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德秋操的成功令袁世凯再次大出风头，但也为他的遭受打压埋下了伏笔。
因为在废科举、改官制两件大事上的作为，不夸张地说，袁世凯在官场上的名声已经足够坏，连一向欣赏他的慈禧此时对他都有了看法。雪上加霜的是，彰德秋操之后，铁良回到北京，面见慈禧的时候，他毫不吝惜对北洋陆军的夸赞，但得出的结论竟是：袁世凯此人居心叵测，现在手握如此重兵，绝非朝廷之福。
作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铁良对于维护清朝的统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相应的，对于掌握大权的汉人比如袁世凯，自然存有本能的警惕。因此，虽然他们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并不长久，尤其是自1905年铁良担任户部尚书后，在财务上处处与北洋陆军为难，使得两人的关系不再和谐；更有甚者，铁良又以所兼任的署理兵部尚书的资格，积极在军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极力扶植日本士官生背景的军官，以与北洋嫡系相抗衡，袁世凯对此大为不满，且并不在乎溢于言表。
及至这一年的8月底，也就是预备立宪前夕，因为立场过于对立，袁世凯与铁良终于公开决裂。面对铁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所以必须裁抑督抚兵权财权的主张，袁世凯愤然上奏“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两个人就此搞成了势不两立之势。所以此时，铁良对袁世凯军权太重的担忧，绝非心血来潮。
很不幸，这一论调并非曲高和寡，反而是应者云集。也就是说，铁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自古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自然而然的，本已打算削袁世凯兵权的慈禧她老人家，终于做出了决定。
几天之后，1906年11月6日，清廷正式发布厘定官制谕，一上来就开宗明义：“窃惟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接下来，因为“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不平之法律”。故应设立议院，而在议员设立之前，暂设资政院以备掌管立法。因为“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故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大权。另外，“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不仅如此，另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应该说以上的制度建设，非常能够体现清廷改革的诚意，只是最核心的内阁，却并非责任内阁，而依然保留了军机处为行政总汇，向皇帝负责，谕令“毋庸改编，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依照旧行”。这样的安排，跟君主立宪完全是背道而驰。
至于原有的军机大臣，只保留了奕劻和瞿鸿禨，另补了一个大学士世续进来。其他几位，“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徐世昌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为了剪除袁世凯的羽翼。
以下为11个部，将以前每部两尚书四侍郎的编制精简成了一尚书两侍郎，不再区分满、汉。11个尚书，为首的外务部仍为瞿鸿禨，他是唯一一个得以兼任部院尚书的军机大臣；吏部仍是鹿传霖；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依然是徐世昌掌舵；户部改为度支部，由新人溥颋出掌；礼部改归溥良；学部仍归荣庆；刑部改法部，给了戴鸿慈；商部吃进了原来的工部，改为农工商部，依然归载振；理藩院改为理藩部，由寿耆主导；新设的邮传部权力巨大，管辖范围囊括了轮船招商局、邮政、铁路、电报等，大都是原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现在全归了张百熙；兵部改为陆军部，下设海军处，并且将袁世凯的练兵处也给并了进去，当家的自然是铁良。朝廷特别强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当然也就包括了袁世凯的北洋军。
这样11个尚书，汉人只占得5席，满蒙贵族占有6席。不过另外还有两院，掌院的都是汉人：都察院名字不变，都御史也不变，仍为陆宝忠；由大理寺改来的大理院，正卿为沈家本。
看起来满汉平衡似乎并未被打破，但谁都看得出，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谁知道呢？
这一次官制改革，随着好友林绍年被派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瞿鸿禨成为最大赢家已成定局，而始作俑者袁世凯则损失巨大，不仅轮、电两局得而复失，就连练兵处都已失去，虽尚有诸多职权未遭剥离，但他心中有数，知道是时候做出姿态了。
想到就做，袁世凯当即上了一个奏折，表示练兵处既已归入陆军部，则他愿意交出北洋六镇陆军中的第一、三、五、六四镇归陆军部直辖；至于另外两镇，因为第二镇驻防在永平、山海关一带，第四镇驻防天津附近，“现在外兵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拟请仍归臣督练，以资策应”。
一连几天没有消息，袁世凯不禁又喜又忧，一方面怕朝廷对他只交出4个镇的兵权不满意，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希望年初的往事可以重演。
原来最近两三年来，袁世凯风头太劲，联手奕劻揽权用事之外，又是奏请废八股、停科举，又是不断编练新军，甚至还公然主张立宪改革，所有这一切，早已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和疑忌，其中很有些够资格在慈禧面前说话的人。袁世凯看清局势之后，为了探明慈禧的态度，就在1906年1月，以精力不济忙不过来为由，奏请开去自己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底缺之外的所有兼差。
看到奏折，慈禧很是莫名其妙，她对袁世凯的能力极为看重，此时也很相信他的忠诚，觉得这家伙干得好好的辞什么职呀？简直是吃饱了撑的。瞿鸿禨很见机，不敢忤逆太后，只在一旁劝说，不妨将袁世凯的一大堆兼差，保留几个，开去几个。不料慈禧是真正的用人不疑，直接下旨不准袁世凯所请，“优诏慰留”，令老瞿很是无趣，老袁自然颇感欣慰。
不过这一次好像和上次不一样，好容易等到慈禧的朱批下来，内容竟是“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着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所希望的“统辖督练”，被慈禧一句话就改为“暂由该督调遣训练”，朝廷的猜忌，跃然纸上。
袁世凯终于明白大势不妙，思来想去之后，他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交出4镇兵权之外，再奏请开去他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参预新政大臣等所有11项兼差。
这个态度总算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慈禧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上谕下来的那天是11月20日，袁世凯表现得相当颓废。按照之前的安排，他本来要去参加天津新桥的通行典礼，却借口有病而没去。事实上，这一天他哪儿也没去，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像一个初次失恋的孩子，独自品味着生不如死的悲凉。
和袁世凯心情一样灰暗的，还有他的菊人大哥。不过徐世昌不愧是老狐狸，新官制尚在商议的过程中，他就已感觉到了情况不妙，深恐最后的结果是自己的军机大臣之位不保，所以那时就已经在积极活动东三省总督一职，以为退路。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一向类似于独立王国，相当于大清朝的后院。之前那里没有总督、巡抚，只设了三个将军——奉天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而以奉天将军统管一切。但又设有六部，自成体系，不归将军节制，所以事实上谁也管不了谁。后来六部虽取消，但管理依然混乱，加上日俄战争的冲击，朝廷遂打算设立东三省总督，总管三省军政。毫无疑问，这是个权力巨大的职位。
朝廷刚起了这个念头，瞿鸿禨就已将他所属意的湖南巡抚赵尔巽举荐入朝，担任署理户部尚书，并时常派他参与东三省改革的筹备事宜，看看差不多了，又将之外放为盛京将军（即奉天将军），准备从日、俄手中接收东三省，虽然能够接收的只是部分权益，瞄着的却是首任总督的大位。
赵尔巽上任不久，得知日本政府计划在东北设立一个叫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殖民机构，该机构将具有政府机关的职能。他对此坚决反对，几次三番上书朝廷要求据理力争，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日方遂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清政府管好这个家伙，以免引发不良后果。
慈禧太后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外国人。看到日本人不高兴，她心里不免有点着慌。恰在此时，因为赵尔巽在东北整顿税务铁面无私，惹得当地贪官污吏大为不满，众人买通一个御史奏了一本，于是慈禧就决定派个人去查查。因为是关于税收和商业上的事，所以派了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去。载振毕竟年轻，得再派个老成点的人跟着，徐世昌岂肯放过这个机会？他自告奋勇前往，奕劻当然没意见，难得的是瞿鸿禨对徐世昌印象也不错，这事就成了。
载振、徐世昌一行取道天津前往东北，到天津的时候，袁世凯情绪已经缓过来了，对于结拜兄弟和大哥的到来，少不了要热情接待。接风酒喝完，对载振这个花花公子，袁世凯派了精于声色犬马的天津巡警道、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陪着去玩，只留下徐世昌，好说点正经事。
对于徐世昌争取东三省总督，袁世凯非常支持，慨然表示除了瞿鸿禨那一关需要他自己打通外，剩下的事情自己都有把握。这个态度，令徐世昌极为感动。
不过竞争对手也很强。赵尔巽的黄色领骑衫固然已岌岌可危，但另一个觊觎此宝座的人却不得不防，那就是岑春煊。
原来就在官制改革前夕，云南西面与缅甸接壤的小镇片马，因中缅边境问题，清朝地方政府与英国人发生了冲突。朝廷一方面积极谋和，一方面也未雨绸缪，想着怎么也得派一个能征善战的大将去镇守边关。这样，一心想要整治岑春煊的奕劻就有了理由，说服慈禧把岑三从广东调到云南去当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的缺被安排给了袁世凯的亲家周馥。
两广调云贵，说起来都是总督，名义上是平调，其实相当于贬职。屠官恶人被调走，广东、广西的官场一片沸腾，大家都为自己的总督有机会为国效力边疆而奔走欢呼，纷纷感慨老天有眼，没有埋没人才。只有岑春煊自己不乐意，一是嫌官小，二是嫌云南地处偏远，当时从云贵到北京交通不便，全靠驿路，单程就得走一个多月，消息相当隔膜。久而久之难保慈禧不会把自己给忘了。尤其是，瞿鸿禨的来信说明了调他去云贵并非慈禧的意思，而是奕劻、袁世凯的小动作，这更激起了岑春煊的争强好胜之心。他借口连年在烟瘴之地征战，身患多种疾病，暂无力长途跋涉，坐船到了上海，就请病假不走了。
岑春煊在上海和盛宣怀来往甚密，根本就没打算去云南。他惦记着的只有两处地方：一是直隶，一是东三省。直隶是袁世凯的地盘，根深蒂固，不容易动，东三省就成了最佳目的地。
这是岑春煊的如意算盘，袁世凯、徐世昌却不以为然。两人虽然在战略上很重视敌人，不敢掉以轻心，但也并不妄自菲薄，只管甩开膀子大胆去运作。
比他俩更加信心百倍的是段芝贵。段芝贵生于1870年，安徽合肥人。其父段有恒当过总兵，吴佩孚就曾经是他手下的勤务兵，但这是后来的事儿。老段最初只是合肥县衙门的差役。按当时的规定，差役之子不许参加科考，故小段虽念过几年私塾，肚子里有些墨水，却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经人引荐，投入合肥老乡李鸿章家族开的义和典当铺做了一名跑腿的学徒，因善于溜须拍马，很受李家人待见。
1885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段芝贵被保送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又随李鸿章嗣子李经方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深造，1892年回国后便在北洋军械局任职。1897年，他又通过阮忠枢的引荐，投入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这俩职位都不高，段芝贵对此很不满意，但他并不自怨自艾，而是另辟蹊径，自费租下一些美貌的妓女送给袁世凯白玩，因此赢得了老袁的好感，再加上他为人圆滑，善于逢迎，结果很快就被升为步兵第二营统带。段芝贵一不做二不休，升官后每天坚持早晚去给袁世凯请安，并找机会拜其为义父，从此成为袁的心腹。
小段虽说除了吃喝嫖赌几乎一无是处，但追求上进的心却始终炽烈，这一次趁着陪同载振的机会，拼命巴结，为的就是想弄个巡抚干干。这是异想天开，但只要奕劻、袁世凯点头，也未必就没有可操作性。
段芝贵巴结载振的方式简单而实用，就是投其所好，龙虾鲍鱼兼美人相伴自不在话下，高潮发生在大观园，在那里，载振遇见了17岁的杨翠喜。
杨翠喜生于1889年，关于她的籍贯有多种说法，北京人、天津人、江苏人莫衷一是。众口一词的是，大家都认为她长得如花似玉，风情万种。
人年轻漂亮，戏又唱得好，追求者自然多如过江之鲫，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风流才子李叔同，我们现在依然耳熟能详的歌曲《送别》，歌词就是他的手笔。“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若不是因为如此绝妙好词，这首美国乡村歌曲想来不太容易在中国流传得这般久远。
李叔同对杨翠喜很痴情，每晚都会到戏园子捧场，散场后更提着灯笼陪其回家，并为之解说每段戏的历史背景，更会耐心指导其唱腔，总之，很不遗余力。
情到深处，李叔同也为杨翠喜写过一些词作，比如这首《菩萨蛮》：“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毫无疑问这是个浪漫的故事，可惜当时已不是一个浪漫的年代，才子风流，抵不住权贵巨手，杨大美女最终还是投入了段芝贵及大盐商王益孙的怀抱。最为难得的是，杨翠喜周旋于段、王之间游刃有余，二人相安无事不说，更能称兄道弟心无芥蒂，可见小美女手腕之高明。
此时杨翠喜天天在大观园驻场演出，早已成为天津卫的一道亮丽风景。载振和当年绝大多数的纨绔子弟一样，是个戏迷，所以这一晚酒足饭饱之后，段芝贵一行陪着振贝子前来观看演出，坐的是最好的包厢。
杨翠喜虽然年少，毕竟久经风尘，目光如炬，一眼就看出坐在正中间那位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官儿比段芝贵还大得多。她在舞台上一边唱着《花田八错》，一边就忍不住对载振放起电来，并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看着两个人眉来眼去，段芝贵心都快碎了，不过到底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人物，老段不缺乏拔慧剑斩情丝的大智慧，痛定思痛之后，当即决定成人之美。
后面的故事很简单，段芝贵花了12000两银子赎出杨翠喜，赠予载振，然后又筹了10万两银子作为奕劻70岁大寿的礼金，送往北京。
奕劻的70岁大寿很是风光，慈禧先下懿旨赐寿，再赐庆亲王爵位世袭罔替。至于官场中人，更是蜂拥而至，搞得庆王府就像一个欢乐的海洋。
奕劻是个负责任的王爷，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面对潮水般的贺礼，他命令底下人做了四本账册，按照礼金的多少将送礼者分为四个级别：一级福字册，送现金1万两以上或礼物价值3万两以上者记入；二级禄字册，送现金5000两以上或礼物值1万两以上者记入；三级寿字册，送现金1000两以上或礼物值3000两以上者记入；四级喜字册，送现金100两以上或礼物值数百两者记入。
厚厚的四本账册，不知记载着多少人的殷殷期盼。一场盛会下来，奕劻共敛得50万两银子，礼物价值更在百万两以上。段芝贵豪掷10万两银子，和某预谋粤海关道的候补道员排在并列第一的位置，其情可感，奕劻当然不会亏待他们。
1907年4月20日，朝廷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钦差大臣。段芝贵如愿以偿，署理上了黑龙江巡抚，成为大清朝的方面大员。
另两个省，奉天巡抚给了唐绍仪，这是袁世凯的人。吉林巡抚授予朱家宝，他有两个来头，一是因为端方推荐；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朱纶拜载振做了干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