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夫妇在欧美考察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杨虎城兴奋异常，接连两次急电蒋介石要求返国，请求参加全民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答复。杨虎城很着急，另电宋子文，嘱其转请。10月2日，宋子文的电报终于来了：“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看了电报，杨虎城很高兴，立即电告在巴黎的米暂沉、周梵伯，商量如何结束在英国的活动，打听归国的船期。
捏着电报，谢葆贞却皱紧双眉，提出几个疑问：“这里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为什么对首倡联共抗日的张学良将军只字不提呢？既然要你回去，为什么蒋介石不用电召，而宋子文又说’宜自动返国？咱们在外，与孙蔚如、邵力子、于右任多次函电往还，他们怎么不提说回国的事呢？”听完夫人的话。杨虎城不吭声。
谢葆贞又说：“宋子文这封电报倘若是蒋介石授意发的，里面就可能另有文章。”
身边随行的几个人也都劝杨将军在海外多延留些时间，看看。形势的发展，最好是征询一下国内老友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行动。
杨虎城东归之计已定，别人很难劝转：“我和张将军发动‘双十二’兵谏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倘若我杨虎城仍然逍遥国外，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至于回国之后，蒋介石怎样待我，我不想过多考虑。我个人只要问心无愧，死何足惜！”葆贞与各位随行人员见他这样说，再也不说什么。他们了解杨将军的脾气。
10月29日，扬虎城将军中止了“出国考察”。当他从法国马赛启程的消息传到南昌时，正在南昌的蒋介石面色阴沉，立即召见戴笠。蒋介石憎恨张学良的离心，但心底又总是怀疑杨虎城是真正的肇事者，暗地里利用了张学良的天真感情。戴笠来了，蒋介石说：“杨虎城他回来得正好。宋部长（子文）那里我已经有了安排。你也马上布置一下。你要记住：杨虎城如果先回西北，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
戴笠明白蒋介石的心思。他从南昌飞回武汉，立即命令特务队长李家杰从首都警察厅特务队中挑选出三十多名便衣警察，每人携带白郎宁手枪一支及简单行李，由戴笠逐个儿传见，详细做了交代。香港、武汉、南昌，暗暗行动了起来。南昌方面，蒋介石加派一连宪兵，配合特务们的行动。
11月26日午前9时，哲利波号客船安抵香港。当他们走下舷梯的时候，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欢呼雀跃，人们笑逐颜开地涌向扬将军夫妇献上鲜花，紧紧地拥抱、握手。人群里有十七路军的代表王根僧、王炳南、王菊人、王惟之、申明甫；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国光、熊银周、扬斌；有“爱国七君子”的代表沈钧儒、史良等人。重回故国，杨将军显得十分愉快。
治车开进下榻的九龙半岛酒店时，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四十余岁，自称是专门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的“张秘书”，一直紧紧跟在杨将军身后。对这个人，谢葆贞十分生疑。预先布置好的房间桌上有两封刚到的电报，一封是蒋介石的，嘱杨虎城到南昌见面；一封是戴笠的，约杨将军先往长沙，他在长沙专候，会面后一道去南昌。
史良、沈钧儒他们悄悄地告诉杨将军的部下，酒店周围有好些不三不四的人。王根僧、王菊人也发现，有人手捏折扇，在附近摇摇摆摆走来走去，贼眉鼠眼地打量过往行人，于是便劝告扬将军：“十六路军官兵日夜盼望你早回西北，率领他们抗日。我们就是受了众人委托来欢迎你的。”
见身边都是自己人，自西安赶来的王根僧由内衣里摸出蒙浚生的一封短信，双手递给杨虎城。蒙浚生先生是陕西省高等顾问，是杨虎城的同乡，是最早辅佐杨将军的一位有远见、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知己墨迹，分外眼熟，信里写着：“无论如何，先回西安为上策！务必要吸取汉卿的前车之鉴，谨防坠入罗网，切记！切记！”
杨虎城揩好信，装进衣袋，神色很冷峻，沉默片刻，才若有所思地回答：“我既然是奉命出国考察的，回来了，自当先去南昌汇报。”他指了指桌上的两封电报，“委员长、戴笠那边已有了电报，有了安排，回陕西之事，只好放在第二位了。”
谢葆贞没有看信，也猜出了信里的意思：“蒙先生的话，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杨虎城严肃地站起身，语言有些激动：“我回国心地坦白，只为抗战，别无它求。不见委员长，不得他的指令，我怎么投入抗日斗争呢？既不能抗日，我又何必回国！我杨虎城是个中国人；人不能忘却根本，我不能有负于危难中的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
听了这话，葆贞眼里泛着泪水，在座的几位知已，闭着眼睛摇头，口里再也说不出规劝的话了。
夜里躺下，拯中睡了，葆贞却泪流不已。虎城劝她，她反问道：“出洋前你上了趟庐山，老蒋问你‘倘是有人在国外提到西安的事你如何解释？’你当时怎么答复他的？”
“我说是顶好不提此事。”虎城说。
“可在国外，人家领事馆接待你，酒酣耳热之时，你又说了些什么？”
虎城不吭声。葆贞接着说：“在那么多人面前，你说蒋先生是清一色主义，专门哈杂牌，一切的伟大都是做出来的。这等损他的话，他知道了心里怎么想呢？”
虎城沉默了半晌才说：“隔洋过海的事他未必风闻。”听了此言，葆贞紧紧搂住丈夫，哭泣、颤抖得更加厉害，低低的哭声断断续续：“你早说过谁也缠不下老蒋。缠不下他……我们难道还躲不开他么？”杨虎城黑暗里瞪着眼睛不吭声……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礼帽压眉的广东人拜访杨将军来了。这人个头比虎城矮些，脸型与虎城有些相象。见屋里没有外人，便自我介绍：“我叫张云逸，是中共驻香港的代表。”
杨虎城眼睛一闪，忙敬重地答：“噢！张先生，谢谢您特意来看望我！”
张云逸悄声说道：“我们建议杨将军到武汉会见周思来，由周先生安排你直赴延安。南昌是万万不能去的！”
“你代我问候周先生好。至于延安，我没有考虑。”杨虎城回答。
张云逸神情很严肃：“张汉卿一片愚忠，至今没有自由，他那是送老蒋回南京呀，尚且是这样结局。望将军临事慎重，引鉴前车。”
杨虎城低下头沉思了一阵，拾起头来，舒一口气：“张汉卿被禁，那是全面抗战以前的事。目下战局已开，全国上下呼声很高，有可能释放张汉卿，没理由再扣我杨虎城。我若是去了延安，授老蒋以口实，反为不美。所以，贵党的心意我领了，延安是不去的。”
劝诫无效，张云逸只好叹息着告辞。杨虎城送他下了楼。
过了一天，宋子文从上海特地赶来。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买不到手，宋子文给杨虎城带来了不太好买的机票。隔了一夜，王根僧去看望杨将军。大清早，谢葆贞独个儿坐在客房里，眼睛红红的。
“夫人，杨将军呢？”
葆贞往身后卧室一指：“他刚刚上床睡觉。”
“怎么回事？”
“昨晚和宋部长谈了个通宵。”
“都谈了些什么？”
“听不清楚，门关着的。”葆贞说，“后半夜，虎城发火了，声音突然高起来，我只听出对宋子文吼了一句：如果我杨虎城在个人方面存什么得失之心，那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罪人！千古罪人！”
王根僧这时是十七路军的一位副师长，他惴惴地问：“宋部长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
葆贞低声说：“他时而这样，时而那样，闹不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汉卿不就是听了他兄妹俩的话，跌进罗网的吗？！在西安请求放蒋介石时，他乖觉得象猫一样；可后来逼着虎城出洋，他又是一副模样。这个人呀，与老蒋关系诡秘，一里一外，我怀疑尽都是手腕。”
王根僧陷入了沉思。
一连几天，杨将军没有笑容，很少说话，眉宇间总是有一种苦思焦虑的情绪。11月30日早晨，他召集他的部下、朋友以及和他一起旅欧归来的抗日团的学生，共有四、五十人，宣布他得到宋子文的保证，很快要去南昌见蒋委员长。讲话刚开个头，那个穿军便服的自称“张秘书”的忽然推门进来了，扫了全场一眼，大大咧咧的，杨将军对他说：“没你的事，等会儿再来。”可那人双手交叉在胸前，不言不语，挤坐在最前排，大有久坐不去之意。
杨虎城不理会他了，继续说自己的话：“宋部长说先去南昌接受委员长的任命，有了任命就返回西安，咱们集合起来去抗日前线，现在咱们得分成三路走，我同王根僧午前乘飞机去长沙，抗日团的同志步行到广州赶乘火车，葆贞、孩子同秘书坐飞机先回西安。”
那个张秘书在场，大家不便说话，即便有异议，也情知拧不过杨将军，会场静静的，大伙心里却为杨将军捏一把汗。杨虎城扫了那个张秘书一眼，提高了声音：“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遂我的心愿，我重整旗鼓，大家一同干；另一种可能是人家把我扣起来，回敬西安兵谏。”
这时候，葆贞的神情十分痛苦。那个张秘书突然发话了：“怎么会扣呢！全国上下都在抗战，委员长急着用人，这时候扣住一个有名的将领，天底下会唾骂，唾沫准会淹死人。”
有人驳他：“张汉卿不是还扣着吗？”
张秘书说：“那是张汉卿自个儿要读书，不愿意带兵了。这不能怪委员长。”
众人哗然，杨虎城止住喧闹：“这个问题我再三考虑过，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心迹，现在是只许委员长扣我，不许我不去南昌。全国上下都看着委员长，我想委员长处事是很明智的。再说，我个人纵然是有所牺牲，也值！”
中午，杨将军、王根僧赶到九龙机场，四周岗哨已是戒备森严。飞机起飞时，杨拯中在人群中挥动小手：“祝爸爸一路平安！”葆贞泪眼迷离地望着丈夫，一只手抚理着小拯中散乱的头发，一只手急急地挥动着。
葆贞是12月2日与王炳南、王惟之、杨明轩一块上飞机的，傍晚抵达武汉，机上的工作人员通知要在武汉过夜，明天早晨时飞往西安。住进李志刚预订的旅馆，谢葆贞他们受到了武汉行营检查人员的严格盘查。一行人气得要死，葆贞打听出虎城的飞机昨天在武汉逗留过，她吃不下饭去，急于知道杨将军的吉凶，李志刚只好带她连夜拜访暂住武汉的于右任。
因为于、杨两家是老关系，于右任待葆贞很热情。一提起虎城昨天来这里看望他的事，于右任立即气红了双眼：“虎城来这里看我，身边竟然跟着两个便衣，门口还游动着两个。我二人说话，便衣竟坐在边上监听，这成什么体统！我气极了，拍桌子大骂，那两个玩艺才悻悻地退到门外。可我两个没说上几句，那狗东西又进来催促，要杨将军早早回去休息，虎城气得不行，也只好告辞走了。”
谢葆贞好似遭了雷轰，坐着动也不动，神态也有些木然。于右任忿气难消：“虎城是回国抗日的，戴笠凭什么把人不当人看。我以后见到委员长，一定要把这些情况让他听听。好好个党国硬是让这帮人给糟蹋了！”
就在谢葆贞拜会于右任的时候，杨虎城已经到了南昌。杨虎城和王根僧被戴笠安置在百花洲寓二纬路的一幢二层楼小洋房里。房屋四处人影晃动，长枪短枪来来往往，很快布满了岗哨。王根僧轻声说道：“看来我们已被正式监禁了。”
杨虎城还是不大在意：“眼下是抗日时期，我又不是回来当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受祸者从来是君子。让我去试探一下。”王根僧拿着衣裤、毛巾、肥皂佯装着要出去洗澡，门口持枪的卫兵当即拦住他：“外面风声不好，今晚不能外出。”王根僧返回二楼告诉杨将军。杨虎城习惯地双手叉腰，站在窗前，沉默了一会，然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脑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半晌还是没有一句话。临睡时只说了一声：“葆贞和孩子，不知到西安没有？”
杨虎城被关押了整整12年，直到1949年，蒋介石看大势已去，便秘密杀害了杨虎城，有一副纪念他的挽联正是真实反映他一生的定照。
义近屠夫心，有功抗战，丹青永垂光渭水。
忍吞千古恨，不失坚贞，碧备长留照蜀山。
不管怎么样，围绕西安事变所翻卷开的一层层浪花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蒋介石52年前在洛阳说出的、由宋美龄女士笔录下来的一段“名言”。蒋介石的安危是西安事变形势转折的一杆中轴，这段“名言”是中轴上发出的响亮的音响：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
尽管蒋介石在西安事变里不止一次地撒过弥天大谎，而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仍是深刻有力的一句名言。双十二兵谏停止了国共两党十年的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奠定了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基础，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及所有爱国志士（包括热血青年）的热忱襟怀、高尚的人格通过这场惊天动地的事变确实是闪射出了璀灿，将会永照史册的热烈光芒！一个民族，倘若在危亡之秋、生死关头连这样一簇火花也迸射不起，它还有什么希望的曙光可言呢！？
古老强悍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不朽的——西安事变用蘸染着诸种烈火感情的刀兵血刃作了一场巨大的证明。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结束了。它为中国历史划下了重重的一笔，给人们以无限的遐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