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律
自律是道德的本质规定性，是一种自我克制、自我约束、自我创造的成人之道。在孔门儒家那里，自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自我克制。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40］一个人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缺少律己之心，就会因小失大，难以成就大事。可以说，忍是一种合理的等待，是一种无为而至有为的人生策略；适当的容忍和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进步和成功。更进一步，为人做事要防微杜渐，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二是慎言慎行。孔子认为做一个君子就应"敏于事而慎于言"［41］"讷于言而敏于行。"［42］不论是敏于事还是敏于行，同慎言慎行并不矛盾，因为敏捷并不等于鲁莽。另外，孔子提醒人们不能贪快，因为"欲速则不达"［43］。
三是自我警戒。一个人要做一个受欢迎的人，做一个成功人士，就必须谨慎从事，必须有一种敬畏感，而不能无所顾忌、任意妄为。故此，孔子郑重提出了人要成为君子就应有"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4］。这种敬畏感虽然带有某种原始宗教的意味，但它作为对权威的认同、信仰和敬重等人性情感，是使人不致行为放纵的监督力量。谈到个人成长与自我发展的自律精神，自然不能忽视孔子所说的"三戒"。他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45］根据少、壮、老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的血气状况，孔子分别提出了戒色、戒斗和戒得。这符合儒家"成人"的基本理念。"成人"不仅是指法定的成熟的人［46］。在中国古代，男子一般到20岁进入成年期，便举行加冠之礼。所以成人更是指一个人不断趋向完善的过程，这意味着在人生的不同发展历程中，要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禁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扮演好相应的社会角色，同时也表明个人的不同发展状态。孔子用自己实际的人生履历对此作了生动的自我诠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47］
四是自尊自重。所谓自尊自重，就是正确而恰当地认识、评价自己的价值和地位，既不过分张扬、狂妄，又不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定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威严感，它是一种维护个人人格的表现。在孔子看来，自重于人极为重要。他讲："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48］孔子不仅以自己的实际举动显示了自尊自重品格（例如《论语》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49］），即使在家闲居，孔子也是品貌端庄，神态和乐，他还对狂妄等不良品行表示不理解，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50］另外，孔子还分析道："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51］，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矜功自伐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小人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君子风度。孔子认为，虽然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但也是值得赞许的。一个人的自尊自重同其羞耻感、荣誉感可谓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只有具备羞耻之心、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荣誉，他才会体现出自尊自爱自重品格；反之，只有人格展现出尊严与高尚，才有人生的荣誉。基于此，孔门儒家往往以言行不一、巧言令色等为耻。孔子推崇古帝先贤，因而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52］古人以言而不实而感到耻辱。左丘明以巧言令色、华而不实为耻，孔子表示赞同，他讲："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53］
三、修己之道
儒家不仅阐明了各种待人和成人之道，还特别重视个人的修为。《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这是因为，只有加强克己、修己，加强自我修养，才能更好地成人成己，才能更好地待人处世。为此，儒家阐述了众多行之有效的克己、修己的原则、要求和方略，提出了丰富多样的自我修养功夫。
（一）注重慎独
"慎独"一词来源于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在说明何谓诚意时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一个人做到诚意正心，不自欺欺人，才能达至自我满意、毫不亏心，因而高尚的人即便在独处时也能保持谨慎的态度和严于律己的情操。《中庸》进一步对"慎独"的内涵作了解释："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正如牟钟鉴所言，慎独来自于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54］。刘宗周创造性地发展出以"独"为体的慎独说，他反对朱熹"戒慎属致中"和"慎独属致和"的观点，认为慎独既致和又致中，是中和之道。应当说，慎独既是一种具有较强道德自律心的人格境界（君子人格），同时也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在缺乏外界监督、私人独处的环境中磨炼自己的自持意志和律己之心，有益于提高人扬善抑恶的道德能力［55］。"慎独"是推动个人完善自我的重要门径，它提示我们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甘于清贫、耐住寂寞，既要慎权、慎欲、慎微、慎众，又要自重、自省、自警、自戒、自励，在孤独中成就自我。儒家这一慎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成人成己、修己、修身的重要精神遗产，影响深远，它孕育出了"杨震暮夜却金"和许衡心中有主而不偷梨的佳话。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慎独"也作了肯定，他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二）学思并重
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是提高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锻炼个人能力的重要基础，是修己、成己的重要方法，因而得到了儒家的高度重视。
就学习来说，儒家首先阐述了它的重要性。孔子弟子子夏明确讲"君子学以致其道。"［56］学习是致道、明道的良途。同样是子夏，他进一步提出了加强个人修养的学思方法，这就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57］。很显然，子夏把学、问、思规定为求仁、近仁的不二法门。谁也不会否认，学是智的差不多唯一的门径，两者可谓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在孔子那里，仁与智虽然相对分离、各有差别，如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58］"仁者安仁，知者利仁"［59］，且仁者有时表现出"愚"，如"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60］，但是，孔子实际上认为，仁者是大智若愚——"回也不愚"［61］，而且他把智看作是达到仁的手段与途径，如他讲"知者利仁"［62］。同时孔子还指明人必须好学，否则就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63］。正是认识到"学"的重要性，故荀子总是劝人为学。他如此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64］，借助于学习，人就可知礼义以至变得有礼义。
其次，指明了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孔子讲："博学以文，约之以礼。"［65］"文"是什么？孔子没有明说，但其内容应该是十分广泛的。孔子曾提出教以文、行、忠、信，这表明他把文从忠、信等道德中抽离了出来，但他毕竟重德与重道，他讲的"闻道"说明人不光要学文，亦要学道、知道。荀子强调学礼："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66］这段话，荀子既为我们讲述了学习的路径、目的，也为我们谈及了学习的对象就是礼，从而同他论礼义的基本思想相适应。更进一步，荀子还把学礼当作道德自我完善的根本，认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67］。
再次，揭示了为学之方的多样性。《中庸》提出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除慎思、笃行外，博学、审问、明辨均为学习的方法。《大学》在内圣修养功夫上提出修身、正心、诚意必须做到致知格物。儒学发展史上，格物致知作为修己功夫引起了广泛反响和激烈的争论。朱熹从理一元论出发，认为学者工夫应是向外的"格物穷理"，而陆王心学则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出发，认为"格物之功只是身上做"。现在看来，不论是内学还是外学，偏重于哪一方面，都会陷入片面的"支离"或"易简"，它们都不失为人成己、修己不可或缺的两种功夫，应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至于"思"，儒家也作了多种阐发。仅就先秦儒家来讲，《中庸》提出了慎思、明辨的观念，孟子强调发挥心官之思，认为"思诚者，人之道"［68］，思则得之。当然最重要的是孔子所阐发的学思并重思想。孔子认为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69］。只注重学习而不思考，就会无所得；单纯思考而不去学习，则会疑惑以致危险。正因如此，孔子才主张学思结合，二者并重，一方面力倡志学、多闻、每事问，另一方面则强调要多思，尤其是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作自我检讨、自我省思，进而提出了"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70］
（三）修身养性
人的心性是人生的原点，也是人生实践的动力，是为人、做人、成人的主体基础。因此，儒家的为人之学直指如何修养人的心性，可以说，修养心性成为儒家人学的主基调。儒家把修身修己不仅看作外在的言谈举止、出处辞受、仪表风度等修饰，更是把它转换成个人内在的道德养成。孔子提出了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同时还表示自己的忧患所在是人不修德。他在《论语·述而》一章中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亚圣"孟子同样阐释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他在《孟子·尽心上》中说："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君子之所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儒家的修身之学对中国人的自我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综合分析儒家心性修养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主诚论。《大学》倡明包括"正心诚意"的"八条目"，要求人"毋自欺"。《中庸》依据"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天人之道，从多个方面强调诚对于成己修身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指出："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合外内之道、成己成物、尽性尽物的主诚思想对后世儒家影响极大，以致后来儒者之间一度展开过"自诚明"和"自明诚"的争论。正是在《中庸》主诚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把"思诚"界定为人之道。同时，孟子还说明了诚的意义、目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人要正确做人、待人，感动别人，就必须心诚："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71］人心具有了一切善性，通过反求诸己，反身内求，达到至诚之境，将会带来人生极大快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72］。要想诚心正意，孟子认为须先"明善"，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73］先秦思孟学派的重诚思想被宋明理学家加以继承和发展。周敦颐提出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功夫论。张载则创设了诚明学说，断言""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74］，认为修己就应实现这两种途径的有机结合，如此才能达至"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程颢主张用诚敬去存养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