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海固文学作品中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及其崇高感
回族作家是西海固作家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比如石舒清、左侧统、单永珍、古原、马宇桢、拜学英、马金莲、泾河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石舒清是西海固回族作家的优秀代表。在他的作品当中清洁的宗教精神，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默默流淌的忧伤与诗意，悲剧美和崇高感，无不来自于伊斯兰教文化的濡染。其中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因为""死亡"在浓厚的宗教背景中得到关照，心灵在生存之外获得安放"（第二届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评委意见）而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石舒清曾在东方网组织的交流活动中谈到："他（回族）的日常生活与宗教息息相关，他们在日常说话交流的时候，说的是汉语，但是这汉语中夹杂着大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我们叫"经堂语"。我与其觉得回族的生活被宗教化了，还不如说成回族把宗教生活化了，我深切地觉得，宗教在回族生活中是很健康的，很温暖的，甚至很深情的一样东西，我也非常乐意写这些，其中也有如同深井和大海的一面，更多地被张承志写到了。"［10］
实际上，在这里石舒清更重要的是谈到伊斯兰宗教与回族生活的关系。
人的生活是平凡而琐碎的，充满了无法回避和预知的生死哀乐，这让人类为自己的有限性而感到深深的悲伤。在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中，当马子善老人埋掉"无常"的女人走出坟院门（生死之门）的一刹那间，他突然感到生命的尴尬和辛酸。而这种尴尬和辛酸就是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当岁月把"那样一个鲜活的婴儿，把那样一个强壮的青年"［11］，最终变成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古稀老人时，生命形式的短暂浮华，终极价值的虚无缥缈，成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最终问题。死亡成了生命的唯一结局，它承担起了对生命进行价值判断的任务。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生命，什么样的死亡才能超越平庸的意义？作品通过具有生命神性的老牛将这一终极追问引入到宗教情境当中。
马子善老人对死的思考实际上是来自于人潜意识中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当人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必须找到一种精神寄托，而人类的这种精神寄托最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宗教。所以，宗教并不是以获得世俗幸福为最终目的的，而是为了解答人类的行为，为了抚慰人类的精神创伤，为了在现世和精神世界之间建立一条可触摸的通道而存在的。在小说当中，马子善老人面对不可预知的死亡惶恐不安，开始孤独地追寻生命的要义，而最终从人与牛的对比中获得了深刻顿悟："牛知道它的死，他贵为人，却不能知道。"［12］这时候牛的精神和品质通过其死前的宁静端庄、超凡脱俗、悠然沉静被无限放大，与人类的惶恐不安造成了鲜明的对比。至此，作品用"清水里的刀子"这样一个神秘而圣洁的意象完成了个体生命的精神超越，暗示了神性的高贵和信仰在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位置。从马子善老人心中那种驱之不散的肃穆感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生命必须有所皈依，能够深切体会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崇高。
这样的宗教情怀在石舒清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有这么浓烈的宗教情怀，但是大多对于人类生命终极价值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作品，虽然它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宗教情绪，但是它也一定会因为像所有伟大的宗教和信仰一样，最终都会指向生命的终极目的而获得人们的高度认同。
（二）文学作品中的西海固地域民俗文化及其优美感
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和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它不但进入西海固地区作家的创作，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西海固文学风格的构成。所以，对地方民俗文化美学特征的考察也成了地域文化和文学关联研究之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大多数西海固作家来自于西海固乡村，因而对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所传递出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尚未被世俗世界淹没的美好情感。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对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的书写便成了自觉的行为。
火仲舫的长篇小说《花旦》除了对西海固地区"秦腔"与"社火"的大力描写之外，还集中展现了十多种农村民俗文化活动，如"挂红""捏面灯""吃腊八的糊心饭""烙花馍馍""耍社火""燎干""挎锁锁压岁岁""敲庙钟""押保状""占卜求卦""祈雨""烧倒主""做道场"。另外，比如郭文斌的小说《大年》中的过年"贴对联"，《三年》中西海固农村"烧纸"（纪念故亡亲人的祭祀活动），《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中的传统节日。火会亮《社火》中的"社火"、《挂匾》中农村的娶亲……如果没有如此多元丰富的西海固民俗文化形式，则必然不会有这些作品深厚的文化意味和文化氛围。
郭文斌以《吉祥如意》而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对端午节习俗的描写，把"香"和"美"这两种最朴素的生命期待表现得诗意盎然，传递出一种温暖的人间情怀。
小说通过"两个心灵纯净的孩子，怀着对自然土地的神秘感去面对世界，进而观照成人的心灵世界"（第四届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评委意见）。五月、六月以及他们的父母虽然生活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他们的心中却满是欢喜，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善意，美好的念想和希望融化了世上一切不如意，最终人们被香和美包围着，所以"五月和六月从未有过的感觉到"大家"的美好。每一个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爱。即使是那些平时他们憎恶得瞅都不愿意瞅一眼的人。六月给五月说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六月悄悄说，我怎么现在就看着地生不憎恶呢。五月悄悄地说，我也是"［13］。从山下开始，五月和六月突出了浓雾的包围，避开了毒蛇的伤害，最终到达山顶。在这里可以将两个孩子采艾的过程看作是一次心灵净化的艰难旅程，而在这一个旅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闻香"，那种能把六月的鼻子"香炸"的香，而一旦这"香"失去以后"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14］。这是一种最甜蜜的象征，"香"最终战败了浓雾和毒蛇，战败了一切，这体现出人世上美好愿景的价值和意义。
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惯了晦暗的人生，而且这也基本上是由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所决定的，真正的人世有多冷漠，文学作品便会加倍地表现出那种冷漠，久而久之我们便愈发看不见希望。但是在郭文斌这篇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么美好、干净、明亮、纯粹、诗意弥漫现实人生。这不能不让我们为之感动。
郭文斌对美好温暖人间情怀的诗意描写主要来自于其对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的自觉继承，尤其是当人们面对贫瘠、干旱、焦灼土地的时候那种不屈的抗争、宁静的守护和温暖的等待愈加彰显出西海固人坚韧的生命意识和达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也正是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优美之所在。
三、重新审视地域文化研究方法论
长期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都属于中心研究，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的逻辑顺序，即缺乏新意又鲜见突破。但是如果按照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设想，从空间开始展开文学研究，用空间改变原有的中心。这样一来就更容易首先从"文学"本身开始，探讨文本的美学价值和意义。其次再回到"现代"的问题上来，通过对不同空间的考察，从而建构一个完整的"现代"，而不仅仅只是上海的现代或者北京的现代。最后再回到"中国"，中国不只是发达地区，不只是东南沿海，中国还有西部还有北部，而且各地的地域文化对各自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如果对原有的研究范式稍作调整，即地域文化-文学-现代-中国，这样一来或许更容易实现"中国"的、"现代"的文学，而最终将文学研究的维度落到"人"的身上。
而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地域文化现象，而是要深入探讨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美学特征，探讨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联性。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地域文化一定会对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这样的经验主义层面，而要想到文学的高度发达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地域文化的发展等等。同时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一定要严谨科学地界定地域文化的范畴，不能简单地将一些历史遗迹文物等等都纳入到地域文化的研究视野。
这几年，在关于西海固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中，尤其在对西海固文化的研究中我们看见要么就是扩大西海固文化的范畴，将一些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规范，还没有对西海固地区人们生产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遗迹文物纳入到西海固文化的范畴，好像"文化"就是一个筐，装到筐里的都是菜。实际上有的提法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存在于西海固地区，但是还不具备文化的功能，不能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要么就是盲目地否定西海固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忽视地方民俗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鼓吹城市化进程。而实际上，全球化和中国化持续不断地对地域民俗文化产生冲击，但是，幸亏乡村存在、传统不断，这样有价值的地域民俗文化才能永存。希望在地域文化的照耀下，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走向的研究、定位，更加准确。
（本文为2010年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西海固文学与西海固文化现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2］米文宝、王梅兰.西海固区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人文地理，2000，8.
［3］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0.
［4］倪万军.西海固文学与西海固文化现象//杨春光主编.2010年宁夏文化蓝皮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
［5］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2.
［6］张家铎编著.固原民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3.
［7］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35-247.
［8］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3.
［9］何兆武.论有美感和崇高感·译序//康德著、何兆武翻译.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9.
［10］石舒清.石舒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4856a010002tj.html.
［11］［12］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赏.2002，5.
［13］［14］郭文斌.吉祥如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23.西吉文化特色与中国"文学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