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很有效率，历经艰苦之后，刚到1903年2月下旬，新易铁路就提前完工了。袁世凯既高兴又得意，亲自验收后向慈禧上奏：“臣查此项工程，前奉谕旨本限六个月报竣，今仅四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慈禧很高兴，给了他一通嘉勉。
另一件大事则是筹备专用列车，当时叫“龙车”，也叫“花车”。这本来是盛宣怀的事，盛宣怀也因此早就便服到了天津，亲自指挥花车的铺陈，各节车厢陈设之富丽堂皇，颇为人津津乐道。袁世凯不想让他一个人出尽风头，决定北洋也要装一列花车，这样就得把行程分为两部分：盛宣怀的花车只开到高碑店，然后大家再换乘北洋的花车。
两列花车布置之豪华自不用说，反正为了巴结太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盛、袁二人办不到的事。就说太后、皇帝车厢内的如意桶（即马桶）吧，从外形看竟是一个宫锦绒缎的绣墩，由檀木精雕而成，里面则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便落水银中，瞬间即了无痕迹。
盛宣怀考虑得真是无微不至，除饮食起居之类的硬件设施之外，花车里还摆挂了不少古玩、玉器、书法、名画，作为献给慈禧的礼物。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安门内刘麻子古玩铺买来的，货真价实，共花了14.9万两银子。袁世凯不甘人后，一面感叹盛宣怀有钱，一面忍痛吩咐手下照办，结果花费更多，足足用了15.5万两，把个刘麻子乐得脸上真的开了花。
1903年4月5日清晨，周扒皮尚未起床，光绪皇帝就已经出了宫，率领王公大臣先到先农坛致祭，然后来到永定门火车站，恭候慈禧太后。满朝显贵，只有一个荣禄未到——荣中堂病入膏肓，已经起不了床了。
过不多久，慈禧带着皇后妃嫔宫女太监等赶到，光绪赶紧带着群臣跪接。站台前停着的皇家专列，车头前交叉立起两面杏黄色龙旗，即大清国国旗。全车共有17节车厢，全都漆成了皇家专用的黄色，机车号为“卢探路202”，由美国鲍尔温工厂于1897年生产制造，在当时来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较为先进的客运机车。
太后一行人登上车，但见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整整齐齐地跪倒在地，低头屏息，纹丝不动，直到慈禧和光绪坐下之后，大家方才站起身来，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整个过程中，唯一不跪的只有张美，因为他是司机，得在机车上待着，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被特许不跪。
张美是天津人，出身贫苦人家。他13岁就进了铁路在机务段当童工，因为踏实肯干，不久就升为烧火的司炉，再被送进“机务传习所”学习驾驶机车，18岁就当上了司机，干到现在虽然不过27岁，却已经是有近10年驾龄的老手了。盛宣怀精挑细选之下看中了他，让他担任谒陵专列的司机，并跟他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你开车送老佛爷一定要谨慎小心，这一次，不但你的身家性命，就连我的全家和前程，都在这上头了！”
张美把车开得很好，无论启动还是停车都异常平稳，老佛爷感到非常满意，后来特意嘉奖了他和詹天佑，其中对张美的奖励尤为丰盛：赏黄马褂一件，蓝顶花翎一顶，封知府衔。相形之下，詹天佑得到的奖赏就显得菲薄了一些，好在袁世凯识货，知道真正居功至伟的是詹工程师，决定要好好重用这个人才。
谒陵其实只是例行公事，完毕之后，略作休息，4月7日慈禧一行人来到保定，以莲池书院为行宫。
这一住就是3天。到了10日清晨，袁世凯刚刚起床，电报局专差就送来一封密电，等译出来一看，才知道荣禄已在前一夜病逝了。
袁世凯心情相当复杂，但他很镇定，很快就理出了头绪，之后马上派人通知电报局，只要是发往行在军机处的密电，一律压下，等天亮后再送，以便他能够争取时间，展开布置。紧接着就派人去请杨士骧过来。作为袁世凯的头号智囊，杨士骧此时已官居直隶按察使，听得召唤，立马匆匆赶来。他赶到之前，袁世凯已经密电北京的北洋公所，要他们迅速赶往荣府帮忙料理后事；同时，派人去随行藩库提银20万两，指定要两张银票，每张10万。
等杨士骧一到，袁世凯几句话把荣禄的事情说完，定好策略，便让他带着银票火速去拜访奕劻，20万两银子，奕劻得10万两，另外10万两，请他自己拿着去打点李莲英，为的是增加保险系数，以接荣禄的位子。
荣禄的接班人，在慈禧心目中有3个选项，分别是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三人各有优势。载沣是荣禄的女婿，而且是慈禧亲自指的婚，但一是太年轻，刚刚20岁；二是才具不够，让慈禧下不了决心。
善耆，生于1866年，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第一代肃亲王豪格之后。当年西征平定张献忠，总算使得四川人民未被杀干净，就是豪格的一大作为，若不是因为多尔衮相争，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本该是他，而不是后来的顺治。这是远的，再往近说，善耆的爷爷第八代肃亲王华丰，在辛酉政变除掉肃顺集团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慈禧和恭亲王奕这一方，很出了些力，所以虽说善耆属于疏宗，但慈禧对他们这一房却一向另眼相看。
庚子之乱，因为紧挨着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和董福祥攻打各国使馆未果，却把肃王府一把火给烧了，里面的东西也抢劫一空。慈禧是个有心人，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后来任命善耆当了崇文门税务监督。崇文门税务监督是整个北京城的税务总管，下辖23个税务分局，负责征收出入北京城的货物税，是个一等一的肥缺。慈禧的本意既是补偿，上级官员自然心领神会，再加上大乱初平，税收肯定会减少，故特许该监督当年上缴税款，可由历年规定的30万两银子、实际只能收上来的17万两，降为12万两。尽在不言中的是，多收的那部分，肃王爷尽不妨笑纳。
谁知善耆并不领情，上任之后既不加税，也不摊派，只积极清理积弊，整顿贪官污吏，对贪污受贿者一律严惩不贷。就这样，一年下来，善耆竟收上来60多万两银子，自己分文未留，全部上交给了国库，他因此赢得了“亲贵中后起之秀”的美名，只是也有不少人对他的“作秀”恨之入骨。但总的来说，肃王爷给人的印象，颇有鹤立鸡群之感，按理说应该重用。可是善耆这人个性太强，而且很爱结交汉人名士，连日本人都与之颇有来往。最不可取的是在思想上，这厮颇有同情当年维新派的嫌疑，这一点让老佛爷尤其放心不下。
那就只剩下一个奕劻了。奕劻最大的优势在于庚子国变后和李鸿章一起主持议和，最终搞定八国联军，祸首名单里没出现慈禧的大名，最后的和约中也没有要求还政于光绪皇帝，这一点令慈禧至为满意。至于说才干，奕劻肯定比不了以前的恭王、文祥他们，但在现在的王公亲贵里面，也足以拿得出手了。
此外奕劻还有件秘密武器，他有个女儿四格格，孀居后一直在宫里侍奉慈禧并颇得宠爱，此时自然要给老爹说好话；再加上李莲英本来就是好兄弟，拿了10万两银子后更是花样尽出，于是大家一回到北京便有上谕明发：以督办政务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
奕劻贵为亲王，一入军机就是当然的领班，成为太后、皇上之下的第一人。这是喜事，普天同庆虽然说不上，合家欢喜却是一定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同样欢喜，那就是袁世凯，他的欢喜落在了实处，直接给奕劻涨工资——北洋孝敬庆王府的月规钱，从1万两涨到了3万两。
奕劻当上领班军机大臣不久，酝酿多时的商部终告成立，27岁的载振如愿成为首任尚书，铁路、矿务、工商尽在掌握之中，父子二人，岂止是春风得意？
商部高层，尚书载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设左右丞，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助理，袁世凯推荐了徐世昌出任左丞。
徐世昌当初听从袁世凯的建议，回到翰林院苦熬资格，后来果然熬到了六品国子监司业，现在陡然间升到三品高位，心情的激动一点都不在奕劻父子之下。
奕劻父子很清楚，载振高升尚书既是出于袁世凯的策划，那么袁世凯最关心的练兵一事，其中关键的筹饷一节，自该是商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奕劻也不会袖手旁观。
袁世凯此时的野心已然膨胀，他正在积极运作设立练兵处，为自己掌握全国军队铺平道路。其实早在上一年年底，也就是袁世凯刚开始和盛宣怀较劲的时候，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已经开始编练新军，只是各项规章没能统一，局面相当纷乱，那时袁世凯就已经有了由北洋来牵头练兵的打算。
朝廷不可能把所有鸡蛋全装到一个篮子里，故没有接受袁世凯的建议，而于1902年12月12日，谕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
在当时，北洋常备军之外，以张之洞在湖北所编练的自强军较为优异，朝廷的意思是，让北洋军和湖北新军平行发展，各成体系以便南北互相牵制，可谓是用心良苦。
袁世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于1903年３月６日，拟定了一份《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同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像此等军国大事，必须要经过军机处，尤其得军机领班荣禄来拿主意，但当时荣禄病重，没精力考虑这些，此事不得不暂时搁下。
现在奕劻当了军机领班，恰在此时，京旗常备军也已练成，袁世凯便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所谓京旗常备军，是在袁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后不久，朝廷见成果显赫，便想让他也训练一下旗兵，以找回当年八旗劲旅的荣耀。1902年12月6日，朝廷精选了3000名八旗兵交给袁世凯，指望他能化腐朽为神奇，袁世凯便奏请朝廷将其定名为京旗常备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疑忌，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亲贵铁良为京旗常备军练兵翼长。
铁良生于1863年，爷爷当过江西吉安知府，后来家境败落，到他小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度吃不上饭。穷人的孩子懂事早，铁良念不起书，参加不了科举考试，便自学财经、军事，后来投入神机营，从最底层的“书手”干起，包吃住之外月薪只得一两银子，却因为表现不俗，机缘巧合得到了荣禄的赏识，成为其幕僚，被认为是八旗子弟中的后起之秀。
袁世凯这个姿态放得恰如其分，铁良很得意自不必说，就连荣禄乃至慈禧都很高兴。同时，这个阶段也是袁世凯和铁良的蜜月期，只是闪婚往往会闪离，他俩的感情没维持多久就破裂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现在京旗常备军既已练成，而且确实练成了一支劲旅，那么袁世凯练兵有方就有了更有力的证据。接下来，他就又弹起了设立练兵处的老调。
这一次因为有奕劻的全力支持，加上慈禧太后对于袁世凯所奏“将各镇兵政直接隶属于中央，督抚不得过问”非常赞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这事儿实在太大，再顺利也不会特别快，一直到了年底才算尘埃落定。
1903年12月4日，朝廷在北京设立总理练兵处，慈禧留了个心眼，仿照之前创建海军、设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奕劻为会办的前例，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
慈禧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练兵处，统一全国军事，收回各省兵权，尤其是要将北洋所练新军收归中央。在此过程中，还可以培植满人铁良，以代替汉人袁世凯。
想法虽好，奈何奕劻昏庸腐败，眼里只有钱，工作上的事，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而铁良虽然胸有豪情壮志，无奈实力不济。另外平心而论，铁良虽头顶“满人中佼佼者”之光环，水平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更何况他本身排名就在后面，所以练兵处刚一成立，实际权力就全归到了袁世凯手上。
袁世凯人在天津，不方便老往北京跑，便奏请徐世昌出任军务处总提调，相当于军委办公厅主任，官居二品，替自己看家。
练兵处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刘永庆、陆嘉谷为军政司正副使；段祺瑞、冯国璋为军令司正副使；王士珍、陆建章为军学司正副使。这几人，无一例外全是袁世凯的嫡系，这样，整个练兵处，就完全掌握在了北洋一系手中。
大权在握之后，袁世凯决定将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使用统一番号，于是拟定了《陆军新订营制章程》，就陆军的营制、饷章、训练、装备等作了统一的规定，并大力推行，在各省设置相应的督练公所，督办一职多由各省督抚兼任。所属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各设总办一员，具体主持各项军务。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渐渐地，以往各省军队各自为政的状态开始有所改变，更有西方外交官高度赞扬说：“练兵处在以袁世凯为主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成绩。”
这一段虽然忙得四脚朝天，但袁世凯心情非常舒畅。前些天慈禧亲令他在天津办一个军乐训练班，他几天就给搞定了，这段时间在音乐的熏陶中，整个人更是飘飘欲仙。
不过有一件事让他心里很不踏实，那就是张勋。
事情源于两宫刚回銮时，有一次袁世凯入宫拜见慈禧，无意中发现宫门内外守卫着的军人，竟全是张勋的手下，把张勋找来一问，说是慈禧让李莲英传旨让他带所统之右一营为宿卫营，入宫担负守卫任务，袁世凯也就信了。
和护驾一样，张勋的守卫工作也做得尽职尽责，很快就节节高升，先升总兵，再加提督衔，赐“硕勇巴图鲁”称号，这样他就干得更加起劲，不分日夜，经常亲自巡哨查岗，令慈禧大起好感，不仅常赐点心给他吃，偶尔碰见还会聊几句闲天，甚至开几句玩笑，真没把他当外人。比如有一次，慈禧正在逗几只小狗玩，远远地见张勋查岗来了，就故意大声对周围的宫女、太监说：“张勋来了，小心他偷咱们的小狗娃。”这可是荣禄、奕劻都未必享受得到的待遇，张勋自然得意非凡，可袁世凯却未雨绸缪起来。他知道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张勋的宿卫营说起来可是自己手下的兵啊，不要说他们起歹念，就是一旦在宫中出点小差错，自己都要担责任；就算不出差错，但干得再好功劳也多半会归于张勋，这样赔本的买卖，他当然不能干！
于是趁一次进京开会的机会，袁世凯找到李莲英，说想把宿卫营调走，改由八旗军代替，李莲英不明就里，只说这是你派来的人，你自己看着办就是。袁世凯这才明白张勋骗了自己，原来根本就是他自告奋勇入的宫，当时更不迟疑，直接把他调到大同一带剿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