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术论着的注释问题，不少学者已多有论述，如李零在《人山与出塞》一书后记中指出：“过去，中国的文章没有脚注（当页的脚注或文后的尾注），很多学术考证都是信手写来的札记、题跋和随笔，不交代学术同行的研究，也不说明资料的来源出处。这不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点。有些老先生习惯这么写，神思起伏，一挥而就。他们觉得，清朝的大师尚且如此，最高的水平就是这样，脚注算什么东西？那都是没学问的人，靠它虚充字数，扩大篇幅，骗取稿费。这完全是误解。过去，我就谈过这类问题。我说，外国的规矩不一定都好（比如讼棍式的矫情和刻薄），但他们讲什么（我是说学术着作，不是说所有文章）都细道原委，言之有据，读者和学生可以踩着走，代与代可以承传，国与国可以交流（现在什么都讲国际接轨。你关起门来可以不管，但假如投稿港台，转译西方，必遭拒绝。即使人家让你改替你改，也得从头查起，这不是折腾人吗），好处是明显的。我们的作者，我们的读者，很多人都不明白，西方的书干吗要印那么多脚注，还要吃苦受累编索引。其实，这些东西，并非点缀，就是我们称为目录学的东西。它们的书都是书套书，只要找到最新着作，马上就能倒着找，很快查到有关资料，也便于检查和评价作者的研究。它不是我们理解的双行夹注，天马行空，随文评点；长篇累牍，细密笺疏，主要还是起资料来源的作用。你用它，跟谁交流都方便；不用它，走哪儿都不被接受。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与人方便，即自己方便。”
钟敬文曾说：“我的博士生做论文，所引用的书目我要管。比如有的英文书，中译本改了名，引用时就要注明。如一本美国人写的《民俗学研究》，中译本改名为《世界民俗学》，你不注出原着的名称，别人就没法查。所以做注要全，否则别人会不知所云……写博士论文一定在各方面都遵守规范。有的导师本身就没有规范意识，那就更要改进，不然就误人子弟。”学术规范的内涵较为丰富，然而，论着的注释却是关键一环。学术论着中的注释看似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学界，“学术腐败”虽然较为猖獗，然而中国学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学术史上从未有过的对“学术腐败”的深刻批判和对学术规范的全面探讨，这种批判与探讨的文献发表甚多，成为我们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学术规范的良好读本，例如《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与《学术规范通论》二书即是如此。
杨守建所着《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被称为是关于中国学术腐败的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该书不仅对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同时亦提出了一些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观点。杨守建认为，学者在研究着述前应该对所要涉足的问题有个基本把握，这就要检索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这样做，既可以知道对相关问题学术界都已取得哪些研究成果，又可以看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哪些不足。这样才能避免袭蹈前人和找准努力方向，推陈出新。而任何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即使是某一学科的开山鼻祖，在开创新学科时也离不开吸收已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从学术史的意义上说，学者既是继承者，也是创造者。而在这种双重角色中，后者才是主要的，学者的使命在于创造，继承只不过是创造的条件。假如学者的成果不提供知识增量，不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科向前推进，这一成果就没有意义，因为它不符合原则性的学术规范。由于没有创新，那些不立说，不立新说，不立己说的所谓成果，在形式上可以搞得非常规范，比如注释等列得相当齐备，仍然是违规之作。学者要在自己的成果中体现出“新意”来，必须为自己的研究进行尽量准确的学术史定位，交待清楚学术史背景，使别人能看清自己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在学术发展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才能相对准确地判断出这项成果的价值。西方学者在撰写论文和论着时，开篇通常都会对自己所谈论的问题进行一个简要的介绍。指出这一课题的研究已推进到怎样一个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研究的现状如何，还有哪些不足。提出自己研究的目的和准备讨论的问题，点明自己涉足这一问题打算在哪些方面对研究有所推进，希望做出怎样的贡献。这就是对自己成果的一种学术史定位。要把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上准确定位，首先是不能搞一锅粥式的学问，让人分不清哪些东西是作者自己的，哪些东西是作者从别人那儿继承过来的。要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截然地分开来，如果这种分野不存在，势必使人觉得这一作品全是新东西，有如开山之作。其次，还要求作者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尊重已有知识。这种尊重是通过规范的注释等体现出来的。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化人为己，不能有意或无意的采用模糊战术。搞一锅粥式的学问，不体现对已有知识的尊重，使得学术上最基本的原则性规范无法体现。
叶继元等人编着的《学术规范通论》一书是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学术规范的着作。该书论述全面，体例完备，对于学术规范的基本问题多有独到见解。该书认为，“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这个定义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学术规范的目的或精髓是要求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二是学术规范必须是学术共同体的产物；三是学术规范的表现形式是条文化的、简明扼要的各种要求、规则等；四是学术规范的研究对象是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即研究活动的产生、结果、评价等。”“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倡导真学问，真学问的精髓是创新，创新又必须有规矩，必须建立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当需要突破原有范式（规矩）才能创新时，新的范式（规矩）的出现就是创新的标志。”“建立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明确学术及学者的地位、责任和义务，设置必要的门槛。避免错误的政治、行政手段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概括起来就是诚信二字，其操作的层面就是遵守学术规范，概括学术纪律。”“一切理论探讨都可以归结为对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探讨。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完善，某种程度上表征着该学科的完善程度。”“学术论文的创新性是指学术论文在观点、见解、资料、论证、角度、方法等方面应具有创新之处。”“学术论文的独立性是指学术论文应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不能是他人成果的拼凑。拼凑是大量引用他人的成果，亦注明其出处，但无分析、评价和修正，又无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学术论文不应仅罗列别人的资料，而没有自己的科学研究和观点。应在对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试验、建模和推导，形成自己的结论。学术论文的内容不仅要客观地表述新成果、新观点、新创见，还必须探讨其理论价值，揭示出本质的规律，总结出理性的结论，以完善原有的理论体系或创建新的理论体系。”
上述论述涉及了学术研究中的部分带有普遍性的规范问题。类似以上的论着尚有许多，此不赘述。这些论着无疑对于建立中国美术学之学术规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美术史论研究者来说，掌握和应用学术研究的规范，是探索和完善其专业性规范的基本前提。其次，学术规范不仅具有普遍性特征，同时也具有特殊性特征。例如袁行霈等学者在《中华文明史》总绪论中所说，研究文明史必须重视文献资料，也必须重视文物考古资料，并且努力将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互证。应从事实出发，力求对事实做出准确的描述、考证与概括，概括就体现为理论。将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结合起来。应是史学着作写作所追求的目标。对于各个学科来说，不仅要遵循学术研究原则性的普遍规范，同时，不同学科又存在着特殊的专业规范。如在美术理论研究中，图像与文献往往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而我认为，应将图像的注释（包括图像资料的来源等）与文献的注释置于同等的地位。如此等等，诸多规范的具体化问题尚有待不断探讨。
（三）小心求证与竭泽而渔
1980年6月在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中，李泽厚针对当时国内美学研究的状况，提出了他的看法：“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也表现在目前的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上。科学的发展必须吸收前人和当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闭门造车。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着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彻底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李泽厚的这段话实质上阐明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即学术的创新常常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而并非仅仅依靠个人的“大胆假设”。在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无论你研究的问题是宏观的或是微观的，无论你是研究史实问题或理论问题，也无论你是研究中国艺术或西方艺术，尽可能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你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研究现状，则是深入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重复劳动，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学术研究不断产生新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的规范的方法论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手段之一。相对于历史学、考古学来说，当代中国美术学界在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学术质量的提高。
孙郁指出：“近些年来，学界对史料研究较为疏忽，似乎惟有形而上学乃是正宗。实在说来，史料是基础，思辨乃支柱，所谓学问者，不过是对史料的看法罢了。我们谈主义过多，而问实在者甚少，而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至今做得好的，为数不多。”黄修己针对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曾作了以下分析：“我们现代文学研究成绩很大，缺点是煮了夹生饭。形成夹生饭的原因，主要是论着的证明不足，其中就包括史料的欠缺和错误。史料的建设是学科的基础建设……没有坚实的史料为基础的论点，也是不坚实的，也就只有大胆假设，缺乏小心求证，可信度不高，叫人放心不下。这样的成果要由将来的人重新补做小心求证的工作。在史学里从来就有史料派和史论派的分歧。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尤其是在史学领域，不但强调史料的意义，而且要求存而不补、证而不疏，讲话要有证据，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就是要绝对尊重史料的客观性。这种思想和主张，是史学中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表现。但是，20世纪是中国强调主观作用的一个大时代……是一个看重主观作用、看重人的主体性的时代，轻视史料工作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不重视史料工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对科学精神的破坏……1954年批胡适，把胡适在五四时期介绍、提倡科学方法当作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来批判，结果是批掉了科学方法，剩下了大胆假设，无心求证。1958年的插红旗，拔白旗，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统统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扫地出门，以破除迷信，打破常规之名，破了一切学术规范，让主观唯心主义为所欲为。大革文化命，更是主观唯心主义满天飞了。说你是叛徒就是叛徒，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无须任何证明。上述这些历史的因素到了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与现实条件相结合，就形成了今天学术上的浮躁之风……如果按部就班地从一条条史料的收集人手，那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超越先行者……于是转向另一条路，趁对外开放，西方学术思潮涌来之机，把西方理论搬过来，打起先锋的旗号，哪怕是一知半解也无妨，拿几条中国的例子作为装点，就有了自己的成果，而且宣告这是最新潮的。凭着这样的东西，才足以表明自己在学术上的领先地位。这才是一条捷径。一条求名得利的捷径。这就是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论文上外国人的名字多了，又出现名词爆炸，有的文章非常难读的原因。它的好处是从西方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有利于打破单一的理论思路，有的人做得比较认真，对传播西方文论、开阔人们的眼界，起了好作用。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不仅好的成果少，更造成不良的学风。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社会的、思想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中就出现重论轻史、重观点轻史料，重大胆假设、轻小心求证等偏向……有朝一日现在兴师动众编的许多现代文学史着作，都被淘汰了；但现在做的那许多史料性工作，却是不朽的，会令后人感激不已。”
当代美术理论界的发展状况大体应与以上论述基本相似。至于上文所言及的胡适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问题，王力曾说：“大胆假设问题不在于假设，而在于大胆。大胆到某种程度，就变成主观臆测了，跟科学的假设风马牛不相及……主观的大胆，当然就不科学了。胡适的大胆假设，细心求证，问题在于大胆，不应该提大胆，科学的解释就是假设，假设是可以的，大胆是不可以的。细心求证是完全对的。所谓细心求证，应该是充分掌握材料，然后细心地推出结论。”由此可知在科学而严谨的治学过程中，假设尚不可大胆，求证则更需细心。要做到细心求证，首先就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学术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胡适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有一个研究问题作中心，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有学者亦曾指出：“胡适所说的大胆的想象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这种想象一定要合乎理据，二要在小心的求证中得到证实，在未证实之前，它始终只是一个假设。”
1999年12月，《历史研究》等7个刊物在联合发表的《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我们七刊将不予受理。”这种对论文的格式要求，实质上强调的是学术论文的一个基本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