的集体溃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没有会馆，山西商人就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取得规模经济的力量，并赢得广泛的社会赞誉，但随着山西商人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以致到了故步自封，蔑视他人的地步。没想到，后来碰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这个竞争对手更加强大，规模经济的力量更为雄厚，当晋商的规模无法抗衡别人更大的规模时，只能落得个全军覆灭的命运，用老子的话讲，“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8]诚哉斯言。
假若晋商能像江浙商人一样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就会虚心向西方同行学习，就会在竞争策略上避实击虚，不与西方同行直接竞争，而是变成一种合作关系，或者是在西方不从事的区域或领域内建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那山西票号就会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逐渐强大自己的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抗衡中，凡是高估自己力量的，都败得更快，前有胡雪岩，后有山西票号，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只能是为后来者提供历史的借鉴罢了。它告诉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即使成功了，也不能骄傲，要永远把自己看成是弱者，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心来经营，这样才有可能做得长远。晋商的失败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观原因也很重要。毕竟人不能选择环境，只能是适应环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晋商票号的失败，再次说明“骄兵必败”这一古老箴言的正确性。大家可能会说，自负和自信有什么差别？自负和自信的共同点都是对自己有信心，不同点是：自信中有自谦，明白自己的弱点，虚心向别人学习以弥补自己的弱点；自负则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弱点和自己的优点，这样就没有进一步学习、弥补自己弱点的动力。因此，自负和自信没有多大差别，也就那么一丁点差别，自信很容易变成自负。作为生活中的人，尤其是企业界的人，要牢记这一点。
晋商失败的教训还告诉我们，商品经济要求扩大交换范围的内在逻辑推动着全球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向前发展，要求将社会上各种资源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安排也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问题是各种社会制度一旦建立，就相对稳定，并不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同步，晋商会馆后期遇到的矛盾就在于此。随着西方商人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时代要求建立一种更开放的制度安排以整合全球的资源，而晋商的会馆仍主要局限于山西，尤其是晋中地区的范围内，连国内各商帮的资源都整合不了，更不必提整合全球资源了。在全球化时代，晋商不是倾向于合作，而是一心要巩固垄断，倾向于吃“独食”，拒绝跟政府合作办银行，因此在跟西方商人的竞争中失利就不足为怪了。这是晋商制度的失败，更是其思想、观念陈旧落后的反映。
本章注释
[1]以上史料见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第389~39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该资料参见黄鉴辉著：《明清商人研究》，第305～30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3]转引自刘建生：《晋商研究》，111页。
[4]《公建桐油行碑记》，乾隆十八年。转引自黄鉴辉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309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5]转引自黄鉴辉著：《晋商经营之道》，第17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6]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7]杨阴航：《商务官报》，《清末时事采新汇迭》，第1册，第12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8]《道德经》，四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