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伦办事大臣多次行文伊尔库茨克省长，要求他按条约之规定处理此事，然而伊省长却以已结案推诿。1785年初，理藩院照会俄枢密院说，纳拉巴尔金少校随意行事，破坏1768年协议，可恶至极。照会要求俄国将乌拉勒斋等贼人解至边界砍头示众，否则中国就停止一切贸易。俄枢密院仍以乌贼一案了结推诿。清政府遂于1785年停止对俄贸易，恰克图互市也随此关闭。此次停市，清廷态度很坚决，并严防大黄、茶叶偷运入俄。为了防止商人从其他地方转售俄国，清廷甚至下令：“盛京、直隶、山东、江南、浙、闽、粤东各督抚等，饬属沿海口岸，实力稽察，毋许奸商偷运大黄出洋，致转售于俄罗斯，希图厚利。”[41]
这次严厉的停市给予俄国以沉重的打击，不仅俄国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黄、茶叶、布匹等断绝了来源，而且直接影响到俄国的国库收入，因为这时中国仍然是俄国最大的输出国之一，每年从恰克图进出口的贸易额，平均达八百余万卢布。为了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俄国君臣之间又有人提出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中俄边境一时战云密布，形势紧张。然而，不久俄国开始了俄土战争（1787～1791年）和俄瑞战争（1788～1790年），无力东顾，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只得作罢。武力不行，俄国又决计与清廷和平解决争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俄罗斯呈请通商，文辞恭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双方在多次谈判后，签订了关于贸易和边界问题的议定书，即《恰克图市约》。市约规定，贸易仍照旧章，要在边境官员监督下进行；对边界犯罪行为，由双方边防官员共同审讯明白，然后各由本国治罪，行文知照示众。市约还谴责了俄国以前不守法规，致使几次绝市，明确告诫俄方，“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此次闭关是历次闭关时间最长的一次，前后共计7年。在这次闭关期间，损失的贸易额仅以1775～1785年的年均进出口货值推算为18134368卢布。
以上是三次主要的停止恰克图市易的经过。正如张维华教授所指出的，由停市及开市的经过，可以看出恰克图市易对于俄国确实至关重要，所以清廷才得以满意地解决了争端。清廷以停市来威胁俄国，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当然，清廷之所以能够停市成功，也与当时清王朝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有关，此时外国还不敢小看中国，不敢贸然采取武力手段。另外，中俄关系在这一时期一直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俄国的外交处境有关，正是因为俄国当时陷在西方不能自拔，它才无力实现其在黑龙江及中俄边界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在解决对外关系上，清王朝所以屡屡使用闭关这种过激政策，是与中国传统的羁縻政治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分不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其过分迷信自己资源的充足，既然对外无所求，自然不怕断绝和外界的联系。而传统的羁縻政治，使其倾向于以“薄来厚往”的经济手段来协调跟周边民族的关系，以赢得对自己有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外番市易，中国一向视之为一种额外恩惠，并不以平等互惠的观念来看待，而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羁縻之术去处理。如肯恭顺无违，则准予市易；如不遵守约束，则停止市易，以为威胁。历史上的成例，数见不鲜。乾隆时，驻扎库伦的办事大臣，也存在这种态度与心理，所以在办理外交感觉棘手时，就以停止市易相威胁。乾隆年间的三次停止恰克图市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清政府三次关市缔约，维护了国家主权，打击了俄方违约行为，从而为恰克图贸易争得了和平的环境，有利于山西商人从事中俄贸易。正是由于俄方悔过，不再违约，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60年代，再没有发生俄贼抢劫我商民的事件，才使得恰克图贸易在第三次复市后迅速得到发展，此后的几十年间贸易再未停止。
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采取闭关这种极端的制裁措施往往是双刃剑，既伤别人，也伤自己，而且还不见得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第一，当一个组织力量不强时，它也许会乖乖地接受你的要求，但是一旦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打倒对方，它就不会像以往那样乖乖地服从，而是以武力相抗衡，迫使对方按它的意志行事。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可算是清王朝闭关制裁措施失效的一个事例。第二，当一个组织力量不强，但又特别依赖双边贸易时，另一方对它采取闭关这种极端的经济制裁，对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往往不惜以屡屡骚扰的游击战来抗衡，直到对方答应它的要求，蒙古族之所以屡屡骚扰明的边关，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反映。当然，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贸易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贸易，非两国之贸易，但有很多类似之处。
作为清王朝来说，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比明王朝大度，有气魄。但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清王朝处理得还是太小家子气。一旦别国惹自己不高兴，往往利用别人对闭关的恐惧，采取闭关这种极端的经济制裁办法，结果惹恼了正处于上升势头，取得了对华全面竞争优势，尤其是军事竞争优势的大英帝国。英国以武力叩关，清王朝大败，不得不全盘答应大英帝国的要求，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厄运之中。
因此，还是孟子说得对，要王道，而不要霸道；要以德服人，而不要以力服人。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即舍弃自己的部分利益而让别人得到目的是让别人发自内心地尊敬、配合自己。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即采取逼迫别人服从的办法，来让别人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是，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一旦力量削弱，反叛分子就会出现。故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真是太有道理了。
不过，要做到以德服人，其前提是既了解别人，包括他人的需求、他人的能力的高低等，也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需求、自己能力的高低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彼知己，从而找到既让别人高兴，也让自己高兴的办法，这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中”（适合的意思）。换言之，要按中庸之道办事，要找到“中”，就必须做到“知”。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找出既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别人长远利益的解决办法。
在处理对外关系，明清政府的共同点就是不注重了解对方，不了解对方的立场及其所产生的需求，只是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猜测对方，自然找不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能让对方满意，也不能使自己产生危机意识，结果在1840年英国人的武力叩关下，被迫对外开放，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被帝国主义宰割的厄运。如果说，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清政府比明政府更高明一些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同为游牧民族，因此更了解他们的痛苦，更了解他们的需求，也更了解他们的弱点。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对西方人了解不够，也不太愿意了解西方，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国际化、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本章注释
[1]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受小农经济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到迫切要求开拓海外市场的程度。
[2]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编》，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
[3]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一二，《俄罗斯馆考》，光绪七年刊本。
[4]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印，1964年，第7号，279、281页。
[5]马克·曼号尔：《俄国与中国：1728年以前的外交关系》，1971年哈佛大学版，169、186页。
[6]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版，43页。
[7]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年，172页。
[8]《内蒙地志》，35页。转引自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9]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36页，转引自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10]秦武域：《闻见瓣香录》，见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65页。
[11]尽管《尼布楚》条约规定，来华俄商自备马驼盘费，但清政府担心俄商自由出入会影响国家安全和地方民生，再由于“薄来厚往”的惯性思维，因此对来华俄商不仅来回由士兵护送，还管吃管喝，所费当然不菲了。
[12]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48页。
[13]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5年，767页。
[14]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年，附录。
[15]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1939(25)。
[16]诺斯科夫：《最近八年间的恰克图贸易》，1870年彼得堡版，3页。
[17]《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1689～1840）。
[18]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11页。
[19]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卷四六，光绪七年刊本。
[20，21]路履仁：《外蒙古见闻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79页。
[22]陈篆：《蒙事随笔》，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34年第2版。
[23，25，28]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编》，420页、421页，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
[24，26]姚明辉：《蒙古志·贸易》，卷三，光绪三十二年。
[27]俄旧制，1普特合16.38公斤。
[29]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
[30]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资料》第2册，128页。中华书局，1962。
[31，32]（日）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与内蒙占》，载日：《纪念藤原弘道先生史学佛学论集》，1973年11月。
[33]莱温斯特：《在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见《山西外贸志》，上册，70页，铅印稿本。
[3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篇》，第1册，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5，37]《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九。
[36]《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一，乾隆三十五年十月甲午。
[38]俄语中“领袖”之意。时俄国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凡欲开展对外贸易者，必须纳于国家控制之下，国家在众商人中，择有实力、威望者为“廓密萨尔”，以约束众商。
[3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40]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七，《俄罗斯互市贸易始末》。
[41]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