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生于1870年，天资聪慧，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他也不负重望，15岁即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并点翰林，可谓少年得志。
因为赞助维新，戊戌变法后熊希龄有过一段低潮。1905年他随五大臣出国考察，干了件大事，就是买通杨度、梁启超做枪手起草了考察报告，之后不久即被派往东北，主要从事工商、财政方面的工作，以善于理财而著称于世。
因为此，唐绍仪组阁，便极力邀请他出任财政总长。熊希龄此时已弃官来到上海，并加入了章太炎的统一党，本无意出山，但一再谢绝之后终觉盛情难却，便答应了下来。但他没有急着去北京上任，而是接受了同乡好友黄兴的邀请，到南京帮忙解决军饷等问题。
黄兴日子很难过，熊希龄在南京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上北京这边催得紧，也就过来了。
来得如此之晚，照例应该罚酒三杯，之后内阁开会一商量，便决定把借款谈判的事交由熊总长来一力承担。熊希龄身为财长，这本是分内之事，自然一诺无辞；而唐绍仪终于卸掉了这个大包袱，也不由得长长地松了口气。
熊希龄走马上任，当务之急就是展开借款谈判。之前他先会晤了各国公使，其中美国公使建议中国政府尽量开源节流，自力更生，以不借外债为佳；英国公使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可是现实如此残酷，不借外债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啊！所以还是得借。
由于借款条件苛刻，国内舆论反对呼声很高，熊希龄本是个爱惜羽毛的人，他自己哪里肯干这招人骂的事？奈何压力确实太大，上海、浙江、陕西、甘肃、山东、安徽等地，催款催得厉害，尤其是黄兴，“告急之电，一日数至”，先是说仅5月17—21日，便“须放急饷八十万两”，否则“哗溃之势，即在目前”，到了5月15日，更是直言“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此后东南大局如有变乱，则兴不能负此责任”。
如此的局面，熊希龄不能坐视不管，他不顾唐绍仪的反对，按照洋人要求做了个借款计划，将款项用途及还款方式等写得清清楚楚，终于在5月17日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份300万两银子的垫款合同。有了钱是好事，但合同里有一条“由中国与银行团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意思是要确实保证这笔钱得花在裁军上面，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5月20日，唐绍仪到临时参议院说明情况，并要求通过此垫款合同，却被议员们群起攻击，攻击的倒不是这份合同，而是滥用比国借款的旧事，指其挥霍无度，是亡国总理。唐绍仪不是诸葛亮，没有舌战群儒的本事，只能站在那儿听着大家骂自己，“木立无语几及一小时”。
议员如此，新闻媒体更不消说，其中骂得最爽快的是戴季陶。戴季陶，同盟会员，浙江湖州人。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日后将是国民党的大人物，此时年方21岁，笔名天仇，是《民权报》记者，也是该报的创办者之一。
戴季陶属于同盟会里的激进派，对袁世凯极为反感，曾写过一篇长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在《民权报》上连载10期。他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受英国法律保护，袁世凯也就懒得搭理他。这一次，他反其道而行之，发表了一篇短文，一共只有四句，很有点像当年张献忠那首著名的“七杀诗”，不妨全文引用：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即章太炎）阿权，杀！
痛快倒是痛快，租界当局不干了。因为按照英国人的法律，在报纸上骂人可以，怎么骂都可以，但绝不能煽动杀人，于是就把戴季陶给抓了起来。
这当然引发了各路报刊的抗议，各界人士也展开了积极地营救。谁也没想到，营救最尽力的竟是唐绍仪，他以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公共租界当局，表示“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既然受害人都这么说了，租界当局也乐得大事化小，把戴季陶放了出来，只罚款30元了事。
戴季陶出来后，接着骂熊希龄卖国，那段时间，熊希龄被各界人士骂得狗血淋头，因为有思想准备，他倒也能够面对。只是当他兴高采烈地把借到钱的好消息电告黄兴后，竟遭到黄兴的一顿痛斥，并要求他把借款合同废掉，这令他深感委屈，很是不爽。
黄兴其实很需要钱，事实上，留守南京之初，他面对的是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大量军队，像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不一而足，加上之前孙中山因为北伐而从各地召来的军队，总人数足有20万之多。这些军队，虽统称为民军，却各自为营，互不隶属，但都要吃饭支饷。
无奈留守处没钱，军饷肯定只能欠着，可慢慢地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结果在4月11日那天夜里，南京城里发生了一起兵变。
兵变是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和部分桂军因索要欠饷而发动，和之前的北京兵变类似，他们主要也是在城里抢劫，免不了也有鸣枪放火之类的举动，总之影响极为恶劣。当时黄兴正在上海和唐绍仪商量筹款的事，闻讯立即赶回，等他回到南京时，兵变已被镇压了下去，黄兴下令，枪毙了200多名变兵，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这事给黄兴敲响了警钟——若再不加紧裁军，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可是裁军更需要钱，怎么办呢？他的办法和唐绍仪的差不太多，通电各省举办“国民捐”，希望全国每人平均捐款1元，积成4.5亿元的巨数，则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黄兴为此成立了一个国民捐总局，南方各省也相应成立了筹饷局，款没有筹到什么，却苦了退休在家的瞿鸿禨。
瞿鸿禨罢官之后就回了湖南老家，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他当官的时候以清廉刚正著称，几十年的积蓄，也不过是从俸禄和养廉银里省出来的6万两银子，这些钱，他全都存在了老家的某钱庄里。
瞿氏家族里有亲戚觉得，老瞿当过那么多年大官，银子肯定少不了，凭什么不分点给我们花花？愤恨之心遂油然而生。待到湖南筹饷局成立，这几个亲戚为了得点赏钱，便跑去揭发瞿鸿禨在某钱庄存有巨款，结果6万两银子被悉数没收，美其名曰“助饷”，另外还发了一张捐饷证明书。可怜一代宰相瞿鸿禨，此时除了慨叹“虎落平阳被犬欺”之外，只能很低调地跑到上海租界里养老去了。
筹款失败后，黄兴只能以革命大义动员大家功成身退，效果当然很有限，最后逼得黄兴不得不强行裁军，而对被裁官兵，他并没有能力给以妥善安置，结果使得南方各地凭空多出了许多由军人演变而来的土匪，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黄兴所裁的，大多是别人的部队，像同盟会的死对头光复会会员李燮和的队伍，干脆连番号都被取消了，而黄兴自己及同盟会同志，则以“保存革命实力”的名义，将所有被遣散部队的精良武器及优秀军官留了下来，组成第八师，以同盟会会员兼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为师长，同时派人到湖南去招募新兵。说明一下，入民国后，以前的镇、协、标已经改成了师、旅、团，称呼上和现在完全一致了。
这个第八师，上至师长下至连长，无一例外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显而易见是一支党军。黄兴的这一做法，招致了方方面面的猛烈批评，他只好将负责招兵的团长何遂撤掉，算是给了各方一个交代。但黄兴后来仍招致多次行刺，好在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熊希龄跟四国银行团谈妥了借款事宜，本以为黄兴会大喜过望，谁知黄兴在获悉老外居然有监督借款使用等欺负人的条件后，勃然大怒，随即通电把熊希龄数落了一番，并要求取消借款。熊希龄差点被气疯了，急火攻心之下，将黄兴之前一封封的催款电报公之于众，两人之间的电报战由此展开，双方各有同情者和助阵者，事情很是热闹了几天。
不过黄兴既然拒绝了熊希龄的借款，也就不好再开口向中央政府要钱。南京虽然不大，没钱照样寸步难行，于是他只能坚决要求辞职，并建议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来收拾局面。
其实之前黄兴就已经打过辞职报告，但被袁世凯好言挽留了下来，这一次他态度甚为坚决，袁世凯也就同意了，并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
对于黄兴的引退，同盟会的许多同志极为不满，陈其美专门从上海赶到南京，劝其勉为其难也要留任，加紧活动以争取控制江苏全省。陈其美是行动派，为此他专门组织了“洗程会”，计划推翻前清江苏巡抚出身的程德全，而自任江苏都督。事情败露之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及同盟会南京支部又先后电请袁世凯收回成命，委任黄兴为江苏都督。只是这事太大，就算袁世凯不反对，也还得问程德全有没有意见。
程德全当然有意见，在省会苏州收拾完“洗程会”之后，他立即带领卫队赶赴南京，接收了所有军政机关。这样到了6月14日，黄兴终于通电全国，宣布解职南京留守。这样，南京临时政府算是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黄兴隐退之后，当天就去了上海，以示不恋栈。第二天，唐绍仪离开了北京，他也不想干了。
早在5月20日，唐绍仪在临时参议院被众口怒斥之后就已心生退意，当晚即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袁世凯对于不听话的唐绍仪早有不满，只是自己不方便出面敲打之，所以只能在其它方面下功夫——事实上，唐绍仪所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很多后面都有袁世凯的影子。
不过袁世凯并不打算让这个自己提名的总理下课，毕竟首任内阁垮得太快的话，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而他之所以要搞这些小动作，其实只是为了警告唐绍仪不要为所欲为，要明白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所以面对唐绍仪的辞职请求，袁世凯表现得相当诚恳，极力挽留。袁世凯是天才演员，后天更加努力，他要诚恳起来一般人还真受不了。比如他跟唐绍仪就从两人朝鲜初识讲起，然后到小站、到北洋，深情回忆彼此的患难与共，惺惺相惜，说到动情处，简直恨不得执手相看泪眼。往事已然历历在目，袁世凯最后还来了一句：“少川，你我相知多年，现在如此纷乱的局面，你不帮我谁帮我？”唐绍仪不是铁石心肠，终究还是留了下来。
可留下来日子还是不好过，很快王芝祥的任命就出了大问题。
王芝祥1858年出生，比袁世凯还大一岁。他是直隶通县人，举人出身，在河南从县官干起，到1911年已经升到了广西布政使，兼中路巡防队统领，是广西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
辛亥年广西宣布独立，推原巡抚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当上了副都督，但广西真正的实力派人物却是掌握军权的土著陆荣廷。陆荣廷以“桂人治桂”的名义逼走沈秉堃之后，王芝祥在广西的处境相当尴尬，此时恰逢孙中山号召北伐讨袁，他便率领巡防大队集结到了南京。
此次北伐无疾而终，但王芝祥既然来了就不肯再回广西，后来黄兴整编南方军队，将所有军队编为5个军共26个师，王芝祥出任第三军军长，后又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属于新晋革命党人。
此时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正掀起一股地方自治风潮，以“╳人治╳”为号召，比如云南就叫滇人治滇，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威望卓著，只因为是湖南人，处境就有些微妙。
王芝祥是直隶人，而署理直隶都督张锡銮虽是袁世凯的亲信，但他是浙江人，显然不合“直人治直”的时尚，于是便有临时参议院里的同盟会议员提议由王芝祥取而代之。这时唐绍仪正在南京组阁，刚刚加入了同盟会，自然深表支持，回到北京之后，向袁世凯提了出来，袁世凯虽然百般不愿，却也不便直接反对，只说让王先到北京来看看。
唐绍仪以为这是袁世凯同意的表示，当即就给王芝祥发了电报。与此同时，顺直议会（即直隶和顺天府议会）根据辛亥革命时各省咨议局推举都督的成例，推举了王为直隶都督。
直隶是根本所在，安插个同盟会的人来当都督，袁世凯如何肯干？他认为任免各省都督是大总统的权限，岂能由地方议会做主？但袁世凯不想自己出面对抗，便私底下授意直隶警察厅长杨以德，让他去串联一下，整个电报出来。这个杨以德，正是当年破获彭越刺杀五大臣一案的具体执行人，能力绝对够。他是赵秉钧的得力助手，对袁世凯自然更是马首是瞻。
于是当王芝祥兴冲冲赶到北京，唐绍仪请求大总统发布任命书的时候，袁世凯叹了口气说道：“唉！少川，这事不好办啊！”随即拿出一份冯国璋领衔的“直隶五路军界”联名电报，内容正是反对王芝祥，措辞之激烈令人心颤。
唐绍仪看完后急了，说：“大总统之前已经同意过这事，怎么能言而无信？况且军人干政可不是好事。”
这时唐绍仪刚闹过辞职，袁世凯费尽心机才把他挽留下来，自不好不假以颜色，所以并未发作，只是说：“我什么时候同意过？我只是让他来北京看看。”
唐绍仪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顿时生出一股被耍弄的悲凉，却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倒是早有计较，说直隶都督就不要想了，当然王芝祥也不好叫他白跑一趟，不如改派他去当南方军宣慰使，反正级别也是一样的。
级别虽然一样，权力可大不一样，南方军宣慰使不过是个虚衔，像这样有名无实的官，基本上想封多少就有多少，根本不值钱。唐绍仪觉得这样安排不妥，遂坚决反对，会谈自然是不欢而散。
袁世凯还是挺照顾唐绍仪的面子的，6月2日，他发布了两道命令：各省都督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直隶军方不应干涉都督任命问题。
接下来袁世凯又签署了王芝祥的任命书，唐绍仪一看名字换过了，改叫南京宣抚使，其实和南方军宣慰使是一回事，便坚决不肯副署。根据《临时约法》，总理不副署，此任命便无效，可袁世凯岂是一张纸就能约束得了的？等到黄兴隐退上海、程德全赶到南京的第二天，他单独召见了王芝祥，拨给他一大笔远超过实际需要的钱，让他以南京宣抚使的身份，回南京协助程德全遣散剩余军队。
王芝祥一看钱也捞到了，官也当上了，大总统对自己又是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势，再赖在北京不走岂不是不识抬举？当即高高兴兴地接过缺少内阁总理副署的任命书，欢天喜地地回南京上任去了。
唐绍仪闻讯悲愤交集，心想既然大总统的命令不经内阁副署即可颁行，那么自己这个总理还有什么当头？为了怕袁世凯再度诚恳挽留，一夜思考之后，第二天一早他便径直携家眷去了天津，没带走一片云彩。
唐绍仪到天津后发来了辞呈，说自己“偶感风寒，牵动旧疾，所以赴津调治，请立即开缺，另请人选”。袁世凯看后立即派梁士诒前往天津劝驾。梁士诒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他又是唐绍仪的老部下，两人私交不错，袁世凯派他去劝，应该说还是表现出了诚意。
奈何唐绍仪去意已决，任谁也劝不动，而根据责任内阁的精神，总理下台，全体阁员应该总辞，但段祺瑞、赵秉钧他们完全不为所动，只有同盟会的几位——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提出了辞职，不过都被袁世凯挽留了下来。他的说辞是，唐总理只是回天津养病，我并未批准他的辞呈，等他病好了，自会回来上班，请诸公继续勉为其难。
随后袁世凯又派段祺瑞去天津劝驾，仍然无果。这下临时参议院沸腾了，其中的共和党、统一党议员纷纷谴责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并得出“同盟会员不宜再担任内阁总理”的结论。同盟会当然觉得很委屈，也进行了辩解乃至反击，不过这样的口水战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也可想而知。
到了6月27日，唐绍仪又发来一封辞职书，这一次态度更加斩钉截铁。袁世凯见已无可挽回，只好批准，“应即准允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政府高级顾问”。
自唐绍仪称病起，袁世凯就认命了外长陆徵祥为代理总理，现在总理位置真空出来了，他首先想到的却还是徐世昌。可惜一方面徐世昌无意出山，另一方面同盟会也坚决反对，没办法，袁世凯只好提名由陆徵祥接任内阁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