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一个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重庆王立军事件、保钓游行中的打砸抢烧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中国就有可能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然还有一个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
若干年后，如果我们再来回顾2012，同学们再来回想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楚地知道，2012这个玛雅预言中世界末日的年份，对中国来说却有可能是其真正现代性的开端。在这个现代中国的黎明之前，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中共“十八大”透露的改革玄机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又重新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本届政府是否能有效利用改革开放的成果，继续推进更深层次、更符合规律和价值需要的改革，决定着中国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命运，也决定着操盘手自己的命运。
我对中国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我期待并相信“十八大”以后的新一届领导人有望把中国带进自由、和平、富强的国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站起来？我的看法是快则三五年慢则十内年应有大变革。但这个变革是循序渐进的，绝不会一夜变成艳阳天。
中国不会止步不前直至崩盘。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早已在从上到下的中国社会弥漫，尤其是在精英阶层里。不管是政界、企业界，还是普通百姓那里，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举凡仁人志士，无不子归啼血呼唤改良。
代表承前启后两任总书记意见的十八大报告对此同样有呼应：“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说明中国领导人对当前的国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对于高风险是有强烈危机感的。
改革的最大障碍是在具体的路径和方法上缺乏共识。改革时不我待，这个判断估计上下左右一心；改革的方向，则左中右各成N派；落实到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我相信左中右各自只要有五个人就会争论得一塌糊涂，乱成一团，怎么吵都吵不出共识！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朝野上下，都分不清什么措施是在改革，什么措施会是造成整个体制瞬间崩塌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八大”前夕，《人民网》连续发文谈到政改，其中一篇《人民日报》文章说，迟迟未政改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非惧怕民主，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这话自然召来很多讥讽，有人说这其实是在为拒绝改革找个台阶。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中共已经把政改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平心而论，决策者有时的确有可能处在“当局者迷”的状态。他们周围遍布马屁精，有时真知真言水泼不进风吹不进。而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挂帅，谎言千遍成真理。首先是蒙蔽、遮住了很多真知真理，接着是蒙蔽了百姓也蒙蔽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始作俑者也不例外！
回头看，我们的理论从来不缺，从毛思想、邓理论到江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我们不缺理论，缺的是理论的自由辩论和对规律本身的尊重。意识形态挂帅，真正科学的理论寸草不生。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更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方法往目标进发。
“十八大”报告提到这样的字眼：“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十八大”开幕式现场笔记》一文中对此作了如下精彩的解读：
在邓小平先生提出“不争论”后，很久没有听到中共全党有关道路问题的明确讨论了。熟悉中国政治文字的人，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来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呼吁，说明当下党内对这几个问题的自信是严重缺乏的。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话语里，怎么说和怎么做往往是有差别的，有时差别甚至不是一般的大。连《宪法》的表述都多有矛盾，又何必过于在乎“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在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年代，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与规律，少纠缠字句。就像温总理不可能用强大的行政力量使房价降回“合理价位”，改革或革命的逻辑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十八大”前夕，前国家领导人纷纷以八九十高龄高调出镜亮相，也许是对人事变更的关切，也许也是对改革的关切已经波及大佬们，也许连他们也已经觉得，改革是一件必然的事了。
不走老路，是给极“左”们看的，也是给大佬们看的，告诉大家文革和计划经济回不去；不走邪路，是给极右看的，同时也是给大佬们看的，明确表示激进的民主政治路线没戏。其实就是要走不激进的中庸之道。有点慢，但稳妥，不流血。
当下，不管极“左”还是极右，本质都是一样，激进，期待有强人迅速迎合民意，扭转乾坤，一朝变天。而极左和极右，都具有革命和流血的性质。激进的极“左”，像重庆，要全面清洗贪官和一切先富阶层，对所有的原始积累都要清算“原罪”。激进的极右，官员财产全面公开，也难免要流血，甚至血流成河，人人自危。有一次吃饭，一位在座的同道说，如果官员财产全部公开，丝毫不亚于一次革命，甚至比历史上最暴烈的革命还要暴烈。我赞同他的观点。在今天，在制度已经制造了很多贪腐的现状下，没有宽恕就没有改革。
我个人的立场，持右偏中。主张自由市场增量改革，这方面的空间真的还很大。第一大增量改革是土地改革，第二大增量改革是城市化，第三大增量改革是打破垄断。时间关系，这些方面暂时不展开来讲。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往往不在口号和宣言里，而在数字中。就像今日中国的矛盾积累，归根结底也在贫富分化这些看不见的“数字”里。
2012年11月8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很多人看不到大张旗鼓的改革旗号，因此倍感失望。但是，要害往往在细节之中。虽然我们不能拿着放大镜去看这类通常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表述，但透过一些关键性的细节还是可以参透机关！
我个人认为，“十八大”报告的最大玄机，在于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
这个目标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一个非得要一系列改革配套才能完成的极其艰巨的任务！
中国社科院经济和金融专家张跃文说，按照统计学规则，“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倍增目标应是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倍增目标，虽然还很难确定届时的绝对数额，但它的实际购买力可以获得保证。
普通居民收入倍增首先意味着劳动值钱。在中国，每年由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CPI上升1.94%，低于这个水平的CPI，就意味着整体经济仍处于总需求不足状态。要去除通胀因素，到2020年实现居民购买力翻倍，即使每年CPI保持在3%左右的增速，账面收入的增长也应该在2.5倍以上。
知历史可以知今天和未来。过去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GDP增长最快的十年，但在贫富差距拉大、多数人收入“被增长”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增幅有限。
《人民日报》2012年11月4日文章称，2002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1.8倍；此10年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增长2.9倍。GDP从10多万亿元，到接近50万亿元大关，增长4倍。
文章没有说的是，同期财政收入十年增长4.49倍（由2002年的18904亿元到2011年的103740亿元）；房价增长1.53倍（由2002年全国平均商品房价2130元/平方米，到2011年的5381元/平方米）。
也就是说，过去十年，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增幅不到GDP和财政收入增幅的一半。而“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居民收入增幅要和GDP增幅同步。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全面地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用增长质量取代增长数量；二是全面大幅度地进行分配结构改革，藏富于民。
要看到今天的我们已经面临经济全面下行的局面，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没有一系列比较到位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2012年11月8日，我发微博，对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三十多年的‘中国模式’已山穷水尽，不出两年必将见底，现在是惯性拖着。因此，未来的改革没有悬念。回想六十多年来，哪一次改革不是在穷途末路上被迫进行。今天也不例外。”
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第六感觉”，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判断。感受和思想的最大区别是，感受无法论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反正就是这种感觉”；而思想要多问个“为什么”，能够用逻辑清晰演绎。
时势比人强。改革是未来中国的主旋律。促成改革的原因有很多种，有时是被时势推着走拉着走；有时是决策者站得高看得远主动顺应时代潮流；有时是拖都拖不动拉都拉不走，这样就会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惊涛骇浪，但是时代的潮流总在向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习李新政”的关键词就是“改革”。习、李主政后首次亮相透露出的执政理念，无不与改革密切相关：1.物必先腐，而后虫生；2.打铁还须自身硬；3.我们的目标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而非GDP；4.改革是最大红利；5.不改革，要承担历史责任；6.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2年11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李克强在会上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要承担历史责任。
李克强说，我们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而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还是要靠改革。改革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李克强提醒大家，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有些改革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期的阵痛，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受益会更大、更持久，最终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
在谈到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李克强重点强调：“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改革阻力，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做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在改革方向和突破口方面，李克强强调，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东中西部地区情况不同，突破口也要因地制宜。要更加尊重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说到这里，李克强的语调明显加重，“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人民网总结李克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如果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改革”；而用四个字概括无疑是“改革、改革”；若用六个字概括便是“改革、改革、改革”。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不仅具备改革的勇气，而且在改革的方向和方法路径上思路清晰，成竹在胸。
真知真理促真行。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促进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新的改革也需要思想解放先行，通过全面开放媒体和思想的自由市场，发现真知和真理，促进改革向前行进。
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变革，都是在前面的路已经走到尽头、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启动，今天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变革，毫无退路。在《2020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一书中，笔者把当代中国百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再过三十年，我们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00年历史，可能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这100年里，以30年左右为界，中国当代史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浪潮，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都无法转移矛盾，社会和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终于走上了大乱后的大治，进入1978年以后历史的第二个浪潮——以经济赶超为特征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加上行政力量亲力亲为走在经济第一线，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甚至有“全球一枝独秀”之称。它的副作用是：经济增长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导向型经济极大地推高了物价，资源为权贵主导，在高效率的同时，副作用是投资浪费也高效率，人人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带来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的极大破坏，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社会矛盾突出，人人缺乏安全感。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处处与人为敌的“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一切向钱看的“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一切以人的自由、权利为指针的“进步时代”——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