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Щолохов（1905—1984）
一个人的遭遇
献给1903年入党的苏共党员
叶夫根尼雅·格里高利耶夫娜·列维茨卡娅
在顿河上游，战后的第一个春天显得特别爽朗，特别蓬勃。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吹来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两天两夜，就把顿河左岸的沙滩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草原上的谷地和宽涧由于积雪，似乎显得比过去更宽阔了，小河凿开冰面，汹涌奔流，这样一来，道路就简直无法通行了。
在这交通阻塞的倒霉的日子里，我正巧要到布康诺夫镇去一下。距离不能算远，总共才六十公里光景，但要走完这段路，可并不太简单。我跟一个同志在日出以前出发。一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拉着挽索，很费劲地拖着一辆沉重的马车。车轮陷在混合着冰雪的湿漉漉的沙地里，一直陷到轮毂。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撇的细皮带下，已经密密地出现了一圈圈白色的汗花，由于马具上涂过厚厚的柏油，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就强烈而醉人地散发着马汗和暖烘烘的柏油的味儿。
碰到马特别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步行。浸水的雪在靴子底下发出吱咕吱咕的声音，走起来很吃力；道路的两旁还结着薄冰，被阳光照得像水晶一样闪闪发亮，那里就更加难走。走了六小时光景，才走了三十公里，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条河并不大，在莫霍夫斯基村前面，夏天里有几处常常干涸，如今在那赤杨丛生的河滨的沼地上，河水泛滥了整整有一公里宽。要渡河就得乘一种不稳的平底小船，这种船载重不能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打发回去。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板棚子里，有一辆饱经风霜的老爷吉普车在等着我们，这还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跳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一解缆，在腐朽的船底里，水就像喷泉一样从好几个地方喷出来。
我们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上漏洞，一路上舀着船底的水。一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来到叶蓝卡河的对岸。司机从村庄里放出车子，又走到船旁，拿起桨说：
“这个该死的木盆要是在水里不沉掉，大约再过两个钟头可以回来，不会再早啦。”
村庄远在一边，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种冷清的光景，只有在深秋和初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汽，还送来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从那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遥远的霍皮奥尔河草原那边，微风送来了刚从积雪底下解放出来的土地的永远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
附近的河滩上，横着一片倒下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很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的右边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真是懊恼极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打低沉的船舷上泼进来，混浊的河水一直泼到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纸烟，我得抛下桨，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现在却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把潮湿变黄的烟卷一支支摊在篱笆上。
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照得像五月里一样热。我希望纸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简直后悔不该穿士兵的棉袄裤出来。这是开春以来真正暖和的第一天。就这样独个儿坐在篱笆上，完全置身在寂静和孤独中，并且摘下头上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茫然地凝视着那飘翔在浅蓝色天空中的朵朵白云，真是惬意极了。
一会儿，我看见有个男人，从村庄尽头的房子后面走来。他手里拉着一个很小的男孩子，照身材看来大概五六岁，不会再多。他们吃力地朝埠头蹒跚走着，到汽车旁边，转身向我走来。这是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走到我面前，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老兄！”
“你好！”我握了握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向孩子弯下身去说：
“向伯伯问好，乖儿子。你瞧，他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只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那孩子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朝我望望，露出一丝笑意，大胆地伸给我一只嫩红的冰凉小手。我轻轻地握了握它，问：
“你这个老头儿，手怎么这样冷啊？天气这么暖和，可你却冻坏啦？”
小家伙显出天真动人的信任神气，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伯伯，我怎么是老头儿呢？我完全是个小孩子，我完全没有冻坏，手冷，那是因为抛过雪球了。”
那父亲除下干瘪的背囊，懒洋洋地在我身旁坐下来说：
“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他简直把我累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得跑步了。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一步路得分三步走，可这样他还是跟不上我，就像乌龟跟不上马一样。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不是溜到大水洼去玩，就是在什么地方折下一条冰箸儿，像吃糖一样吃起来。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何况还得步行呢？”他沉默了一下，然后问：“你怎么，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觉得不便向他说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说：
“得等一会啦。”
“他们是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吗？”
“怕要过两个钟头吧。”
“那么得等一阵了。嗯，那咱们就来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上哪儿去。刚才我走过来一看：有个咱们的司机弟兄的车抛锚了，就想，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抽烟也罢，死也罢，一个人总很难受。你的日子倒过得不错呀，抽纸烟。看样子，你把纸烟弄湿了，是不是？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就好比害过病的马，说什么也不中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草绿色单裤的插袋里，掏出一只卷得像管子的、红绸做的破旧烟荷包来。他解开烟荷包，我看到它角上绣着一行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江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土烟草，沉默了好一阵。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逼他在这种泥泞的日子赶路，但他抢在我的前面问：
“你怎么，战争时期一直在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线吗？”
“是的。”
“咳，老兄，我在那边可吃够苦头啦。”
他把一双黧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弓起了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不知怎的忽然感到很难受……你们可曾看到过那种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了绝望的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眼睛吗？在这位偶然碰到的对谈者的脸上，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双眼睛。
他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默默地拿它在沙土上画了一阵，画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这才开了口：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觉，在黑暗中睁大一双眼睛想想：唉，生活，生活，你究竟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为什么要那样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远得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亲热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去，在大河旁边孩子们总可以找着点儿什么的。可得留神，别把脚弄湿了！”
刚才当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瞧这父子俩，就惊奇地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衣服的料子很坚固：一件旧的薄羊皮统子的上装，前襟长了些，不过很合身；一双玲珑的小皮靴，稍微宽大些，里面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装的一只袖子曾经撕破过，但已很精细地缝上了——这种种都说明一个女人的照顾，一双能干的母亲的手。父亲的样子可不同了：棉袄上有好几个地方烧了洞，只是粗枝大叶地补上；破旧的草绿色裤子上的补丁，不是好好地缝上去，而是用稀稀落落的男人的针脚钉上去的；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们没有得到女人的照顾……当时我心里想：“要不是个鳏夫，就是跟妻子的关系没搞好。”
他用眼睛送走儿子，低沉地咳了几声，重又开口。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开头我的生活过得平平常常。我是沃罗涅日省人，生于1900年。国内战争中参加过红军，是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饿的1922年，上库班给富农当牛马，总算没有饿死。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嗯，一年后从库班回家，卖掉小房子，来到沃罗涅日城里。开头在木工合作社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保育院长大的，是个孤女。可真是个好姑娘又快活，又温柔，又聪明，又体贴，我可实在配不上她。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苦难，也许因此养成了这样的性格。旁人看来，她也不见得怎么样出色，但是要知道，我可不是旁人，我看得清清楚楚。对我来说，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我下工回家，筋疲力尽，有时候就凶得像个恶鬼。你粗声粗气对待她，她决不会用粗言粗语回答你。不，从来不会！她又娴静，又亲热，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才好。我们的收入虽少，她还是努力让你吃得又香又甜。你向她瞧瞧，气也消了，过一会儿就会去拥抱她，还会说：‘对不起，亲爱的伊琳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太太平平，我自己也觉得心安理得。
“嘿，老兄，你知道这对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吗？第二天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到了手里，都顺顺当当，头头是道！瞧吧，家里有个贤惠的老婆，有着怎样的意义。
“有时我领到工钱，偶尔跟同志们去喝一杯。有时喝了酒回家，一路上踉踉跄跄，那副样子旁人看来一定很可怕吧。你会觉得大街太狭窄，当然更不用说小巷子了。那时候我是个强壮的小伙子，身体结实得像魔鬼，很能喝酒，就是醉了，也还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程路只好挂了一档，那就是说，爬了回去，但还是爬得到的。可她对你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琳娜只是笑笑，连笑也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酒动气。她一面给我脱鞋，一面细声细气地说：‘安德留沙，你靠墙睡吧，要不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嗯，我就像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什么东西都在眼睛前面晃动。只在睡意蒙中，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嘴里喃喃地说些亲热的话，这是说，她在疼我……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小时把我叫起来，让我好活动活动身子。她知道，酒没有醒，我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的。嗯，她就拿出一条酸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清淡的东西，又倒了一小杯伏特加。’说：‘喝一点儿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以后别再喝了，我的好人儿，难道还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我喝干酒，用一双眼睛默默地谢了她，又吻了吻她，乖乖地上工去了。如果在我喝醉的时候，她粗声粗气，吵吵闹闹，那么，老天爷在上，我到第二天还会去喝个够的。有些家庭就是这样子的，做老婆的傻得很。这种傻婆娘我可见得多了，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有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同志们不再来往了。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去，家里人口也多了，根本顾不上喝酒。碰到休息日喝一杯啤酒，而且只要一杯，决不多喝。
“1929那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学会了开车，就开起卡车来，后来着了迷，不想再回工厂了。我觉得开车有趣多了。就这么过了十年，也没留神时光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嘿，十年算得了什么？你可以随便问问哪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可曾发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一点也不会发觉的！往事就像那迷失在远远的雾中的草原。早晨我出来的时候，四下里什么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走了二十公里，草原就给烟雾笼罩了，从这边望过去，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树林，哪儿是野草，也分不清哪儿是耕地，哪儿是草地了。
“这十年间我白天黑夜地干着活。我的收入很好，我们的日子过得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人学习的成绩都是‘优’，儿子阿纳托利对数学特别有才能，连中央的报纸都提到过他。他对这门科学哪来那么大的才能？嘿，老兄，可连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使我觉得脸上很光彩，我为他骄傲，是的，真为他骄傲！
“十年中间，我们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有两个房间，还有贮藏室和走廊。伊琳娜又买了两只山羊。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孩子们吃的是牛奶糊，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有鞋穿，可以说心满意足了。只是我的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划给我的那块地皮，面积有六百平方米，离开飞机厂不远。要是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生活也许会换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来了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那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琳娜、阿纳托利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都很坚强。嗯，两个女儿难免眼泪汪汪。阿纳托利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可是我的伊琳娜……我们共同生活十七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那种样子。那天夜里，我那件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这儿都被她的眼泪湿透了，第二天早晨也是同样的情形……走到火车站，我真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而没有表情，好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钩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好比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人家的女人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我那个却贴在我的身上，好比一张叶子贴在树枝上，还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对她说：‘坚强些，我亲爱的伊琳娜！你就对我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一面哭，一面说，每说一个字，抽一口气：‘我的……亲人……安德留沙……咱们……今世……再也……见不着……见不着面啦！’
“人家看着她本来已经心碎了，可她还要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她应该知道，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去吃薄饼。这当儿我可火了！我用力拉开她的手，轻轻地往她的肩膀上一推。仿佛是轻轻地一推，但那时我的力气大得厉害；她站不住脚跟，一连后退三步，接着又伸出双手，一步步向我走来，我就对她嚷道：‘难道人家是这么离别的吗？我还好好儿的，你干什么急于把我给活活地埋掉哇？？’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简直疯了……”
他讲到一半忽然中断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听到他的喉咙里有样东西在翻腾，在咕噜咕噜地发响。别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那死气沉沉的眼睛里，却看不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那两只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也在哆嗦……
“不用了，朋友，别讲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接着他竭力克制住激动，用一种变得异样的嘶哑的声音说：
“为了当时推了她一下，我就是到死，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能原谅自己呀！”
他重新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草都撒在膝盖上。最后，他勉强卷成了一支，狠命吸了几口，这才一面咳嗽，一面继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