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安对峙着。自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西安一着棋比一着棋下得酸，下得臭。军政人员放走了，张学良三天没有回来；飞机、飞行员放走了，张学良五天也没有回来。相反，从南京方向传来的是对张学良的“审判”、“管束”。十天半月又过去了，南京对西安双管齐下的手段愈来愈明显：一方面是调兵遣将威胁压迫，一方面是对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利诱和分化。这时候，杨虎城才分明感觉到西安向南京“讨价还价”的主动权渐渐输光了，手中任何“抵押品”也拿不出来了。他感到失策，感到为难，感觉到蒋介石的难以对付，也感觉出自己的蠢笨无能。
1月5日，蒋介石下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命令，也下了对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及于学忠的甘肃省主席“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决定，进一步用政治手腕施加压力，周恩来与杨虎城商量以后，由杨虎城领衔发出“歌”电，以强硬的态度对蒋介石“煎迫不已”的用心进行了揭露。蒋介石马上又变换手法，派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对东北军、十六路军和红军提出甲、乙两案，要西安方面择一而行。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邯州以西，十七路军移驻径渭以北，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
乙案：东北军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和关中。
乙案明显是将“三位一体”拆开了，红军、西北军自然倾向于执行甲案。而东北军少部分高级将领有升官发财之念，感觉西北太苦，希望东调以就食于中原，内心倾向于接受乙案。
杨虎城很快也看出来了，东北军是个非常特殊复杂的团体，没有张学良，便没有了主心骨，抽去主心骨，整个东北军的团结必然会发生动摇。东北军几十万人马，力量最为雄厚，它一旦动摇不定，三位一体的稳固性就很成问题。他和中共代表团看法一致：争取张将军迅速回来，是维护西安局势的关键。如南京没有蒋介石势必分崩离析一样，西安无论如何离不开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日，没有看出这一着。杨虎城如今看出来了，而在溪口的蒋介石却比他看得更透彻。这就是政治眼力，这眼力决定着一幕幕悲喜剧的微妙进程。
陕西财政厅厅长李志刚，是杨虎城驻南京的代表，和南京许多上层人物能说上话。1月6日，他和东北军代表鲍文棚奉了杨虎城的委托，由南京飞往杭州，换汽车赴往奉化去见蒋介石。蚊帐里的蒋介石半仰在床，仍是穿着钢架背心在治疗腰伤。
李、鲍略致问候之后，便说明来意：“西安要求张先生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他不回去，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心里都浮动不安。”
蒋介石早就揣知了他二人的来意：“我腰疼。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差，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学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明明是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却反说是张学良不愿意回去，睁着眼睛跟人胡说。鲍文棚心里很生气。蒋介石反问李志刚：“你可以讲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这“他们”自然指的是西安人。
李志刚说：“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所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大量中央军又开进溪关，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张先生若实在不能回去，看样子他们要打仗。”
蒋介石马上翻身坐了起来，声色俱厉：
“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还怕他们不成？！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兵。要打起来，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拿下西安！”
“陕北红军也正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对谁都不好。”听李志刚这样说，蒋介石不正面答复，却转缓了语气：“中央军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这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的秩序。你要告诉虎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明天你再来一次，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
第二天李志刚拿到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立即返回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开会，周恩来也应邀参加。杨虎城在会上宣读了蒋介石写的信，大意如下：
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弃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他们分开驻防。关于陕西地方行政，你可劝促孙蔚如就省府主席职，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东北军将领们听了以后，纷纷痛骂蒋介石背后负约，说这是“放狗屁”，“是想分化东北军、十七路军”，声言“我们决不可上当”。孙蔚如说：“我不当这个主席！”杜斌丞说：“张先生不归，我们要坚决与蒋介石拼命。”最后决定李志刚再去一趟南京、奉化。
周恩来告诉李志刚：“这次去一是要张将军回来；二是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是看看蒋介石究竟有没有转变政策的意思。”
杨虎城补充：“第三条相当要紧，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纠正过来，我们就是作出些牺牲，也值。不然，就真的是往石灰窝里扔砖头，白气冲天，白闹了一场！”
“听说张副司令也迁往奉化了。不管在南京还是在奉化，你得设法见见他。”周恩来最后叮咛。
1月23日，李志刚又一次赶到奉化。当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西安要求张先生回去”时，蒋介石又变换出另一副腔调。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我劝告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也住在这里，你可以见见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未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李志刚见他又变了说法，一时张口结舌。蒋介石又说，“西安事变，他和杨虎城使我威信扫地了，现在我说的话，在南京产生不了什么效力。”
李志刚委婉地转开话题：“杨主任极关心抗日政策问题。”
蒋介石一听，刹时怒冲冲的：“杨虎城不学无术，他自己不看书，你们也不帮助他看书。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他什么也不懂！”揍着他又强调，“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李志刚这才明白：蒋介石表白他在庐山早有”攘外“的准备，目下的关键是西安，虎城如果很快拆散了西安的”三位一体“他本人和十七路军就能得到”优待。
李志刚不便再问下去，便去看望张学良。雪窦山里，戴笠、邵力子陪着张学良，李志刚不便多言，随便搭讪几句，与邵力子一块步出门外，在清碧的小溪畔散步。邵力于说：“老蒋让我也住到山上，意思是帮助张副司令读书，可他哪里能读进去书呀！”
“他为什么读不进去？”李志刚故意问。
“他是军人，是战将，还是想回西安。”
“何以见得？”
“他自已讲过：我亲送委员长回南京，是为恢复他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之聪，何竟不见及此？！”邵力子边叹息边摇头，“汉卿跟个孩子一样，实在天真得可爱，既让人惋惜难过，又令人禁不住想笑。”
他二人转回旅行社时，戴笠不在，邵力子也要解手，张学良这才对李志刚发出溉叹：
“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去。否则我是出不去的。”言下神色惨沮，叹气不止。
“杨主任他们如果能坚持呢？”
张学良眼睛一闪：“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他们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能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说着又是一叹，“唉！我是把难题推给虎城兄了！”
外面有了脚步声，张学良以悲愤的神情结束了谈话。
西安内讧以后，“三位一体”的联盟、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已是很难维系了。东北军将领们则以西北地薄人穷、无力养活军队为词，要求进行东调，开往苏皖富庶之乡，执行所谓的“乙案”。周恩来好言劝慰：“你们还是驻守西北为好，这里虽然贫苦些，我们‘三位一体’还可以互为照应，蒋介石他不敢轻视，到时候还可以供些粮饷。”可他的好心好话，在东北军已经成为了耳边风。蒋介石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收拾杂牌军乃他拿手好戏。东北军要求东移，对他是正中下怀，当即表示同意。
东北军原是一个资历最深的军阀集团，表面上似乎统一，内里十分复杂，既有地域界限，又有新旧和派系之别，多年来完全是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全军的统一性、整体性。在“严加管教”的名义下扣住张学良死死不放，则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一笔得意之作。当蒋介石被扣在高桂滋公馆时，南京一天比一天吃紧，一天比一天复杂化，全局不稳的趋势逐渐明显。现在是一腕子翻回手来，只要死死扣住张学良，同时对西安方面施以相应的挑拨和诱惑，西安也会发生与南京相仿佛的情景：张学良回不去，杨虎城指挥不了东北军；东北军里的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溅流一人一把号，更没有什么统率作用。三位一体的主角东北军收拢不住，与十七路军、红军的合作就无从谈起。
蒋介石硬是看准了这一步棋，死死下定了这一步棋。他这步棋如此顺利，而后引起的效应是这样巨大，这样圆满，却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被软禁在雪窦山的张学良，得到东北军即将移驻河南、江苏、安徽“整训”的消息，夜不成眠，叹息不已，后半夜爬下床，在静悄悄的寒夜里流着热泪，给西安的于学忠写下这样一封信：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方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
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贡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溢，乞释远念。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开源（缪敖流）、宪章（董英斌）、静山（吴克仁）、芳波（刘多荃）同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
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2月17日
于溪口雪窦山
张学良哪里料到，东北军三月份开始东调，蒋介石命几个军分别驻在豫南、皖北、苏北地区，驻地分散，且不相统属，均直摄归南京军政部管辖。随着军队的迁徙转移，大批随军眷属再来了一次大流亡，较之1935年开往陕西的情景，远不相同。那时有张学良统一安排，毕竟还可以全盘筹划，彼此照拂。现在不同了，不少男儿伤亡在陕北的“剿匪”战场上，遗属无人过问，求告无门。东北军又被分裂为几个部分，分驻几个地区，谁也管不了谁。眷属们乞讨为生，死亡累累，许多竟流为乞丐乃至娼妓。
蒋介石痛恨东北军，反复将痛苦的药剂往东北军身上挥撒。原“乙案”中的安徽主席拟由东北军推荐人选，现在见东北军如此狼狈，便不给了。抗战爆发，除了吕正操、万毅后来率部参加八路军以外，其它各部全数被蒋介石断送在战火之中。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后由吴克仁率领，在上海抗战撤下火线后，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起来全部消灭。对于东北军的“文章”，蒋介石一笔一笔地勾划着。这都是后话了。
不管怎么样，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进一步推动国民党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的电报，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2月21日，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按受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所谓《根绝赤祸案》，表示了国民党由内战独裁和对日妥协向着和平民主对敌抗战的方向的转变。
这一转变，正是西安兵谏对南京中央的重大影响造成的。
蒋介石宰割地方实力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厚的东北军的同时，丝毫也不放过十七路军。十七路军原有六万人，冯钦哉及警三旅、四十九旅一部投靠了南京，仅余三万余众，这在蒋介石眼中构不成什么威胁，所以他对这支部队只是限令三十八军编为两个师，撤销了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而已。作为个人，张学良已经无法在政坛上显示力量了，于是蒋介石报复的矛头就冲向杨虎城。
外表上，他把杨部的一些人员安置在陕西省政府，例如让孙蔚如主陕，让杜斌丞任秘书长，让续式甫任财政厅长，并差遣顾祝同对杨虎城甜言蜜语，拉拢言欢，似乎是在著意地弥补前嫌，缓和对抗情绪。暗地里，蒋介石却以极其隐秘的方式派特务，企图暗害杨虎城。“兵谏”刚刚过去，谋杀手段过于露骨，对蒋介石不利，因而这个阴谋是通过第三者来完成的。
1937年3月，中统特务头子季源搏，在南京找到当年坚守西安时因主和而被杨虎城枪毙的西安大绅褚小毖之子褚龙吟，特别进行优待，并且安排陈立夫接见他，极力鼓动褚龙吟为父报仇，且把话说到这样程度：“具体事情有人替你干，只要你将来出面，承认你是为父报仇就行了，别的什么你都不用管。”褚龙吟虽是一介书生，却颇有正义感，暗里敬慕杨虎城在民族利益面前敢作敢为，目光远大。于是便回绝了特务。特务见他横竖不上钩。恫吓一番之后放了褚龙吟。褚龙吟在南京不能呆了，逃回了陕西富平农村的故乡栖身度日。
杨虎城入陕后，曾处决过地方武装头子甄士仁。特务又千方百计寻见了甄土仁的女儿甄芝彦，策动她为父报仇。甄芝彦潜至潼关，遇见了旅沪的进步学生彭毓泰，彭毓泰偶然间听得此事，良言规劝，晓以大义，甄芝彦迷途省悟，也很坚决地中断了特务的阴谋活动。
处理棘手之事，蒋介石最讲究明暗两手。杭州三月，风景如梦。蒋介石自溪口来到了西湖边。他连连向西安吹来暖风，说是他的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疼了，愿意与杨虎城见见面，而表面上，期望杨虎城主动去看他，认为在这样难得的季节用在西子湖边见面，彼此间最能恢复感情。蒋介石这话开始是由宋子文传达给杨虎城的，杨虎城没有在意，紧接着，顾况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扬虎城才忽然省悟：这就是“命令”。
3月底，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李志刚乘飞机到了杭州。杭州是人间天堂，三月良辰美景，是“天堂”最好的境界。会见时，蒋介石由宋美龄、宋子文、胡宗南陪着。
杨虎城先开口：“三个多月了，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
“腰疼渐渐地轻了，不要紧。”蒋介石盯住杨虎城，“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受一点罪，不算什么。”
胡宗南插言：“委员长这一点上是绝对超人的，作为领袖，确属难能可贵。”
蒋介石止住胡宗南，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如何待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咽下口唾沫，正了正身子，骤然间加重了语气，“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他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说什么‘国民若是不甘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信仰领袖、拥护领袖不可，我们国民应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可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满厅里鸦雀无声，蒋介石的声音凌厉而尖刻。
“张汉卿有什么军人品格？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还吹牛皮要打日本，如果打不住日本，还不是要向日本投降吗？！”他拍打着茶几逞威，“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跑到陕北与敌人议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怎么对得起长官！王以哲身遭横祸，这是上天行罚！罪当有之！”
宋美龄见他脾气太大，又见杨虎城半低着头，脸色很不好，忙端起盘里的水果给在座各位分发，边分发边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嘛，汉卿人又在溪口，就是吸取教训，也可以慢慢地讲嘛。”宋美龄这样一说，蒋介石的语调才渐渐缓和了些。
“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着他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说昏天暗地中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些过错。我以为无论哪一个人，‘知错能改即圣贤’，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也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是这样看人的。比方说唐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了真诚侮过，我不是还照样信任他吗？！这是我向来的作风……”滔滔不绝，蒋介石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始终目光下视、铁青着脸的杨虎城，在蒋介石说完后，只说了一句：“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第二天，蒋介石约杨虎城单独谈话。
蒋介石问：“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你的家属进行了安置，这样安置有没有不当之处？”
“没有意见。”杨虎城答。
蒋介石又问：“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的地方？”杨虎城没吭声，蒋介石马上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各方面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担，启程的具体时间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方便的话，把夫人谢葆贞和孩子都带出去转转……”对付有才干的地方将领，第一步是调离部队，削其兵权，削了兵权就等于是折了雄鹰的翅膀。蒋介石是认准了这一手的。来西湖之前，杨虎城对这一步棋作过忖度，精神上有所准备。当着蒋介石的面，略为想了想，他只好点头应允。
就这样“西安事变”的另一发起者杨虎城被遣往海外，与政治隔绝，但这还不是杨虎城悲剧的一生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