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号规的履行上，他们坚持“今既定之于前，则必行之于后”的“言出法随，决不宽贷”的原则，—再告诫全员“实力遵行”。并且定期“依章程第次，认真实行查核”，如有违章情事或查核中徇私情者，则按情节给予相应的处分。每到两年，还要依照号规，“分功过，励优惩劣一次”[14]。平素间还要求全员相互维护号规，相互负责监督，可见，大德通责章程，实际上也责章程的严肃性。
五、重视对各分号的账务与业务报告的管理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对于以交换为生的商人则更重要。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人们认为一个典型的商人是衣服袖子和脸上有墨水痕迹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写信以交流信息。对于一个庞大的集用公司而言，要降低组织管理成本，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就必须重视信息的搜集与处理，这样才能做到“知已知彼”，制定出更好的政策以满足外部顾客，合作伙计和内部员工的需求，从而做到组织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这方面，山西商人有独到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以票号的管理为例，汇兑业务需要统一调度，而票号分号又分处各地，且有独立处置之权，于是，便需要有一种方式来保证总号的控制能力，这就是加强对账务与业务报告的管理。
山西票号的业务内容较多，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颇为复杂。根据一份1911年天津义善源票号倒闭清理时的记录，该号账簿共12种，22册[15]，计有：
长期账1册，规元账1册，局所账4册，各记账5册，
各号账2册，炉房账2册，洋元账2册，往来账1册，
暂记账1册，存条账1册，拨条账l册，名有账l册。
票号账簿名目虽多，但以类来分不过三类：其一，流水账，凡有交易，皆入此账，是票号业务最原始的记录；其二，分类账，也称老账，是在流水账记录的基础上，再分门别类加以登载，以便条目清晰；其三，现金账，凡交易过程的现金往来，均入此类账簿。
山西票号复杂的账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当时经营环境的产物。例如，分号员工一切花销，几乎均由票号垫付，然后再予清结，这就需有专门账簿记录；再如，当时银两、制钱并行，而两者间兑换比率又不固定，同样需要备有专门账簿记录。此外，汇兑、放贷，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别记录。复杂的经营内容，必然需要严密的账务管理，而严密的账务管理，使各种交易处于一目了然的状态，也就为总号审核分号业务，从而控制整个票号，提供了基本条件。
票号总号对分号业务的了解，还有一种更为直接与简单的办法，即分号业务报告制度。分号的业务报告，分为“月清”与“年总结”两种，两者的内容、格式基本相间，只是时间断限有别，前者上报于每月月底，后者上报于每年的旧历十月底。
关于业务报告的内容、格式，一位票号故旧做过描述：“报告使用旧式账纸，如同账本一样。报告内容，首先是各项总结起来的数字，并写在前面；其次，关于各项总结数字的具体花名、地点及数字，都写在后面。”比如汇兑，前面只写该时期共收汇或兑出银两多少，至于每一笔汇兑的地点、日期、银数、客户等项，均分列于后。”这样，总号看过之后，不仅可以稽核数字，而且可以明了都是做了些谁的生意，有哪些收入和花销，有没有问题”。[16]
除月清与年总结外，各分号还要对营业状况随时进行报告。营业报告用书信形式，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具体交易的直接说明。这类报告是收汇票号向付兑票号发出，具体说明收汇何人银两若干，何时兑付，以使付兑票号有所准备，“如同发出汇票后，报送汇票底根一样”。[17]另一类是对当时经营及市场情况的通报，包括本号每天的营业情况、当地的行市，以及对业务处理的意见，等等。这类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使总号与各分号均能了解全面情况，从而预做筹划，主动寻找商机。对于重要的机密情报，往往用暗语书写，甚至派专人回总号汇报请示。各分号之间亦保持信息交流，以便彼此了解经营情况，互相扶助。这样，总号与分号、分号与分号之间，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信息网络。总号虽远在山西一些古老的小城，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聪目明，足以对全局的营运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
票号的业务报告量非常之大，尤其分号较多的票号，更是因此而忙碌得不可开交。于是，后来一般规定报告周期，以减轻负担。如百川通票号规定，每五天为一周期，一个分号五天内每天只向若干分号通报。以百川通汉口分号为例，它被规定的报告顺序是：“初一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梧州；初二是成都、重庆、云南、贵州、西安；初三是湘潭、长沙、桂林；初四是沙市、常德、德安；初五是平遥总号”[18]。这样，便使各分号工作井然有序，不致繁简不均。
除以上两类报告之外，票号总号还每年做一年度总结，将本年经营状况做一总的报告。这份报告称为“清单”，是呈送票号股东的。“它是总号汇结各分号年总结后，再加上总号本身业务，综合编制的向股东报账的一种方式，类似近代银行的决算报告。”到大账期分红之年，该报告“还要算出每股应分红的数字”[19]。
从上述内容可见，山西票号的账务管理与业务报告制度，已具有了很高的水平，达到了精致化的程度。由此，票号的最高管理层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经营状况，把握市场动态，从而牢牢掌握经营的主动权。[20]
六、两权分离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要将上述的管理措施实施下去，必须在最高决策层有一个有动力且有能力长期负责对下属分公司实施严格管理的总经理。而晋商所以能创下数万年的基业，能对分散在国内外广阔市场上的众多分公司实施有效的管理，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位有动力认真负责的总经理。俗话说：“为富不过三代”。然而山西有许多巨商大家都是子孙承业一百余年、二百余年不衰，其中重要缘由就在于妥善地解决了总号与分号间集权与分权、指挥与协调的矛盾，使总号在指挥调度庞大的连锁网络时，能够朝令夕奉，运作自如，而且基本上杜绝了贪污、盗窃等种种弊端的发生，所谓“舞弊情事，百年不遇”是也。而晋商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讲还在于两权分离制的实行。晋商财东们将商号的经营大权全部交给总经理，使总经理享受最多的恩惠的同时，也承担起最大的责任，从而有动力经营企业。当然，晋商在跨地域管理方面也存在着弱点，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上级对下级的控制虽有余，但下级纠正上级错误，尤其是重大错误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票号晚期欲改组银行，但受总经理阶层的阻挠而搁浅一事上。这说明在企业制度建设上，不仅要让总经理承担起最大的责任，还要积极弥补其决策能力的不足，纠正其可能发生的潜在的错误，这就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建设。二是尽管票号总部对各地分号实行了强有力的控制，但当票号总部无视分号的一再请求拒绝改组银行时，各分庄伙友普遍对票号的前途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辛亥革命爆发，票号遇到沉重打击，各分号的经理、伙友们乘机失少报多，从中渔利，甚至有人携款潜逃的现象。这说明，管理是重要的，但战略更重要。如果企业战略有误，员工看不到前途，就会对未来失去信心，兵败如山倒的事情自然就会发生。而要制定正确的战略，就必须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有助于弥补总经理能力的不足，监事会制度则通过倾听基层员工的呼声，不有助于对总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更有助于知彼知己，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奠定基础。
本章注释
[1]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
[2]主要了解可做之生意，各家银根紧松和汇水涨落等。
[3]《张仲权访问记录》，见《山西票号史料》。
[4]郝建贵：《大德通票号始末》，见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第3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韩业芳：《调查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1921。
[6，10]大德通《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合账重议号规款录—第一次修改章程》。
[7，8，11，14]大德通《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东伙公议号规底》。
[9，13]大德通《民国二年四月十三日通/恒记并众东公议号规底》。
[12]光绪二十七年大德通《拟占蜀庄章程四条底》。
[15]《山西票号史料》，62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6，17，19]《乔殿蛟访问记录》。见《山西票号史料》。
[18]《张仲权访问记录》，见《山西票号史料》。
[20]参见董继斌、景占魁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