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山西商人就是这样集粮商、盐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过程中，兴起于商界的。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有十七家被列入，其中多为地主、官僚、宗室、土司、太监等人，属商人者七姓，“山西三姓，徽州二姓”。[32]明人沈思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33]明人谢肇制也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34]
综上所述，晋商崛起的逻辑如下：没有唐中期以来气候的变冷，就不会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的增大；没有游牧民族南下压力的增大，就不会有明王朝在长城沿线的陈兵百万；而没有明王朝百万大军在边关的驻扎，就不会有开中令的颁布；没有开中令的颁布，就不会有晋商的崛起。当然，这话倒着说也是成立的。晋商的崛起依赖于开中令，开中令的颁布来源于为边关百万大军提供军需的需要。之所以在边关驻扎百万大军，是因为游牧民族南下压力的增加，游牧民族南下压力的增加则来源于唐中期以来气候变冷趋势的增强。
但是这段话在逻辑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为百万大军提供军需必须通过招商承办这个办法吗？从逻辑上讲，为百万大军提供军需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政府直接控制生产要素（劳动力），既拥有所有权，又拥有经营权，这就是传统的民运粮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政府将该项业务外包出去，变直接控制生产要素、亲自经营为招商承办，即政府拥有所有权，但经营权向民间开放这就是开中令的办法。至于到底实行哪个办法，关键是看时代的约束条件。政府直接经营的条件是：生产力落后，社会剩余产品少，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时间成本低，故监督成本也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调动劳动力、亲自经营就是最有效率的办法。招商承办的条件是：生产力进步，社会剩余产品多，商品经济发达，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时间成本高，故监督成本也随之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采用原来直接经营的办法就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而将业务外包出去，招商承办就成为社会能接受的最有效率的办法。显然，正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达，才使以招商承办为宗旨的开中令得以推行。因此，讨论晋商崛起的条件时，一定不能忘记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力进步、商品经济大发展，使商品经济民营化、商品经济货币化成为现实这个社会大背景。没有商品经济民营化这个背景，不惟在销售领域招商承办的开中令不能颁布，即使颁布了，也因为生产领域没有实现民营化而不能提高生产数量，从而使销售领域的招商承办无法坚持下去。而没有商品经济货币化这个背景，前期的开中纳粟政策便不能向开中纳银方向转变，晋商在盐业的垄断将继续下去，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跨地域、跨领域扩张的问题。
政府的政策是体现社会普遍意志、反映经济发展趋势的晴雨表。从表面上看，是政府的某一个偶然的政策，如开中令，导致了晋商的崛起，但其背后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个大背景，只有把晋商放在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认识，才能真正明白晋商崛起的原因，也能给今天的山西经济、山西的企业家以实实在在的启发。
二是开中令一定会导致边关商人的崛起吗？如前所述，同样靠近边关，河北、宁夏、甘肃等地的商人就没有发展起来，山西商人所以能借“开中令”之机崛起，关键还是山西独特地理环境的作用。山西位处长城的中间地带，可同时以比较低的运输成本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这是位于长城东西两端的商人不可能做到的。另外，山西位于北方游牧文明和南方农耕文明的中间地带，即“晋省路当孔道”，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还是南方中原政权的北上，山西都是首当其冲的必经区域，因此自古以来中原政府就在这里部署重兵，这使山西商人很早就有跟边军贸易的经验并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加之，无论中原政权的首都是建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山西都是连接京都和外部的重要渠道，而山西“富盐铁之饶”，因此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山西，无不派大员前来经营山西，这使山西交通发达、文化发达，也使得山西商人很早就懂得跟政界打交道，且善于跟政界打交道。因此，和别的区域商人相比，山西商人不仅有资金优势、专业知识优势，而且有政治资源优势。所有这一切，使得山西商人更容易抓住机遇，并在站稳脚跟后迅速向其他市场扩张，这扩大了山西商人的经济边疆，使其几乎垄断了整个北方边镇贸易，为成为天下第一商帮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本章注释
[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代各镇军马数额》，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黄鉴辉：《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3]《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4]江苏两淮盐场所产之盐。
[5]山西河东盐场所产之盐。
[6]《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六，霍韬《哈密疏》。
[7，8]《明史》，卷八○。
[9]《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天顺八年十二月癸已。
[10]《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三，天顺元年十月王辰。
[11]《明宪宗实录》，卷四二，成化三年五月辛未。
[12]《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三，成化十九年八月戊子。
[13]《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已未。
[14]杜萼：《杜文襄公奏议》，卷一，见《明经世文编》（三），1829页，中华书局，1962。
[15]《明孝宗实录》，卷七六，弘治六年闰五月戊戌。
[16]《明孝宗实录》，卷九六，弘治八年正月庚寅。
[17]《明孝宗实录》，卷四九，弘治四年三月已卯。
[1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
[19]（明）戴金辑：《明条法事类纂》，卷四二，科学出版社，1994。
[20]《明穆宗实录》，卷十四，隆庆元年十一月。
[21]《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六，胡松《陈遇忠教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
[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4册，《疏上耿橘平洋策》。
[23]华钰：《盐荚议》。
[24]薛宗政：《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25]《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六，胡世宁《备边十策流》。
[26]《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七，涂宗睿《边盐壅滞疏》。
[27]《西园闻见录》，卷六五，《兵部》
[28]《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文庄公奏疏》。
[29]《明经世文编》卷六四，《马端肃公奏疏三》。
[30]《受祺堂文集》，卷四一。
[31]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八。
[32]王世贞：《龠州史料》后集，卷三六。
[33]沈思孝：《晋录》。又见王士性《广志绎》。
[34]谢肇制：《五杂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