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指望中国几亿农民一夜之间就达到很高参政议政和博弈能力的话，那就不是中国了，所以这也正是这些年来中央坚决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要选出自己的带头人来的原因，这件事情我发现很少有媒体愿意换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村民为什么在利益被损伤了之后，站出来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原本他们在民主当中选出来自己村里的这些村委会干部、带头人，应该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怎么却在关键时刻要出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当初民主出现了问题。土地上的假种子很可怕，土地上的假民主更加可怕，为什么他们的领头人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利益，我觉得民主要去更加夯实这样的一个基础，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保护。
“农民素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达到很高参政议政和博弈能力”的判断，我不能同意。但我同意老白“假民主致农民利益被出卖”的判断。那么，是什么样的假民主出卖了农民利益呢？电视讲话中的逻辑链条不是很明确，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带头人，应该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怎么却在关键时刻要出卖自己的利益，是不是当初民主出现了问题”，也许他要说的是，村民没有能够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
其实，如果再深入一些，会发现在现有土地和农房制度下，农民很难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即使选出来了，也难保他们不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腐败变节。
当下的村民民主，不管当初村民怎么选，最后都有可能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结局：一是村委会和村干部背着村民干卖地的勾当，“代表村民”侵害村民利益。河北香河圈地属于一类。这种类型，占绝大多数，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另一类是代表村民向外界要权益、要政策、要贷款、要地价。甚至有村主任候选人打着维护村民利益的旗号，对村民做出极高承诺，然后借着维护村民利益的名义，向外界提出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要价。表面上这的的确确是在维护村民利益，但这时候的村民利益仍然是作为一些候选人或者村主任个人的利益、名望的砝码和陪绑工具，未必能够真正维护村民利益。因为任何资源，包括土地和房屋，在一定时候都有当时的市场价格，如果要价远超于市场价格，导致交易不成功，事实上有可能使村民失去发展机会。
除上述两种“对立”类型，还有一类，是少数地理位置适中的农村，在善于左右逢迎的地方政治强人带领下，采取“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要求一拍即合，通过多数农村难以获得的政策优惠、银行巨额贷款等等，成就一方富强。能让农民家家住别墅（如果独栋房屋就能称别墅的话）、个个有保障，甚至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但这一切仍属村集体所有，一旦离开或者因冒犯什么事被开除村籍，那么对不起，这一切都将被收回，钱也无法带走。真叫做“净身出村”。这一类很有些中国特色，叫做“明星村”。衰落一批，又会有一批冒出来。
这三种情形，不管哪一种，本质都一样：民主名义上为多数村民服务，实际上为少数人私有；集体财产名义上在“村集体”手里，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民主一定是有牢固根基的。财产不自由，所谓的村民民主就是无源之水。一旦财产公有，那么权力的私有化几乎成为必然。财产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根基也是财产自由）、社会文化自由、政治民主，是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没有前者，所谓政治民主甚至会成为掠夺的工具，而不是个人安全和自由保护的利器。财产是人身安全和心灵自由的堡垒，即使是民主权力也不能进犯。今天可以控制你的财产，明天就可以控制你的灵魂。也因此，“明星村”的“村籍”制度就是必然的奴役之路。
今日中国农村民主还有多远？你说有多远它就有多远。我们别忘了，这样一种土地和宅基地的财产集体所有制度，不是在制造“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有产者，而是在制造“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无产者，一旦农民失去了土地及土地上的合法收益，他们就再也没有可以失去的了。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和农村发展的短暂历史上，我们会发现一个骇人的“越发展，越腐败”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一种提法是：经济增长速度要与通货膨胀和腐败赛跑。实际结果却是：权利不平等的发展只会成为腐败和通胀的加速器！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辖市——温州市所辖永嘉瓯北镇新桥村多名村民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由于该村土地被征用，村里获得569套安置房建造指标，作为拆迁户和失地农民的安置用房，具体分配对象名单仅限于本村村民之间。但其中300多套却被村干部私分，然后以低价或免费等方式向各级官员和关系户进行利益输送。三年已去，村民到处奔走相告，至今未果。这几年，温州房价涨幅很大。如果按照安置时的均价，以每平方米8000元计算，569套房子每套140平方米，销售款项接近7亿元；如果按照现在每平方米3万元的价格计算，销售款项高达24亿元。
同样在浙江，全国最发达的小商品市场义乌商贸城旁边，一场场自买自拍的权力侵占游戏在不断上演：2011年9月16日正义网报道，义乌市大塘下村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拍卖过程中，当地村官与拍卖公司“合谋”，违法拍卖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建造别墅。同样的别墅用地（108平方米），老百姓竞拍，至少要花300多万元，最高的达到502万元，而官员竞拍，只需30万元，官民相差悬殊。此前的2011年5月13日和16日两天，大塘下委托成龙拍卖行拍卖了商铺（店面）土地使用权。“朱有云（主要村官）竞拍到4间店面，位置都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低的，比老百姓便宜100多万元。”
对于拍卖问题，义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卫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别墅投标中，“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差很多倍，这是不妥的，全国不单单义乌是如此，你随便到哪里去问，都有这种情况。因为是熟人投标，你在村里威信高，你举牌别人就不会和你竞争，看个面子。我们现在所有的投标都是这么做的，但既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取消掉，因为对老百姓的观感不好。”奇怪的是，针对群众举报，义乌市相关部门的调查结论，将别墅改称为“排屋”，并查明“排屋竞拍存在不合理行为，择期进行重新报名、竞拍。”而按照刑法第223条规定，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构成串通投标罪。
此案中，招标人自己也是投标人，其行为事实上比串标更严重。但是人们不要指望相关责任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此前，该村村民举报村委会的一系列问题，引发浙江省委书记的批示。但据《法人》杂志报道，由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三级政府参与调查的报告，却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令义乌市大塘下村的很多村民反而感到了更多的不解、痛心和失望。
这几年，在城市化过程中村干部非法侵占和买卖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和房屋越值钱，腐败也就愈发激烈且深入骨髓，手无寸铁的村民很难有胜算。什么道德良知，多少层级的权力，多少官员，纷纷沦陷为金钱的奴隶而难以自拔。正应验了马克思那句老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腐败过程中，权力资本的利润，何止百分之三百！
2011年9月28日下午，和一位长年热衷于积极推进村民民主的朋友谈及选票和村民民主问题，我说了一个一直坚持的观点：没有土地房屋财产权的村民民主，就像让被阉割的太监去自由恋爱。借用网友一句很形象的话来形容村民民主，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微观层面上，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公有制的社会资源，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一点也没有分配权和使用权。权力统一掌握在官僚集团的手中。公有制也因此恰恰是非常彻底的官僚寡头私有制。公有制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最恶劣的私有制，这是很多人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约翰·洛克说，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会进入灾难之门。换言之：财产（含土地、矿山等）一旦公有，权力必然私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试图以经济发展获得合法性、以经济发展取代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努力，已经走到了尽头。终点又回到起点。
有没有“乌坎模式”？
因为在广东省高层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这个隶属广东、原本寂寂无名的渔村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采取不设候选人、本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无记名投票方式，成功选举产生村委会1名主任、1名副主任。由于当天其他人得票均未过半，7名村委会成员中的1名副主任和4名委员于4日另行选举。此次村委会另行选举中，乌坎全村登记参选村民8363人，发出选票6259张，收回6185张，投票率73.96%，选举有效。
在迎来民主之前，乌坎村发生了一连串不寻常的事件。事情从2011年9月开始，当时村民们冲击了村委会办公室和派出所，他们对一系列据称腐败的交易剥夺了村里相当大部分集体用地感到愤怒。2011年9月21日上午，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下午，部分上访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警车，六部警车被砸坏。当晚事态平息。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
作为报复，警察殴打抗议者并逮捕了带头人，其中一人在看守所死亡。去年12月，抗议者进行了反击，控制了村子。乌坎村民设置了路障，把自己隔绝起来。他们还设立了一个媒体中心和一个负责对外交涉的临时理事会。
接着，武警包围并封锁了乌坎村，试图迫使断粮的村民屈服。当时许多人预料，乌坎村将遭到镇压。悲情笼罩山雨欲来之际，广东省高层官员同意乌坎村重新举行选举，并调查相关土地交易。事情开始出现转机，最终峰回路转迅速平息，村民们不仅成功推翻了连任41年的前任村党支部书记薛昌与他掌控下的村委会，更是在今年年初迎来了该村四十多年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当局甚至大胆起用了抗议者，将乌坎短暂自治期间的领头人林祖銮任命为该村新的党总支书记。这个过程中，68岁的村民林祖銮被认为是灵魂人物，这个村民眼中为人正直、负有威望的老人在整个事件处置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此事引发了各种想象，媒体记者和社会学者甚至将其上升为“乌坎模式”，认为可以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
但我认为这种想象仍然属于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实际推广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首先，正如2012年3月5日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解决乌坎问题，有媒体认为是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选举是按照法律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做得非常扎实，让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广东下半年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取得的经验教训，用于指导全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现有的法律在几十年里一直得不到正规的执行？只有等到乌坎这个不足万人的村子，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才看见曙光？答案正如上面一节中所说到的：村委会可以支配过于庞大的“集体资产”，利润太大，导致基层官员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和人间正义。直到遇到一个开明的省委，事情才出现良好的转机。这么小一个村子的事情，都要到省委亲自干预才能依法解决，恰恰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乌坎村浓缩着当代中国农村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土地、房屋被不公平地“代表”和出卖。由于村民们懂得把事情捅到媒体上，乌坎村事件的发展才得以玻璃瓶一样曝光于世人眼皮底下。每年数十万起类似的抗议则被悄悄地制服，领头人遭到威逼利诱甚至被迫背井离乡。
其次，乌坎的今天，得来不易。它的民主转机，不是来自法院的判决，不是来自地方自己的协商，而是来自地方权力最高层，以及中外媒体的持续关注。它不仅透支着自己的资源和生命——面对其持续不断的抗议和选举活动，人们不禁纳闷他们还有没有时间出海打鱼、劳动生产，也透支着我们巨量的行政资源和媒体资源。聚光灯下的投票吸附了巨额的社会外部资源。接下来，不会有多少村庄有这个幸运。
第三，当局也尚未满足村民们的主要诉求。政府迄今没有对土地征用问题好好展开调查，也没有归还死于拘留期间的薛锦波的尸体，以让其入土为安。薛锦波家人拒绝接受补偿，也不同意在宣称其自然死亡的文件上签字。民主选举还只是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
如果把一个生理和心理正常的男人成天放到美女堆里，日久生情，起种种念想是正常的，没有念想才是不正常的。同样的道理，不管是民主选举上台的也好，非民主选举上台的也好，把那人长久地放在可以自由支配的巨额财产面前，有多少人不动心？不动心往往只是利益不够大、诱惑力还不够，诱惑力足够了，多数人都会举手投降，但他表面上还会嘴硬，还会信誓旦旦地要廉洁奉公。你想，我们现在的国企，动辄支配几万亿元资产；而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五到七个人，可以支配的却是全村人的土地和房屋等财产！
所以，只有先严格界定好公民、市场、权力的边界，把公民的还给公民、市场的还给市场，才能民主的还给民主。民主只能管公共事务，不能管到私人财产和市场自由。否则，公民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不会有，民主也不会有。
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民主、廉政、法治、自由皆不可能。因此，民主的突破口还在于全面彻底地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也就是政经分开。这个政经分开，比以往提的政企分开深刻得多，既包含打破国企垄断、国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包括行政力量完全彻底地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那种各级政府像公司的行政主导经济模式，更是在彻底改革之列，更包括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土地、农房等财产权归农等基础的制度安排。政经分离之后，才会逐渐有政教（教育）分离、政道（知识、道统）分离、政社分离。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互相依存又彼此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