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郭启林的创作该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他先是写诗歌，后来又学写小说。诗写得很热情，小说写得很政治。他的热情和政治有时候简直有些浪漫和天真。
记得有一篇叫《她和她》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情节，故事也十分简单，但主人公郑君慧对事业的真诚和那份温暖的情愫至今仍像一朵火苗在心中闪烁。现在看来这种真情，是显得迂腐而又弥足珍贵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磨合，郭启林作品中的浪漫渐渐少了起来，热情也开始减退，作品中更多的是添了一份责任与沉重，小说的质量也提高得很快，形式技巧也更加圆熟了。许多作品，如《藤椅》、《茶杯》、《铜壶》、《今夜无电话》等都立意新颖、思想深刻，字里行间浸透了人际关系的冷暖，道尽了小人物的卑微和辛酸，读来令人怦然心动，感慨万千。
写小说其实和做人一样，既不能太刻意，太雕凿，又不要太压抑、太劳苦。郭启林算是幸运的。他的工作环境不错，尽管工作目的、工作方法和写小说不一样，但武器总还是一样的，都要和笔墨打交道。这就使他有一定的时间在稿纸工操练文字。他的创作环境也不错，几个文友多年如一日，赤诚相见，友情甚笃。使他经常能保持着一份平常心。能较多地用平常人的目光、平常人的态度、平常人的笔调写着一个又一个平常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几乎都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题材，但却没有回避历史的曲折与生活的艰辛，总还是有着一份人世的焦灼，一种小人物要求改变命运的热切愿望，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
我总认为郭启林是不适合“大宏观”的，因为他的工作和环境已经够宏观的了。他也不擅长于驾驭大题材，因为他经常遇到的“题材”也够大的了。他好像还不太喜欢写大人物，那可能是因为他接触和目睹过的大人物太多、太多。他的作品可能会缺少一种博大而更为宽广的人生境界，但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正义感、同情心却是善良的、感人的。虽然这种善良和正义是曲折的、苦涩的，有时甚至是忧郁的。
郭启林有时也激动，但激动得比较规范；郭启林有时也散淡，但散淡得比较拘谨；郭启林有时也想随缘，但随缘得还比较程式化。他还不能把与命运相随的烦恼、困顿、忧虑以及名缰利锁通通撇下，他更无法躲开尘世间的种种浮躁和官场上种种诱惑。他只能在他自己给自己圈定的心灵的天地里自由地走来走去……
有人评说，郭启林小说的丰产期可能结束。
又有人说，郭启林小说的丰产期可能刚开始。
其实，对于作家来说，有的开始就是结束，而有的结束才是真正的开始。郭启林可能属于后者。
郭启林应该属于后者……
（作者系马鞍山市政协常委、市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