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我七岁那年的秋天，放学时看见黄排长押着哑巴阿珍走进54号墙门。朦胧梦幻的黄昏，太阳落下去了，留下一片淡金色的天光映照着阿珍脸上的泪花，她手里捧着一个婴儿。邻居们都从屋里跑了出来，站在那里议论纷纷，我母亲哇的一声惊叫，几乎是狂喜地接过那孩子。一阵风吹过天井里的无花果树，阿珍抱着我母亲，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流了下来。黄排长鞠个躬说，拜托您了，张师母，这孩子再也不能让她带了。我母亲点点头，将脸紧紧地贴在那婴儿脸上。狭小的天井上面是一片补丁般的暗蓝天空，被他们的哭声说话声惊飞的是树上的两只麻雀，母亲突然喊出声来，小英子，她说，你都尿到我身上了，这就是你给我的见面礼吗！
邻居们都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中充满好奇、同情和酸楚。谁也忘不了去年春天发生的那场悲剧，阿珍的第一个孩子被她无意中闷死在被窝里。人们看见黄排长举着他的拐棍出现在延定巷巷口，他的脸色铁青，眼睛里愤怒的光焰使围观者不寒而栗。打死你，他喊，老子今天一定要打死你！我母亲像听到冲锋号声似的冲出去，一把将跌跌撞撞跑在前面的阿珍拉进家门。母亲隔着窗子朝黄排长拼命地摆手，打不得，黄排长你听我的劝，打死她你也会去坐牢的，你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邻居们纷纷拦住他，报馆的保卫处长也赶了过来。保卫处长说，阿珍听不见孩子的哭声，老黄你打死她也无用。你俩趁早再生一个吧，处长诚恳地劝告他说，生下来让张师母带上两三年，然后就能进报社的幼儿园了。
确乎如此，除了我母亲，阿珍在杭州城里觅不到其他的亲人。六年前她从绍兴乡下逃婚来到杭州，又饿又累躺倒在报馆对面的吴山教堂门前。母亲买了一碗馄饨，一口一口地喂给她吃，直到这碗馄饨连汤带水都进了她的肚子，阿珍才有了说话的力气。她从我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跪在教堂台阶上，向她磕了三个头，她哇里哇啦地比划着，母亲似乎听懂了，又好像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母亲跟居民区主任说，不管搞不搞得清，我只能将她带回家来。否则怎么办呢，母亲无奈地说，一个哑巴姑娘，深更半夜流落在街头，那是要出人命的啊。
七岁的我给小英子盛了一碗米粉糊糊，拿着小调羹喂她。她向我伸出一只胖嘟嘟的小手，试图抓住调羹。我的小哥们儿秉生来了，哈，他说，我来喂吧，我娘也替人带过孩子的。我母亲说，秉生啊，你娘的身体还好吗，听说她去街道办的缝纫工厂上班了，她吃得消吗？一只知更鸟在门外的无花果树上啼啭几声，小英子露出两个小酒窝笑了，秉生的脸色却黯淡下来。我娘身体还好，他说，她天天夜里都在加班，总想多挣点钱，好去东北看望我阿爸。
尽管屋子里的灯光很暗淡，母亲还是看见了秉生脸上憔悴和无奈的笑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秉生就是如此。他父亲过去是我父亲属下的一名少将，徐蚌会战后解甲归田，在家赋闲不到两年，被易帜后的新政权押送去了抚顺战犯改造所。同在众安桥小学上学，我跟秉生不是一个班，有时走过他们教室窗前，我总是看见他蜷缩在角落里，像一条小狗似的。他的班主任名叫常青，是一名派出所户籍警的妻子，看他的眼光就像看美蒋特务一样。如果很多人举手回答问题他不举手，那老师就会突然发起脾气来。俞秉生你给我站起来！她说，你夜里在干什么，白天老是无精打采的？
带孩子。俞秉生委委屈屈地站起身说，帮一班的湘九家带孩子。那是报馆门卫黄排长的女儿，他一条腿丢在朝鲜战场上了，他老婆是个哑巴。
于是，那天下课时我被叫到了老师办公室。我的班主任，他的班主任，加上教导主任，对我进行三堂会审。她们等着我自己交代，但我不明白这有啥可交代的。我说，是我叫他来的，小英子不喜欢我抱她喂她，喜欢俞秉生。秉生的班主任常青老师扬起了细长的眉毛说，为什么，为什么这女婴不喜欢你而喜欢他呢？我耸耸肩，我也不晓得，我说，可能是我的动作比较粗暴吧。我的班主任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轻柔一点，她说，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我吓了一跳，赶紧说，主要是我不会哄她吧，俞秉生比较会哄，他总是唱歌给她听的，抱着她轻轻地唱。
他唱的都是些什么歌，教导主任问我，是不是催眠曲啊？
我们学校没教过啥子催眠曲呀，我的班主任说，他怎么会唱这种歌呢。
一声冷笑从常青老师嘴里出来，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那时候我确实感到很有些茫然，我垂下头，竭力回忆他唱过的曲子。大概是他娘教他唱的吧，这女人说，或者是你娘教的？我愣了愣，突然有一种感觉，我成了一只小兔子，正战战兢兢地站在一个狼外婆的面前。
他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终于想起来了，赶紧告诉她们。我伸出双手，好像抱着小英子似的，轻轻地迈出左脚，又跟上右脚，在她们面前慢慢地转着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我摇头晃脑地唱着，沉浸在一种很陶醉的感觉中。我看见我的班主任首先笑了，接着，那教导主任也笑起来，只有秉生的班主任咬着嘴唇，脸上一阵红一阵青。
这确实是一个很滑稽的场景。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闭着眼睛，那神情恍恍惚惚的，唱着歌，在办公室里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手虚抱着一个看不见的小娃娃。窗玻璃上出现了一些人头，有学生也有老师，我听见有个女孩子在喊她的同学，快来看，一年级一班的湘九在表演节目，被叫的同学扑哧一笑，她说，他在演什么，演瞎子走路吗？窗外的人都笑起来，有人说，真恶心，好像跳大神一样的。二班有个知情的同学向他们晃了晃手，他说，别胡说，他在表演俞秉生哄黄排长女儿的样子。女孩子们吐吐舌头，哇，她们说，俞秉生你太能干了！
上课铃声响了，我记得我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我睁开眼睛，像一名等待宣判的嫌疑犯似的眼巴巴地瞧着我的班主任。教导主任向我挥挥手，说，回去上课吧，我和我的班主任同时松了一口气。风从操场上吹来，吹起秉生稀疏而缺乏营养的头发，我看见他靠在教室的门框旁，好像一只小牛犊，正在舔着有咸味的墙。我向他笑笑，于是他也笑了，那是一种很孱弱的笑，长久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已经是冬天了，街上的行道树落下无数树叶，穿着臃肿的行人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墙上的反击****分子猖狂进攻的标语被寒风吹得噼啪作响。我和秉生都从来不穿袜子的，光着脚套一双圆口布鞋，裤脚又短，感到深深的凉意。秉生说，今晚我就不去你家了，我娘带回家不少外加工的活儿，我想帮她干一些。
我站在众安桥的十字路口，目送秉生走向祖庙巷。他的瘦削的身影被夕暮的阳光投射在人行道上，两片宽大的裤腿晃晃荡荡。悦来祥布店有台收音机在播放越剧《盘夫索夫》，一个骑脚踏车的男人跟着那唱腔哼哼着，不小心撞到了路边一个女人身上。那女人大声地尖叫起来。男人慌里慌张地跳下车说，对不起，撞伤你了吗，我陪你去医院。女人说，你把我的这个炼乳罐头撞瘪了，不，撞破了！男人拣起地上的罐头看看，尴尬地将黏糊糊的手在身上揩了揩，说，我赔你，你说吧，要多少钱？
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那女人说六元钱，男人脸上浮起一层红晕说，我身上只有五元钱，女人叹口气说，五元就五元吧，以后骑车注意一点。女人走了，男人悻悻地重新跨上车去，我飞快地跑到垃圾桶旁边，拿到了他扔在桶顶上的那个破罐头。
那天晚上小英子终于喜欢我了，因为破罐头里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炼乳。我将它倒出一点拌在米糊里，送到小英子嘴边，她先伸出舌头舔一下，然后才急不可耐地咽下去。如果我拖延一会儿，她就会哇地哭出声来，并且像少林小子一样，拳打脚踢起来。塌鼻梁、肿眼泡，不是要吃就是闭着眼睛睡觉，我对母亲说，她长大了会不会也是个哑巴啊？母亲瞪我一眼说，你瞎说啥，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声音大一点她就会把头转过去的，怎么会是哑巴？
阿珍两口子到来时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以为这炼乳是我母亲买来的。母亲说，真不是我买的，是湘九拣来的。黄排长说，天下会有这么巧的事吗，张师母，这个钱我一定要另付给您的。我哭笑不得地将罐头上被撞破的裂口拿给他看，他仍然不相信。湘九兄弟，他说，你就别跟我扯淡了，我有钱你知道吗，别看我只是个门卫，我的工资加上抚恤金，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记者都多呢。
许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个充满人间温情和信任的夜晚，我母亲的眼眶里依然潮腻腻的。这天晚上秉生没来，他的母亲却来了。她背着一个包裹，里面是十几件没锁纽眼的劳保服。她跟我母亲说，空下来时你也锁几件，多少可以赚几个买菜铜钿。看见阿珍和我母亲麻利地拿起活儿干了，黄排长转过脸去，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于是我抱起小英子，跟他走到墙门口去。这是俞师母，我说，俞先生在东北。我知道，黄排长打断我的介绍说，淮海战役时，我们营差点就把他给当场俘虏了。
我惊愕地看着他，听他述说往事。他嘴里说的淮海战役就是我母亲说的徐蚌会战。原来黄排长在那时就当了中原野战军的班长，并且是包围黄维兵团八十五军的主力之一。俞某人当时担任八十五军副军长，他是搭乘胡琏的坦克突围出来的，黄排长愤愤地说，我们营缺少反坦克的重武器，他娘的，牺牲了几十名战士，还是让他们逃了出去。
我无言可对。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就是一名大学生，恐怕也是无言可对。其实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每当遇见这样的人和场景时，我觉得自己就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我的孱弱的头脑和身体都无法承受来自父辈与社会的重压。不仅是满月就离开父亲回到大陆的我，就是两岁才与父亲分别的秉生，父亲的形象也早已变得模糊而遥不可及了。许多个夜晚，我俩坐在西湖边倾听风声虫鸣，瞧着湖滨十九路军抗战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发呆，想象着我们父辈抵御外侮或者打内战时的模样，想着他们的脸，竟然什么也想不起来。我们实在是一对很悲哀的小人儿啊。
后来我沮丧地站在那里，看着黄排长拖着他的假腿离去。那天他值夜班，而阿珍却非要留在我家帮我母亲干活，他只好匆匆地离去了。我的影子在昏黄的路灯下很夸张地洇开来，如同一个变幻的漫画像，胸前凸出的一块是裹在军毯里的小英子。这块军毯可不是她阿爸从朝鲜带回来的，而是我父亲参加印缅作战时，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先生送给他的纪念品。我看看这影子，又转过脸去看看黄排长远去的背影，于是，他那一拐一拐的形象，便使我那幼小的心灵中增添了更多的忧伤。
怀中的小英子蠕动起来，大概是又想吃了，她瘪着嘴，眼睛很亮地睇视着我，伸出手来抓我的胸。我低下头去，对她说，不能老是想着吃炼乳的呀，我们可买不起，你阿爸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六十元还是七十元？就算他挣七十元好了，一家人不吃不喝也只能买十来罐炼乳。他们为了你可以不吃不喝，你在苏北乡下的爷爷奶奶呢，难道让他们也忍饥挨饿吗？
小英子又瘪了瘪嘴，突然嘹亮地哭出声来。黄排长已经走到巷口了，倏地停下脚步，回头朝我们看，我挥挥手，去吧，她没事，我大声说。他点点头，转过身去，消失在了通向报馆的庆春路上。
二
天下人大饿的日子很快来到了，秉生常常叫我一起去菜场拣烂菜帮子。偶尔拣到一个番薯，他便会快乐得发抖，眸子里闪烁出兴奋的奇异光亮。回去煮熟了给小英子吃，他说，小心翼翼地将番薯藏进书包。这么小的孩子恐怕是没有记忆的，我提醒他，再说她已经去了幼儿园。为啥要她记得我，秉生不满地对我说，难道还想等她长大了来报答我吗？小英子叫我舅舅，我认真地说，却叫你哥哥，说不定长大了会嫁给你呢。秉生愣了愣，突然踢我一脚，你这个小流氓，他说，这么小就这么坏了！
报社幼儿园在竹竿巷里，晚霞随着巷子里粉墙黛瓦的屋脊曲折流淌，一点一点地温暖着蹲在院门口的我俩。后来在我的梦境中，经常会出现这座幼儿园灰色的小洋楼，洋楼前还有一个很大的草坪，草坪上有滑梯和跷跷板，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生活经历，我对那里的孩子充满了嫉妒之心。
秉生那干瘦细长的双脚钉在晚霞映照的台阶旁一动不动，双耳竖起，等待放学的铃声响起。我觉得我俩像两个特务，正在诱捕一名革命家庭的小姐。我好像听见了常青老师带着她老公跑来抓我们的脚步声，于是我在斜阳下打了个冷战。
铃声响了，一群孩子欢快地跑出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一个小女孩说，我爸是主任，另一个小女孩说，主任算什么，我爸还是副总编呢！那时我正揉着蹲麻了的双腿站起来，看见四岁的小英子和两个小男孩撕扯着走在草坪上。这两个小坏蛋拉着她的衣角往门外拖，嘴里叫喊着，你爸是跷拐儿，你妈是哑巴！泪水从小英子脸上哗哗地流下来，瘦小的身体被他们推得东摇西晃，她突然扭过脸，用愤怒的苏北腔骂了一句粗话，X养的东西，她说，不仅让周围的同学，连秉生和我都怔住了。一个小坏蛋愣了半晌抬起手来，你还骂人？你这个小垃圾婆还敢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