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日，经济思想界“京城四老”（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刘国光）之一的厉以宁先生在演讲中称，必须要让农民拥有房屋产权，使房子、宅基地可以抵押，以弥补物质资本差距。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物质资本差距，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最终体现在下一代不平等。而全面不平等的后果造成了社会阶层固定化和职业世袭化。（《广州日报》）
中国问题一半以上还是三农问题，中国农民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源，是土地和房屋的独立产权没有确立，导致文明和财富无法“还乡”，形成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份、地位、财产权利的长期割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实不在于名义上所有。城市土地也都是国家所有。持此论者，不知道一个根本的区别：农村的土地房屋名为集体所有，有十分具体的代表人（村官）；城市的土地名为国家所有，具体的代表是法律。由法律所“代表”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直接去剥夺使用权人；但是由具体的个体去代表的，则普遍存在着这些掌握实权的个体——村官勾结上级上上级上上上级乃至上上上上级官员，将“所有权”凌驾于村民的使用权之上，予取予夺。而且，土地和房屋只能在小范围内的村民之间交易，使外来力量无法参与对这些权利的保护，仅凭中国社会里组织资源和财富资源都最为弱小的村民自我保护，力量微弱，不堪一击。再者，由于农民的土地、房屋不能向银行抵押贷款，不仅使农民失去财产资本化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彻底失去了来自现代庞大的金融组织力量的保护。这一切，使农民的土地、房屋等最基本的财产权利被陷于孤岛之中，风雨飘摇，脆弱不堪。
谁的故乡不沦陷？
今天，“故乡沦陷”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的词语，许多忧患之士纷纷著文论及。无论是孙立平的“底层沦陷”说，还是王怡、冉云飞、十年砍柴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陈璧生的《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潘采夫的《唉，我的故乡》，陈仓《告老无法还乡》等，对此都多有涉及。当下农村从物质到精神的破败、萧索，和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形成尖锐反差，刺骨锥心。
“故乡沦陷”的历史性，是因为在史无前例的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背景下，大部分乡村被边缘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发展历程。
“故乡沦陷”的时代性，是因为当代中国乡村凋敝，分明有着迥异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传统、迥异于世界文明主流的地方，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土地、房屋的产权制度安排，导致的文明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输血模式，出去的资金、人才，几乎永远回不来，使农村整体趋向于失血，不断地失血。本来，如果有文明和资本的正常回流，尽管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趋势无法更改更无法逆转，但农村可以不必衰败，反而是越来越山清水秀、安适富足。
一边是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空前集聚，一边是空前绝后的乡村沦陷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急剧空壳化、萧条化。这，便是今日中国首尾两端的“时代风景”。在这样的“时代风景”里，一些人看到衰败，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繁荣。在繁荣背后的中国农民命运，最让人揪心。
熊培云先生认为，今天的中国，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虽然雨果笔下的这两个强盗不复在今日中国存在，然而体现弱肉强食的暴力，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即使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会流行“只许我建设，不许你建设”的暴力逻辑。而暴力拆迁最可怕的是“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事实上，今天导致中国每一座乡村都有可能成为圆明园的强盗，远远不止强制征地和强制拆迁。比起强制征地和强制拆迁这些制造赤裸裸的暴力与流血的强盗，至少还有两个威力无比的强盗，不制造流血事件，但它们同样在剥夺农民的利益、健康乃至生命，损害乡村的肌体。
一个大强盗是污染下乡，不论是矿产开采还是建设其他企业。城市居民遭遇污染会集体散步，争取遇到可说服的市长，让污染企业滚蛋走人。但是乡村居民没有那个人数也没有那个资本，他们往往只能反过来被污染企业连根拔起，生死无立锥之地。矿产资源国有化，矿产利益跟他们基本没有关系，于是乎，中国大地上，癌症村、采空塌陷村之类的“死亡村庄”并非绝无仅有。
另一个大强盗是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宅基地等个人财产权，在过去几十年里至今，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不能抵押不能贷款，不能成为进城创业的资本，不能吸引资本引发农业产业革命。相反，是城市化不断敲骨吸髓般吸走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农村的财富。城市化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被集体化”，得不到产权和资本化的保护，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永远只是农村补贴城市，而永远缺乏城市反哺农村的过程。
强制征地、污染下乡、农民土地房屋产权虚置和农村空心化，形成三个“铁三角”，在中国城市化的高歌猛进里，制造着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式的城乡差距。长远上，中国的城市化不可遏止。但是城市化未必要以乡村沦陷为代价，更不能以农民的财产权利、生命健康权利为代价。应该把农民的自由和权利还给他们，他们的命运本不该如此悲观与凄惨：进城的，可以携着土地和房屋贷款，或者高额的污染赔偿、高额的土地权益分成；留守农村的，可以吸引资本成为农业企业主或农业产业工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要做的，并不是要“给予”农民什么，而只是需要把本该属于他们的基本权利还给他们。不这样做，时代和制度就是强盗，而农民，则是被打劫一空的“圆明园”。
历史上，“告老还乡”是古代官员退休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离乡商贾一种相因成习的风俗，也是四海游子的最终归宿。“告老还乡”不仅是“落叶归根”的生命历程，或恋乡思土的感情回归。这种回归带给农村的不仅仅是资本的回流，还有附着于人的财富、学识、信息、眼界，特别是乡村社会与外界的关系，以及外来文明和外界文明力量对乡村封闭势力的制约。山西晋中的“大院文化”，陕西省韩城党家村的院落文化遗产，广东开平碉楼，安徽宏村，这些历史和文化遗产，多数都是赤子回归的产物，如果那些地方明清时代的官员、商人都远走高飞，黄鹤一去不复返，就不会留下那么多豪华精致的深宅大院，更不会有乡村文明的传承与发扬。
今天的中国乡村，商人一脉还有比较顺畅的回流之路，但是对于学生、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回流之路的艰难险阻已经超过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从他们走出乡村的那一刻起，回流之路基本上已经被封死，因为城市户口的居民不能自由下乡购房置地。锦衣玉食的成功一族诗人般望乡的惆怅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样一种文明回流乡村的血脉被切断后，中国的乡村就越来越成为地方豪强的天下，流氓治乡流氓治村越来越成为不断扩散的大概率事件。
课后阅读
2012年3月初，“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第十期）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会上表示，做好土地和金融自由这两件事中国就会有非常好的前途。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第一，土地真正交给农民。土地应该是农民的财产，而不是国家的财产。如果真正交给农民，现在野蛮拆迁就不会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财产权利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个人自由的保障。有了财产之后，农民现在使用的资产，特别是土地变成了资本，资本流动起来之后带动社会财富增加的效应就会很大。第二，我们的金融制度。吴英的案件典型反映出在中国借钱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一种特权，有关系的人可以借到钱，有关系的人可以办金融机构，没关系的人不可能。我自己的钱我爱借给谁就借给谁，不行。我们在金融方面给人更多的自由，加上土地的自由，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未来十年会有非常好的前途。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摆脱现有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而这个路径依赖，几乎完全寄托在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所能带来的廉价征地上。这方面，我将在下次课中和大家一起探讨。
2012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