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存养论。孟子在儒学史上较为完善地发展出存养修身学说。所谓存养，即是存心、养性，亦可称"尽心""尽性"，保持"良心"和善性不失，进而扩而充之，使自己发展成为圣贤、君子。人之所以能存养，就在于人天生具有"四心""四德"，也就是具备天赋善性。而人存养的必要性则在于，人的善心善性可失（"放心"），孟子引证孔子的话说："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75］为使善心善性不致丧失，孟子一方面要求人要"求放心"，这乃是"存心"的逻辑必然，他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76］。另一方面在讲到道德修养时，他又提出"养气"主张，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77］什么是"浩然之气"？又如何善养呢？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78］可见，浩然之气是道义所生，由义日积月累而成，它一旦生成，就可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这一养气集义的存善功夫论为宋明理学家加以发挥。张载认为，为了恢复人先天的善性，为了使人改恶归善，关键在于变化人的气质之性；而要变化气质，就要集义养气。据此，他极力推崇孟子的存心养性思想："变化气质。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79］张载还揭示了集义与养气之间的关系，指出："养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集义犹言积善也，义须是常集，勿使有息。"［80］集义是一个长期不断的克己从义养心的功夫。作为陆王心学的先驱，程颢不只认同孟子的集义之说，还崇奉孟子的修性养心论。他立足于"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81］和心性合一、性理同一的思维逻辑，认为人要扬善避恶，就要求放心，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82］由此可见，孟子、张载乃至大程的养心学说已经包含着陆王心学的萌芽。
三是持敬说。这主要是由程朱所系统阐发的。在二程理学看来，只有"敬义夹持"和"格物致知"有机结合，才能存理灭欲、胜气复性，自我才能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程颢主要在"主敬"与"集义"的相互对照中论说主敬。什么是敬的含义呢？程颢说："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83］，敬是一种心专属于天理的信仰认同。为什么要主敬呢？这是因为，"敬以直内""敬以涵养""纯于敬，则己与理一，无可克者，无可复者"［84］"敬胜百邪"［85］，可见，只有敬，才能胜私去欲、扬善抑恶，复明天理。程颢还进一步依照"十六字心传"论证了主敬的必要性：""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86］，"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也。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87］人心惟有主于敬、敬于一理，才不会偏离中道。程颢在肯定主敬和集义的差别同时，力主二者结合。他说："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88］一言以蔽之，"涵养须用敬"。朱熹接着大程"敬义夹持"和传统儒学"格物致知"讲，阐释了"居敬"与"穷理"互补的修己方法。他十分欣赏敬养，认为"敬"字是"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89］，并明确指出：""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90］基于此种认识，朱子仿照张栻《主一箴》，作了《敬斋箴》，足见他对"居敬"的重视。就"居敬"这一修己功夫，"朱熹提出了多种内外结合、动静一贯的用工方法，诸如仪表整肃、静坐闭邪、敬义夹持等"［91］。如何评价朱熹的"居敬"功夫论呢？有的论者认为："我们并不排除道德修养的内省体察，但朱熹的所谓居敬，完全是一种心体的自我观照，是能觉之"灵"对先验之"理"的直觉体认，它完成于一"心"之中。……与佛、道有别，但都不能改变其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实质。"［92］对此，我们不敢完全接受。朱熹"居敬"之修己之说，固然有夸大心灵作用之嫌，但尚未陷入先验唯心主义，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心体的自我观照和直觉体验，更应是一种心灵的体认，它的最为合理之处在于凸现了对道德（天理）的信仰和认同，这对于克服当前信仰危机、确立为人们普遍尊崇的道德权威，具有极大的教育启示意义。
四是致良知说。良知良能概念是由孟子所原创的，良知被他界定为"不虑而知者"［93］。这种良知既是人天生就会的爱亲敬长的道德本能，也是一种不假思索的理性直觉能力，同时还蕴含着某种道德情感成分。良知是良心，但不等于良心，它同孟子的"四心"密切相关。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良知论，提出了致良知论。他首先从本体论上肯定了心、性、理一体，认为"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94］。然后从认识论上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95］"心者，身之主宰"［96］"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97］。最后从价值论上指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98］总之，良知是一种先天禀赋的能够认识和把握天理的认识能力［99］。张立文认为，王守仁将"良知"作为融本体论、功夫论、人性论和道德论为一的范畴，它是先验性、普遍性、直觉性，他的良知包括心之本体、造化精灵、天理至善、是非之心等规定。依据"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00］的心学思想，王阳明提出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01］的"四句教"。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以及刘宗周对"四句教"作了详细辩难，故这里不予置评，仅就致良知的修己工夫意蕴作简要分析。很显然，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既继承了学庸和张载、程朱、陆九渊的"格物致知"思想，又秉持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同时融入了张载的"德性之知"观念。在阳明看来，人之所以要致良知，是因为良知使人的本体功夫一起圆通，它是体用无间的道，即"夫良知即是道"［102］，是无动无静的精灵妙用，是可以知善知恶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判断。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良知发挥、推广和扩充到极致状态。阳明讲："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103］把致良知提高到"大本""达道"的地步，显然过分夸大了它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的确生来具有某种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作为基础的判断善恶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本能，不断发掘、培植这些先天秉性和能力，无疑是个人修己、养身的重要职责和功夫，但是单靠自身的体验、发动是不够的，必须把涵养同社会教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良知不致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