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也很孤独，但是和我不完全一样。他骑坐在长凳上，并且开始微笑着打量它，显出惊奇的样子。他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摸木凳，然后又猛然把手抽回，全身颤动。假如我是汤姆，我才不会去摸凳子玩呢。这是爱尔兰人的又一出滑稽剧。可是我也觉得各种东西的样子很奇怪。它们比平时更加模糊，更加稀疏。我只要看一眼长凳、煤油灯和煤堆，就能感觉到我快要死了。当然，对于自己的死我还不能想象得很清楚，不过我到处都见得到它。通过周围的东西以及它们像在垂死病人床头低声说话的人们一样稍稍地往后退，以便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的样子，都可以看到我的死。刚才汤姆在长凳上摸到的正是自己的死。
此时此刻，假如他们来宣布饶我一命，我可以安心地回家了，我会无动于衷的。当你对于人的永生已经失去了幻想时，等待几个小时与等待几年就都无所谓了。我对任何东西都已无所牵挂，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平静的。然而，由于我的躯体，这种平静又是令人厌恶的。我用它的眼睛看，用它的耳朵听。但是这已经不是我了。它自己在出汗，在颤抖，而我却已经认不出它来了。我不得不摸摸它，看看它，以便知道它变成了什么样子，仿佛它是另一个人的身体。有时候，我还能感觉得到它。我仿佛感到滑动，往下冲，就像坐在一架正在向下俯冲的飞机里一样；我也感到心跳。但是这并不能让我踏实下来。来自我身上的一切都可卑得令人怀疑。大部分时间它毫无反应，默不作声；我只能感到一种沉重、卑鄙的压力。我感到自己像是被一条巨大的寄生虫困住了。有一会儿，我摸了摸裤子，觉得它湿了。我不知道是汗湿的，还是尿湿的。不过，为谨慎起见，我还是到煤堆上去撒了尿。
比利时人拿出表来看了看，他说：
“三点半了。”
坏蛋！他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汤姆蹦了起来。我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时间竟这样流逝了。黑夜像巨大无形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我甚至记不得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小儒昂叫了起来。他绞动着自己的手，哀求道：
“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死。”
他举起双手在地窖里来回奔跑，然后跌坐在一张草垫上哭泣起来。汤姆用失神的眼光看着他，甚至不再想安慰他了。实际上也毫无必要。虽然小家伙的吵闹声比我们大，但是他受到的打击却比我们轻。他就像一个以发烧与病痛作斗争来进行自卫的病人。当你连烧都不发的时候，情况就严重得多了。
他在哭。我看得很清楚，他在可怜自己；他并没有想到死。一刹那，只有一刹那，我也想哭，我想用眼泪来可怜自己。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我瞥了小家伙一眼，看到他那瘦弱的双肩在抽动。我感到自己变得不近人情了。对人对己我都不能怜悯。我想，我应该死得清清白白。
汤姆站了起来，走到圆洞的底下，开始观察星空。我很固执，我要清清白白地死去，我想的只是这个，但是，在我的下方，自从医生告诉我们时间以后，我感觉到时间在流逝，它一滴一滴地在流淌。
我听到汤姆说话时，天还很黑呢。他问：
“你听见他们的脚步声了吗？”
“听见了。”
有几个家伙在大院里走动。
“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总不能在黑夜里开枪。”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对汤姆说：“天亮了。”
佩德罗打着哈欠站了起来，吹灭了煤油灯。他对同伴说：“好冷啊。”
地窖变得灰蒙蒙的。我们听到了远处的枪声。
“开始了，”我对汤姆说，“他们大概在后院干这个。”
汤姆问医生要一支烟。但是我不要。我不想抽烟，也不愿喝烧酒。从这时起，他们就不断地开枪了。
“你明白吗？”汤姆问。
他还想补充点什么，可是他住嘴了。他看着门。门开了，一名中尉带着四个士兵走了进来。汤姆的烟掉到了地上。
“斯坦卜克？”
汤姆没有答应。佩德罗指了指他。
“儒昂·米巴尔？”
“是坐在草垫上的那个人。”
“起来。”中尉说。
儒昂没有动。两个士兵抓住他的腋窝，让他站住。但是他们一松手，他又倒在地上。
士兵犹豫了。
“感到难受的又不是第一个。”中尉说，“你们两人可以把他抬走嘛。到那里自然会有办法的。”
他转向汤姆说：
“走吧，过来。”
汤姆在两个士兵之间走了出去。另外两名士兵跟在后面。他们抬着小家伙的腋窝和小腿肚。小家伙没有晕过去；他瞪大了眼睛，眼泪顺着两颊往下淌。当我也想出去的时候，中尉制止了我：
“你是伊比埃塔吗？”
“是的。”
“你先在这里等着。过一会儿再来找你。”
他们出去了。比利时人和两名狱卒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人。我不明白刚才发生的事，但是我宁愿马上了结算了。我听到了时间相隔几乎一样的阵阵排枪声。每听到一阵枪声，我都禁不住发抖。我想喊叫，想揪自己的头发。但是，我咬紧牙关，双手插在口袋里，因为我要保持清清白白。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到了二楼一个小房间里。那里一股雪茄味，并且热得让我透不过气来。有两名军官坐在沙发上抽烟，他们的膝盖上放着几份材料。
“你叫伊比埃塔吗？”
“是的。”
“拉蒙·格里斯在哪儿？”
“不知道。”
讯问我的那个人是个矮胖个儿。在他的夹鼻眼镜后面是一双冷酷的眼睛。他对我说：
“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他站起来，抓住我的两条胳膊，用一种简直要一口把我吞掉的神气看着我。同时，他还使尽全力绷住我的二头肌。这倒不是为了弄痛我，而是他耍弄的把戏。他想要制服我。他也认为有必要往我脸上喷吐他那污秽的浊气。有好一阵，我们两人保持着这种状态。可是我只想发笑。要想吓唬一个即将去死的人，必须使用更多的手段。现在的这一套不管用。他猛力推开了我，又坐了下去。他说：“拿他的命来换你的命。你要是说出他在哪里，我们就饶你一命。”
这两个用马鞭和皮靴装扮起来的家伙，毕竟也是就要死去的人。比我稍晚点，但不会很久。而他们却专管在那些纸堆里寻找一些名字，然后把另一些人抓进监狱，或者消灭他们。他们对西班牙的前途和别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活动在我看来都很令人反感，而且非常可笑。我再也没法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象了，我觉得他们都是疯子。
那个小胖子一直盯着我，用马鞭抽打着他的靴子。他的一切动作都是精心设计好的，样子活像一头凶猛活跃的野兽。
“怎么样，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格里斯在哪儿，”我回答，“我原来以为他在马德里。”
另一名军官懒洋洋地举起了他那只苍白的手。这种懒怠的姿态也是故意的。我看透了他们耍弄的全部小把戏，并对世上竟有人以此为乐感到惊愕。
“你还有一刻钟可以考虑，”他慢条斯理地说，“把他带到内衣房去，过一刻钟再把他带回来。如果他顽固地拒绝交代，那就立即枪毙。”
他们对自己做的一切很清楚。我先是等了整整一夜。后来，在他们枪决汤姆和儒昂时，又让我在地窖里等了一个钟头。现在，他们又把我关到内衣房里。这些阴谋诡计他们大概是昨天就已经策划好了的。他们以为，时间长了人的神经会支持不住。他们企图这样来征服我。
他们失算了。在内衣房里，我感到自己虚弱无力，于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并开始思考起来。但不是按照他们的吩咐思考，当然，我是知道格里斯在哪里的。他藏在离城四公里的表兄弟家里。我也知道，除非他们对我用刑（但是看来他们还没想这样做），否则我绝不会透露格里斯的藏身之地。这一点是明确无误、肯定无疑的。对此我再也不去多想了，只是我很想弄懂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出卖格里斯，为什么呢？我已经不再喜欢拉蒙·格里斯了。我对他的友谊和我对贡莎的爱情以及对生存的企求，在黎明前片刻都已经同时消亡了。当然，我始终是尊重他的，他是一条硬汉子。但并非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同意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价值更高。任何生命在这种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让一个人紧贴墙站着，然后开枪射击，直至把他打死为止。无论是我，是格里斯，还是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我很明白，他对于西班牙的事业比我有用。但是，无论西班牙，还是无政府主义，我都嗤之以鼻。因为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了。然而，我在这里，我可以出卖格里斯来换取自己一条命。可我拒绝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倒有点可笑，因为这是顽固。我想：
“难道就应该顽固？”
这时，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兴劲油然而生。
他们来找我，把我带回到那两名军官那里。一只耗子从我们脚下穿过，逗得我开心。我转身问一个长枪党徒：
“你看见耗子了吗？”
他没有回答。他脸色阴沉，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很想笑，但是克制住了。因为我怕一旦笑开了头就止不住了。那个长枪党徒有一撇小胡子。我又对他说：
“把你的小胡子剃掉吧，傻瓜。”
我觉得，他活着就让这些须毛侵占他的面庞，真是不可思议。他随便地踢了我一脚，我就不做声了。
“那么，”胖军官问，“你考虑了吗？”
我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仿佛在欣赏几只稀有的昆虫。我对他们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他藏在公墓里，在一个墓穴或掘墓人的小屋里。”
我这是想捉弄他们一下。我想看着他们站起来，束紧皮带，然后急忙下达命令。
他们跳了起来。
“走！莫勒，去跟洛佩兹中尉要十五个人。你呢，”矮胖子对我说，“假如你说的是实话，那我说的话是算数的。如果是捉弄我们的话，那就饶不了你。”
他们在一片喧闹声中出发了，而我则在长枪党徒的看守下平静地等待着。我不时地发笑，因为我在想过一会儿他们将要发作的样子。我感到自己既糊涂又狡猾。我在想象，他们如何把盖在墓上的一块块石板撬起，然后打开每个墓穴的门。我仿佛是另一个人在想象这一切：那个顽固的企图就此成名的俘虏，那些神色庄重留着小胡子的长枪党徒，以及那些身穿制服在坟墓之间来回奔跑的人；这一切都让人忍俊不禁。
过了半小时，矮胖子一个人回来了。我以为他是来下令枪决我的。别的人大概都留在公墓里了。
军官看着我，他一点尴尬的样子都没有。
“把他带到大院和别人待在一起，”他说，“等军事行动结束后，由普通法庭来决定他的命运。”
我以为自己没有听懂，于是问他：
“那么你们不……不枪毙我了？”
“至少现在不。以后，就不关我的事罗。”
我始终没有明白。我问他：
“那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士兵就把我带走了。在大院里有一百来个俘虏，还有妇女、孩子和几名老人。我开始围绕中间的草坪走起来，简直感到莫名其妙。中午，他们让我们在食堂吃饭。有两三个人和我打了招呼。我大概认识他们，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搭话。因为我连自己在哪里都搞不清了。
黄昏，又有十来个新俘虏被带到大院里来了。我认出了面包师卡西亚。他对我说：
“好小子，真走运！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
“他们判了我死刑，”我说，“可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我也不知为什么。”
“他们是两点钟逮捕我的。”卡西亚说。
“为什么？”
卡西亚并不参与政治活动。
“我不知道，”他说，“他们把所有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抓起来了。”
他放低了声音：
“他们抓到了格里斯。”
我开始发颤：
“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他自己干了蠢事。星期二他离开了表兄弟家，因为他已经听到一点风声。他可以藏身的人家还有的是，但是他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他说：‘本来我可以藏到伊比埃塔那里去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捕了，我就藏到公墓去算了。’”
“公墓？”
“是啊！真蠢。显然，他们今天早晨去过那里，这本来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他们在掘墓人的小屋里抓到了他。他先向他们开了枪，他们就把他打死了。”
“在公墓！”
我开始晕头转向，终于摔倒在地。我笑得那么厉害，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王庭荣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