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茶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以后，特别是从唐、宋开始，饮茶成了一门艺术，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这些酷爱饮茶的文人墨客，也为饮茶技艺的提高和普及，以及改粗放饮茶为艺术品饮，做出了贡献。
一、饮茶寄情
饮茶寄情，是文人的惯用手法，“茶圣”陆羽是一个一生坎坷，但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本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幼婴，后来智积禅师收养，在为寺中做杂役的同时，也教以识字。稍大后，仍无名无姓，只得求助于《易》卦，卦辞是：“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此辞正合他的出身，于是以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
以后，陆羽又不堪忍耐杂役之苦，终于逃离寺院。后当过优伶，做过伶师，“作诙谐数千言”。并“独行野中，诵诗击木，徘徊不得意，或恸哭而归”。但他结交的多为名人，如李齐物、颜真卿、释皎然、李季兰、张子和等。
但他逃离寺院后，并未忘记收养和抚育过他的恩师智积禅师。据唐代李肇的《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这就是常被后人传颂的茶诗《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诗中陆羽说他不羡荣华富贵，惟羡的是：只有西江之水，长流在竟陵城下，能陪伴恩师，就足矣！
陆羽一生游历天下，著《茶经》三卷。唐代皮日休在《茶中十咏序》中，说它“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深入茶区，采茶制茶，推广茶艺。唐代皇甫冉的《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中，“旧知山寺路，时宿野人家”；皇甫曾的《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就是描写陆羽深山采茶的情景。由于陆羽为茶和茶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后人为纪念他，奉陆羽为“茶神”。
据唐代李肇在《国史补》记载：当时，江南郡有一个管物资供应的官员，很会办事。一次来了一个刺史，他请刺史视察他主管的库房物资。这位库官刺史认为，奉陆羽为茶神，以镇茶库；奉夏代的杜康为酒神，以镇酒库。但对奉东汉的文学家蔡伯喈（蔡邕）的“蔡”字与“菜”字谐音，奉他为神，认为俗不可耐，不必置此！
唐代李肇的《国史补》亦有载：陆羽“有文学，多意思。”还说：当时，“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不少茶商，买陆羽“瓷偶人”，供若神明。唐代的李德裕，官居宰相，说到品茶时，津津乐道，认为品茶给他带来无限情趣。
北宋重臣蔡襄，著有《茶录》，长于当时流行的斗茶技艺，斗茶可谓是茶品饮艺术的极致。当时，斗而饮之，习以为常。蔡襄到晚年时，虽“老病而不能饮”，但还是“日烹而玩之”，认为饮茶能带给他带来最大的“乐趣”！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于茶中寄情，思求超脱，都可从他的许多茶诗中找到踪影。在他的《试院煎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分无玉碗捧峨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苏辙《和子瞻煎茶》诗，也流露出了一种作者对宦游生活的厌倦，盼望回家以后，能读书吟诗，叫儿女们拾柴煎茶供他生活。所以，他在诗中结尾时，就感叹道：“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何时茅檐归去炙背读文字，遣儿折取枯竹女煎汤。”羡慕有一天，能获得辞官回家，烤茶读书的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有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咏茶诗。如高启的《采茶词》：
雷过溪山碧云暖，幽丛半吐枪旗短。
银钗女儿相应歌，筐中采得谁最多？
归来清香犹在手，高品先将呈太守。
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
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诗中描写了茶农把茶叶供官享用，其余只得全部卖给商人，自己却舍不得尝新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生活极大的同情和关怀。又如明代正德年间居浙江按察佥事的韩邦奇，写了一首根据民谣加工润饰而成的《富阳民谣》：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
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
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民谣揭露了当时浙江富阳贡茶和贡鱼扰民害民的苛政，这两位同情民间疾苦的诗人，后来都因赋诗作谣而惨遭迫害，高启腰斩于市，韩邦奇罢官下狱，几乎送掉性命。但这些诗篇，却长留人民心中。清人陆次云，在品饮龙井茶后，发出感人肺腑而又细致入微之言，说龙井茶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称其是“至味”之味。难怪当代有的诗人发出肺腑之言，要“诗人不做做茶农。”
清代还有许多文人，如郑板桥、金田、陈章、曹廷栋、张日熙等的咏茶诗，亦为著名诗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皇帝，他六下江南，曾四次为杭州西湖龙井茶作诗，其中最为后人传诵的是“观采茶作歌”诗：
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
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
王肃酷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
皇帝写茶诗寄情，这在中国茶叶文化史上是少见的。
如今，饮茶广行于世，茶叶已成为消费最多、流行最广、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一种世界性保健饮料。口干时，喝杯茶能润喉解渴；疲劳时，喝杯茶能舒筋消累；心烦时，喝杯茶能静心解烦；滞食时，喝杯茶能消食去腻……。不仅如此，细斟缓饮“啜英咀华”，还能促进入们思维。手捧一杯微雾萦绕，清香四溢的佳茗，你可以透过那清澈明亮的茶汤，看到晶莹皓洁的杯底，朵朵茶芽玉立其间，宛如春兰初绽，翠竹争阳。一旦茶汤入口，细细品味，浓郁、甘甜、鲜爽之味便应运而生；若再慢慢回味，又觉得有一种太和之气从胸中冉冉升起，使人耳目一新，遐想联翩。
君不见，中国的不少军事家，在深算熟谋战略之际，边饮茶，边对弈，看似清雅闲逸，实则运筹帷幄。陈毅同志诗曰：“志士嗟日短，愁人知夜长。我则异其趣，一闲对百忙。”中国著名诗人、文学家郭沫若在品饮名茶高桥银峰后，于1964年初夏赋七律诗一首，诗云：
芙蓉国里产新茶，九嶷香风阜万家。
肯让湖州夸紫笋，愿同双井斗红纱。
脑如冰雪心如火，舌不饾饤眼不花。
协力免教天下醉，三闾无用独醒嗟。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组织的“奥林比亚科学院”每晚例会，用边饮茶边学习议论的方式研讨学问，被人称为“茶杯精神”。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赞美茶叶“精细如拉塔基亚烟丝，色黄如威尼斯金子，未曾品饮即已幽香四溢”。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女士谈饮茶时说：“茶是独一无二的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我还要说，如果没有杯茶在手，我就无法感受生活。人不可无食，但我尤爱饮茶。”
总之，饮茶已成了文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茶抒情，用茶寄情；加之，饮茶又能益思，如此，更加促发文人的激情。
二、饮茶与喝酒、吟诗
饮茶与喝酒、吟诗，在人类生活史上，它们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在许多场合，还相互联结，相映成趣，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艺术生活。
首先，说说茶与酒。在日常生活中，有“茶思益，酒壮胆”之说。喝酒多了，会给人以刺激、兴奋和激动，几大碗酒落肚，终使喝酒者吐所欲吐，怒所欲怒；遂后是猜拳行令，借酒烧愁。把酒骂座，激发起对现实以外事物的向往，这就叫“酒后吐真言”。甚至给人以幻觉，把自己带入神奇的世界之中。
不过，文人饮酒的结果表达出来的往往是美丽的诗句。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北宋大诗人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所有这些美丽的诗篇，几乎把喝酒看做是进入天堂的云梯，使人有飘飘欲仙之感。但随之而来的又是“举杯烧愁，愁更愁”，“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悲怆、失落之感。最后只落得“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境地，痛哭于穷途末路。所以，民间有“喝酒误事”之说。
饮茶多了，也能给人以刺激兴奋，但它与酒不同，更多是乐而不乱，嗜而敬之，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人在冷静中反思现实，在深思中产生联想，在联想中把自己带到生活的彼岸。
唐代诗人卢仝，好茶与陆羽并称，别号玉川子，一生著作颇丰，但却贫困潦倒，以至“宿春连晓不成米，日高始进一碗茶”。以茶代食。他的咏茶诗篇《走笔谢孟谏议惠寄新茶》，人称《七碗茶诗》，常被人引为典故，他每饮一碗茶，都有一层细细的体会，虽一连品茶七碗，仍不乱性。有诗曰：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
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
闻道新年人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疑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诗中既没有喝多酒后的那种亢奋，没有“呼天嚎地”式的激愤，一切处在冷静和淡泊中，最后甚至回归现实，“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忧及种茶人的辛苦。
从上可知，茶和酒虽然都能给人以刺激，这是共同点。但刺激的结果不同，酒使人产生“狂热”，茶使人“冷静”，这是茶文化与酒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由于饮茶和喝酒的结果往往不一，于是提议，在生活中要“多饮茶，少喝酒”。说来奇怪，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史，还曾出现过“茶酒之争”，这就是记于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的《茶酒论》，作者以流畅的笔调，拟人的手法，流露出来的对茶、酒的褒和贬，该文读起来朗朗上口，看起来“入木三分”，颇有意趣，也能说明问题。现摘录如下：
“窃见神农曾尝百草，五谷从此得分。轩辕制其衣服，流传教示后人。仓颉致其文字，孔丘阐化儒因。不可从头细说，撮其枢要之陈。暂间茶之与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卑小，阿谁即合称尊？今日各须立理，强者先饰一门……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若人读之一木，永世不害酒颠茶风。”
不过，茶的刺激，又能解除酒的昏沉与呆滞，所以，茶和酒往往出现在同一诗人手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诗曰：
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
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宋代有许多文人，他们提倡以茶斛酒渴、醒宿酲，常以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与才女卓文君双双私奔，在成都邛崃卖酒，后来司马相如因饮酒过度，患消渴病，恹恹而死的典故，出现了不少要用茶去疗他酒疾的诗句。如王令的“与疗文园消渴病，还招楚客独醒魂”；惠洪的“道人要我煮温山，似识相如病里颜”，苏东坡的“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
特别值得一提的宋代黄庭坚的《品令·咏茶》词，说：
“风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零，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乡松风，早减二分酒病。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似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在词中，黄氏首先说他自己在醉眼朦胧之中，碾煎小龙凤团茶，虽未入口，但在煎茶声中，已减酒病。接着，作者又说烹茶饮茶的感触，犹如游子万里归来，虽相对无言，“恰如灯下故人”。
南宋诗人陆游，非常喜欢喝酒，也酷爱饮茶，但在茶与酒之间，如果只能选其一的话，则陆游在诗中明确表示：“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在他的另一首茶诗中，还说：“饭囊酒瓮纷纷是，难尝蒙山紫笋茶。”在茶和酒之间，要选择的话，陆游说，宁可要茶而不要酒。
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琴棋书画诗酒茶，茶还是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诗、酒、茶虽有区别，但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居士好饮茶
居士，乃是对信佛而不出家，且又有学问的文人的雅称。自古居士好饮茶，这是文人的使然，佛教僧侣的所为。
（一）居士多茶人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爱茶的文人学士，号称居士的是相当多的。如茶人中的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平生爱茶，一生共写过50多首茶诗，又称“别茶人”。在他的《琴茶》诗中，说弹琴需茶，吟咏需茶，生活中离不开茶。在其代表作《琵琶行》中，记录了江西景德镇北的浮梁县，唐时已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他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诗，是描写两郡太守欢宴贡茶——阳羡茶和紫笋茶的名篇，常为后人所传诵。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毕生尚茶，最推崇洪州（今江西修水）双井茶，写有《归田录》，记有颇多茶事。又写过许多茶诗，其中以《双井茶》最令人喜爱，双井茶也因欧阳修公的推崇而蜚声京师。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精于煎茶、饮茶，在岭南还种过茶，著有《漱茶说》；又写有咏茶诗词数十首。其中，尤以《次韵曹辅壑源试焙新芽》最为茶界称道，特别是“从来佳茗似佳人”一句，后人把它与东坡所作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一句并提，集成茶联，用来尚茶。
明代书画家唐寅自号六如居士，一生嗜茶。他创作的《事茗图》，青山绿水，茅屋竹篱；人物传神，动静结合，颇具隐逸脱俗之感。明代书画家文徵明自号衡山居士，平生好茶。由他创作的《惠山茶会图》，描写了无锡惠山茶会的情景，为现存古茶画中的佳作。此外，文氏还有《是夜酌泉宜兴吴大本所寄茶》等20余首茶诗，现存于世，不愧是一位精茶画善茶诗的居士。
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他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是中国以名茶人诗的最早诗篇。南宋女诗人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她与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提倡用茶令的方式，论理对书学文，为后人传为佳话。
南宋诗人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也懂茶技，精茶艺。他在《夔州竹枝歌》描写繁忙的采茶景象，但却充满生活气息。在他的《田园四时杂兴》中，在描写农村风光的同时，还不忘写到去农村买茶行商。明代戏曲家屠隆，自号鸿苞居士，平生尚茶，又精茶道、茶艺。他著的《茶笺》，至今仍不泛实用价值。明代书画家丁云鹏，自号圣华居士，平生好茶。他以唐代卢仝品“七碗茶”为题材，创作的《玉川烹茶图》，成为茶文化史上的茶画名作之一。
现代，仍有一些爱茶的文人学者，钟爱居士之名。最为人称誉的就是赵朴初，他在佛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颇有建树，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居士。不但如此，他对茶学也深有研究。在峨眉报国寺，他题写“茶禅一味”匾额，将茶理与佛学的关系，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还引用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典故，作茶诗一首。诗曰：“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年偈，不如吃茶去。”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茶人多居士之说。
（二）居士因何爱茶
1.尚茶爱佛，相兼不误
居士者，据《去华经玄赞》曰：“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他可以在家静心作事，不必剃度出家，而茶理是与佛规相通的，故才有“茶禅一味”之说。四川蒙山的永兴寺，在宋代所订的《寺院食规》中，明确记有以蒙茶供佛的寺规。所以，信佛与尚茶，在佛教哲理上是相通的。禅宗历来认为，平常心即是佛，挑水劈柴，穿衣吃饭，寻常起居，人来人往，皆为佛法。而茶，它“精行俭德之人”。它与一心避开现实，幽居冥想是不相通的。
居士在嗜茶、尚茶的同时，可以探究佛道之妙，也可以做包括茶学在内的诸多学问。所以，在众多居士的茶学文献中，留下了茶理与佛道情结。唐代诗人白居易，一生嗜茶，与茶相伴。特别是晚年，与琴茶结缘，在饮琴茶中，享乐人生和佛教的淡泊，以保高雅的情操。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喜饮双井茶，说孔子听一妙曲，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进肉味。而欧阳氏尝一口双井茶，可以赞赏三日。宋代诗人苏东坡赞同唐人陈藏器“茶为万病之药”的说法：说“何需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2.茶如参禅，禅可悟性
“茶益文人思”。文人理当与茶为友。而茶还能悟性，道原的《景德传灯录》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佛教认为饮茶不但能长生，而且饮茶能彻悟。而参禅作文都需要提高悟性、灵机或灵感，只有这样，才能登入上乘和顶峰。所以，历史上的高僧，不泛茶人，诸如唐代诗僧皎然、齐己、灵一、从谂，宋代名僧惠洪、子安等，他们都可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美，编入史册传颂至今。
至于历代爱茶居士，也不泛其人，在他们的饮茶诗文，也总会常常透出一些佛气来。唐代诗人李白，既作酒仙，又是茶人。他写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其实就是一首佛茶诗，间杂道家思想。李白似乎一心向佛，可他也是位不着青衣的道士，史称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又常与道士为友”。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即“集古录一千卷，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鹤一双”，并终老于山林，选择的是禅家生活方式，平生好学，一生著有许多茶诗。北宋文坛巨匠苏东坡，还常与禅宗斗机锋，《五灯会友》载有他与释了印斗机锋的一段话，曰：
“印云：‘这里无端明坐处’。坡云：‘借师四大作禅床。’印云：‘老僧有一问，若答得，即与四大作禅床；若答不得，请留下玉带。’坡即解腰间玉带置案上，云：‘请师问。’印云：‘老僧四大皆空，五阴非有，端明问其坐处。’坡无语。印召侍者：‘留下玉带。’”
所以，在苏东坡的众多茶诗中，总会透露出浓厚的禅宗思想，可谓宋代文人中的迷禅典范。
其实，在中国历代居士茶人中，不少是由儒入佛的茶人。特别是唐代，天宝后多寄兴于江湖僧寺，更多走的是儒、道、佛三教调和的路。他们在介入茶事的同时，也以佛修性，使茶文化注入了佛教文化的色彩。
3.茶禅相融，颐养天年
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有东都进一僧，以饮茶长寿著称。据《南部新书》载：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50斤，令居保寿寺。这是因为饮茶能养身修性，颐养天年之故。
而居士茶人，深俱平常心，又吟诗作文，神动天随，寄托情思，如此多享大年。如唐代香山居士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接触社会生活，德宗贞元年间考上进士，后官至刑部尚书，但却具有一颗平常心。他作的诗文，提倡语言通俗，相传连老妪也能听懂。平日，喜欢琴和茶，尤喜弹奏《渌水曲》和品尝蒙顶茶，以琴茶自误，享年75岁，在古代，已算得上是一位寿星居士茶人。
南宋诗人范成大，因信佛，号石湖居士，历任处州知府、知静江府兼广南西道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平生爱茶、尚茶，写有许多茶诗。晚年退居故乡石湖，享年86岁。其实，品茶、吟诗、参禅，皆能怡性养神，淡泊人生，把大自然与自己融为一体，无论在心态、精力，都大有益于养身修性，延年益寿。
四、饮茶重情趣
文人饮茶，解渴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意境，更注重于饮茶的情趣。“茶圣”陆羽曾作有一首《六羡歌》，将功名富贵视为敝屣，却将一杯西江水珍若拱璧。唐代诗僧释皎然诗曰：“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桨。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宋代诗人黄庭坚，则将品茗的乐处，写得妙不可言。他在一首茶诗中将茶比做“故人”，万里归来与自己秉烛谈心，虽口不能言，却快活自省。他的这种比喻，实是对品茗的极好赞美。此外，在我国的饮茶史上，还有许多嗜茶文人，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品茗的感受。
（一）千里致水，松风自煎
自从茶进入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享受和文化艺术领域以后，文人饮茶更加讲究起来。“采取龙井茶，还烹龙井水，一杯入口宿酲解，耳畔飒飒来松声。”有了好茶，还须好水，而且强调竹炉松声自煎茶，使煎茶更有情趣。清人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认为茶品可以分为四等，但好的茶品，“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也就是说，只有身入山中甘泉沏香茗，方能真正品尝“香、清、甘、活”的茶品。
因此，在中国饮茶史上，许多文人墨客，常常不遗余力为赢得烹茶一泓美泉，千里致水也不在话下，并被后人传为美谈。且不说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学士，登庐山品谷帘泉水，赴济南汲珍珠泉水，去镇江尝中泠泉水……以“天下第一泉水”沏茶为快，就是被唐代刘伯刍、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泉水，也是文人不可多得的心爱之物。唐武宗时，官居相位的文学家李德裕，就职于京城长安，为取得惠山泉水，专门设立从无锡到长安的送水运输机构——“水递”，为他输送惠山泉水，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
宋时的骚人墨客，也十分推崇惠山泉水，不惜工本，将惠山水用舟车运载，送到京城开封烹用。如欧阳修花了18年时间，编成《集古录》千卷，写好序文后，请当时的大书法家蔡襄用毛笔书就。欧阳修看后，十分赞赏，称“字尤精劲，为世珍藏”。为酬谢蔡襄，欧阳修特选用惠山泉和龙团茶作润笔费馈赠。蔡襄接到酬礼后，十分高兴，认为是“太清而不俗”。此后，蔡襄又特地选用惠山泉水沏茗与苏轼斗茶，也正说明了惠山泉水之珍。
苏轼对惠山泉水也爱之成癖，多次赶到惠山，写下了“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的脍炙人口的诗句，苏东坡离开无锡后，还在《寄无锡令焦千之求惠山泉》诗中，要焦千之寄惠山泉水给他。后来，苏东坡流放到现在的海南，当地有一间“三山庵”，庵内有一泉，苏东坡品评后，认为此泉水与无锡惠山泉水不相上下。为此，苏东坡感慨万千，说：“水行地下，出没于数千里之外，虽潭海不能绝也。”
更有甚者，惠山泉水还受到宋徽宗赵佶的赞赏。在他著的《大观茶论》中，有一篇专论“择水”把惠山泉水列为首品，定为贡品，由当时的两淮两浙路发运使赵霆发月进贡100坛，运至汴梁城。据蔡京的《太清楼特宴记》载，政和十二年（公元1112年）四月八日，在皇宫后苑太清楼内，宋徽宗赵佶为蔡京举行盛大宫廷宴会时，由王子赵楷陪宴劝酒，亲用惠山泉水烹新贡佳茗，再用建溪黑釉兔毫盏盛茶，招待群臣。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高宗赵构被金人逼得走投无路仓皇南逃时，路过无锡，还特地去品茗惠山泉。可见惠山泉水在宋皇室中的影响。
元代，翰林赵孟頫慕惠山泉之名，在品茗惠山泉时，还专为惠山泉书写了“天下第二泉”5个大字，至今犹在。诗人高启，江苏吴江人氏，客居浙江绍兴，平生嗜茶，一次家乡好友来访，特地为他捎去惠山泉水。高启为此爱不释手，心喜之余，欣然命笔，作《友人越赆以惠泉》诗一首：
汲来晓泠和山雨，饮处春香带间花。
送行一斛还堪赠，往试云门日铸茶。
诗中，对惠山泉爱不释手。
明代，爱茶诗人李梦阳，也有与高启相似的经历，有他的《谢友送惠山泉》诗为证：
故人何方来？来自锡山谷。
暑行四千里，致我泉一斛。
清代，乾隆皇帝为取得品茗佳泉。命人精制小银斗一只，用银斗“精量各地泉水”，然后精心称重，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依次排出优次，得出惠山泉水虽比北京玉泉水稍重，但亦在优等之列。在南巡时，还在惠山泉品茗赋诗：
惠泉画麓东，冰洞喷乳糜。
江南称第一，盛名实能副。
流为方圆池，一倒石栏甃。
圆甘而方劣，比理殊难究。
对泉三间屋，朴断称雅构。
竹炉就近烹，空诸大根囿。
这首诗刻在惠山泉前的景徽堂墙上，一直为今人所念诵。
从今人看来，惠山泉是地下水的天然露头，所以，免受环境污染，水质自然清澈、晶莹；另外由于水流通过山岩，使泉水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矿物质。用如此泉水烹佳茗，自然成为“双绝”，难怪历代茶人都如此钟情惠山泉。特别是宋代诗人王禹傅因留恋惠山的泉美、茶香、鱼乐，曾作诗一首：
愁石封苔百尺深，试茶尝味少知音。
惟余半夜泉中月，留照先生一片心。
就是这“半夜泉中月”，孕育了一首名传天下的二胡名曲，这就是清光绪年间由无锡雷遵殿小道士，即瞎子炳，以惠山泉为素材创作的《二泉映月》，更增添了惠山泉品茗的情趣。
饮茶择水，是文人饮茶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文人饮茶崇尚“野泉烟火”，松风自煎，从中领略美学情趣。唐代高僧灵一，他与无居士饮茶时，选择在白云深处的清山潭，相对而坐，在品尝饮茶之乐的同时，也不忘体验山水之乐。为此，他在《与无居士青山潭饮茶》诗中写道：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山茶爱此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而唐代诗人刘言史，与好友孟郊，选择在洛北的野泉去自煎茶。在刘氏的《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诗中，为求得茶的“正味真”，他俩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荧荧爨风铛，拾得坠巢薪。如此摆脱人世间的扰纷与烦恼，创造一个新的心灵世界。
苏东坡忘情于茶，当年流放海南时，贫病交加，但以煎茶自慰。他在《汲江煎茶》诗中写道：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诗人在流放中，“汲江煎茶”，以茶为友，以茶慰藉。爱国诗人陆游，一生坎坷，忧国忧民，但他以“卧石贩松风，萧然老桑蒙”自喻，“从汲水自煎茗”中感受茶的乐处。他在《夜汲井水煮茶》诗中云：
夜起罢观书，袖手清夜水。
四邻悄无语，灯火正凄冷。
山童已睡熟，汲水自煎茗。
锵然辘轳声，百尺鸣古井。
肺腑凉清寒，毛骨亦苏省。
归来月满廊，惜踏疏梅影。
诗人深夜汲井水自煎，用品茗度过他的不眠之夜。此外，在宋代的文人学士中，梅尧臣的《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欧阳修的《送龙井与须道人》，杨万里的《舟泊吴江》，洪希文的《煮土茶歌》，等等，都谈到汲水自煎茶的乐处。
明代文学家高濂，认为用杭州虎跑泉水自烹西湖龙井茶，不但“香清味洌”而且“凉沁诗脾”。在他的《四时幽赏录》中称：他是“每春高卧山中，沉酣香茗一月。”真是品茗到了极点。明代大画家徐渭对饮茶深有研究，写有《煎茶七类》。在他作的《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诗中，他用谷雨前青箬包装的虎丘茶，用宜兴产的紫砂新罐，吹着“梅花三弄”乐曲细搅松风，酌着“玉壶冰”一般的茶水，以此孤芳自赏。而他的好友文徵明，是“踏遍阳春情未已，山窗煮茗坐忘归。”直到89岁时，还“宾客清闲尘土远，晓窗亲沃案头茶”。一生汲水煎茶不息。
清代的郑板桥，更以煎茶品茗自娱，认为“坐小阁上，烹龙凤茶，人间一大乐事”。文学家廖燕在《半幅亭试茗记》中写道：
“客之来，勇于谈，谈渴则宜茗。汲新泉一瓶，算动炉红，听松涛飕飕，不觉两腋习习风生，举瓷徐啜，味入襟解，神魄俱韵。”
诗人在“汲新泉”、“听松声”、举瓷徐啜中，最终获得的是“神魄俱韵”的美学情趣。这种情况古代如此，现代亦然。如果君能抽时间到闽南或潮（州）汕（头）一带，领略一下啜工夫茶的情景，那么，这种千里致水，松风自煎的趣味就会应运而生了。
（二）茶竹为友，竹下品茗
文人以追求高洁之风，淡泊人生为乐。而竹骨格清奇，刚直不阿，清白可人，正好体现了君子之风。所以，苏东坡言：“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因此，文人饮茶，总喜将自己与茶、竹结缘，饮茶共竹，与之进行心灵的交流。
1.竹下品茗
三国时，有“竹林七贤”，常宴请于竹林之下。其实，这种情况，在文人士子中，也比比皆是。如唐代顾况在《茶赋》中称：“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来，飞锡云中至，此茶下被于幽人也。”竹林是品茗的清幽之处。
宋代诗人王令，他在获得友人张和仲赠送的杭州宝云茶后，便邀请好友去竹林下煎茶同乐。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谢张和仲惠宝云茶》诗，诗中写道：
故人有意真怜我，灵荈封题寄荜门。
与疗文园消渴病，还招楚客独醒魂。
烹来似带吴云脚，摘处应无谷雨痕。
果肯同赏竹林下，寒泉犹有惠山存。
王氏邀友品茶，不但地点选择在竹林下，而且还将保存的惠山泉水，用来煎谷雨前的宝云茶，如此爱茶及竹，真是竹香茶亦香。
宋代理学家朱熹，在他的诗中曾说过：
“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邻。”
将爱茶与爱竹之情，深深流露于笔端。明代诗人陆容，在《送茶诗》中，说：
“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香竹里茶。”
把竹里煎茶说成是江南僧侣的茶风。
明代文学家张岱在《斗茶檄》中，写道：“七家举事，不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犹竹庶可齐名。”说茶和竹一样齐名，“一日何可少此”。
清代的郑板桥，在他一生的书画生涯中，有不少是颂竹品茗之作，特别是他的画题诗中，见者更多，其中有一首写道：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
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
正好清茗连谷雨，一杯香茗坐起间。
郑氏将画竹品茗的情和趣，以及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说得合情合理，惟妙惟肖。
2.竹炉煎茶
唐代时，竹炉煎茶，已为文人采用。明代以后，用竹炉煎茶，更为文人所推崇。这是因为明代改龙凤团饼为炒青散茶，从而使瀹茶方法，由“唐煮宋点”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也使饮茶更有情趣可言。所以从明代开始，一些文人学士不但爱好竹下品茗，还崇尚竹炉煎茶。
明代无锡惠山寺住持，诗僧普真，请浙江湖州竹工制作了一个竹茶炉，又请名画家王绂画图、文学家王达作文、名流题诗，装帧成《竹炉茶图卷》。图卷后来为明代文人秦夔获得，又为此作了《听松庵炉茶记》，现刻石于惠山泉旁的惠山寺内。其中写到：
“炉以竹为之，崇俭素也，于山房为宜。合炉之具其数有六：为瓶之似弥明石鼎者一，为茗碗者四，为陶碗者四，皆陶器也；方而为茶格一，截斑竹为之，乃洪武间惠山寺听松庵真公旧物。”
清代的乾隆皇帝，巡幸江南时，曾亲驾惠山寺领略过“竹炉煎茶”的韵味，为此，他写了一首《汲惠泉烹竹炉歌》，其前又写了一段序文，曰：
“惠山名重天下，而听松庵竹炉为明初高僧性海所制，一时名流传咏甚盛。中间失去，好事者妨为之，已而复得……辛未二月二十日，登惠山听松庵。汲惠泉，烹竹炉，因成长歌，书竹炉第三卷，援笔洒然，有风生两腋之致。”
而对在惠山听松庵煎茶之事，乾隆终生难以忘怀。为此，他先后写过许多首追忆惠山竹炉煎茶的诗歌。
古人不但崇尚用竹炉煎茶，还有推崇用竹子烹茶的，时为“扬州八怪”的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写过一副茶联，曰：“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就是一例。
总之文人雅士崇尚观竹品茗，用茶与竹寄托情思，实是一种对德操的追求。
3.竹水益茶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明人张大复在《梅花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之八分耳。”所以，在历史上，特别是文人骚客，有“汲水煎茶”之举。
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谢山泉》诗云“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陆氏识茶知水，当他的朋友用“石坛封”寄山泉水给他时，他喜出望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宋代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为题，赋诗云：“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即宋人黄庭坚）句子香。”美誉家乡的六一泉与黄氏家乡的双井茶齐名。苏东坡汲水十分挑剔。他常用惠山泉水煮茗。惠山东观泉内有两井，一圆（井）一方（井），因方动圆静，为此，苏氏只汲方而不汲圆。传说他爱玉女河水煎茶，但远程汲水，又怕茶童偷梁换柱，有“石头城下之伪”。为此，他嘱僧人：凡他的茶童汲水时，连水发竹符（水牌），以牌为记，表明确系所取真水。
这种文人饮茶取水的方法，在宋及宋以后，还一直为文人学士所效仿。
与竹符提水相关的，甚至在饮茶史上还时兴在提水时，主张用竹桶盛水，直至在水桶里放上一个竹圈，既养水，又防水晃出盛器外。更有甚至还有用竹沥水煎茶斗茗的。苏蔡斗茶就是一例：它说的是北宋苏舜之（苏才翁）与蔡君谟（即蔡襄）斗茶，苏氏用茶虽不及蔡氏，但水精，最终获胜的之事。
茶人大都知道，斗茶是综合技艺的体现，它与茶、火、器等紧密相关，如果客观条件相同，则决定于水的优劣。而当时，对苏、蔡二人来说，正是“茶逢对手”，不相上下，于是双方便在择水上进行较量。而结果表明，蔡君谟选的尽管是御用江苏无锡的惠山泉水；但苏才翁（名舜之）汲的是“竹沥水”，它不但弥补了“茶劣”，而且还略胜一筹，终于取胜。它告诉我们，自从饮茶进入文人的生活艺术领域以后，对茶的色、香、味、形的体现者水来说，有着更高的要求，这是很自然的事。
五、用茶取名作号
在历史上，中国人对一个人的命名都是十分讲究的，决不随意而立。“一保之立，旬月踟蹰”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古至今，一个人的姓名、别号，乃至书斋堂屋、书集画册，无不刻意求精，决无半点马虎，他们或寓意、或托志、或祝愿，特别是名人，更是引经据典，抒发情怀，寄托相思。而在中国饮茶史上，大凡名人总是与茶结缘，他们爱茶嗜茶、崇茶尚茶，以茶洁身自好。明代孙一元有诗云：“平生于物元（原）无取，消受山中水一杯。”它表白的就是这种心态。所以，在历史上有许多名人，他们有用茶入自己的别号、书斋名，甚至文集名的。
茶入别号，始于唐代“茶神”陆羽。他毕生事茶，不仕不娶，开天辟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始有“天下益知饮茶”之事。他晚年曾居江西上饶茶山寺，亲自开山植茶，号“茶山御史”。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他酷爱饮茶，并且对茶、水、器的选择配置和火候定汤很有讲究，自称自己为“别茶人”。
宋代，江西提刑曾几因遭奸相秦桧排斥，隐居于当年陆羽居住的江西上饶茶山，他爱慕茶的精行俭德，也追慕陆羽的高风亮节，故而步陆羽之尘，自号“茶山居士”，并将所著文集亦定名为《茶山集》。宋代理学家朱熹，他好茶尚茶，还在福建做过茶官，提倡种茶，追求茶的质朴无华，平淡自然。在福建武夷山紫阳书院讲学时，总爱与茶人品茶论理。他在《茶坂》诗中还谈了亲自上山采茶煮饮的情景，对茶的情感溢于言表。他曾为避免“庆元学案”的迫害，在给文人的书信和题诗中，不写真名，题款“茶山”，这是朱熹为政治斗争需要所取的一个别号，以淡泊人生。
元代名士卢廷璧，嗜茶成癖，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收入《古今谭概·癖嗜部》，可见他癖茶之深。他的别号“茶阉庵”。据书载，他平生嗜茶，收藏有僧人讵可庭的十件茶具，将它奉若神灵，经常穿着整齐，向它跪地作揖。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深谙茶事，平时以茶自好，一生写过许多茶诗，他的剧作中也常常提到茶事，后来，又将他的书斋命名为“玉茗堂”，并自号为“玉茗堂主人”，将所著的文集亦题名为《玉茗堂集》。“玉茗”一词，实为茶的雅称。汤显祖以“玉茗”命名、命斋、命集，《宇内琐闻记》解释此为寓意汤显祖的高洁流芳。有鉴于此，时人称他所创的艺术流派为“玉茗堂派”，其创作的剧作《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和《牡丹亭》，后人合称其为“玉茗堂四梦”，亦是人们对汤显祖爱茶的赞颂。
明代文学家王浚，毕生爱好茶，为此他将自家的屋名定名为“茗醉庐”。其祖王无功（绩），性嗜酒，号称“斗酒学士”作有《醉乡记》。明代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二十一作有《题王浚之茗醉庐》曰：
昔闻尔祖王无功，曾向醉乡终日醉。
醉乡茫茫不可寻，后世惟传《醉乡记》。
君今复作醉乡游，醉处虽同游处异。
此间亦自有无何，依旧幕天而席地。
聊将七碗（指唐卢仝“七碗茶”）解宿酲，饮中别得真三味。
茅庐睡起红日高，书信先回孟谏议。
陆羽卢仝接迹来，仍请（张）又新论水味。
不从卫武歌抑诗，初筵客散多威仪。
无功先生安得知，醉乡从来分两歧。
王浚和王绩，虽为一门相承，但醉乡有别，一是茗醉，一是酒醉，当属两歧了。
明代文学家沈贞，常是茶不离口，笔不离手，饮茶和写作是生活的两大爱好，为此他的别号为“茶老人”，他的文集亦题名为《茶山集》。明代的屠隆，性嗜茶，还精于烹茶，喜以茶会友，居处常高朋满座，四壁贮有各地香茗，经常饮茶与朋友分享快乐，为此，他索性将自家的居处定名为“茶居”。
此外，明代还有与沈周同时代的书画家王涞，别名“茗醉”；文学家姚咨的室名为“茶梦庵”，别号是“茶梦主人”；文学家钱促毅的室名为“煮茗轩”。
明末清初文学家彭孙贻，工诗，嗜茶，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茗斋”，传世之作有《茗斋杂记》、《茗斋诗余》等。清初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是嘉庆进士，官居翰林院编修，平日与茶结缘，洁身自重，自号“茗柯”，将书斋定名《茗柯集》。自此，“茗柯”就成了这饱通经学大家张惠言的别号、书斋和文集之名。
“茶癖”杜溶也是明末清初人，为明副贡生，明亡后，不愿做“两截人”出任清廷，寓居江宁（今南京）鸡鸣山，深居山乡，以茶相伴，工诗作文，自号“茶星”，还嫌不足，又号“茶村”。他喜品茶，谓茶有“四妙”：湛、幽、灵、远。自述“家中有绝粮，无绝茶”。说他与茶的关系是：“吾之于茶也，性命之交也。”平日连剩茶也不忍舍去，集于净处，用土封存，名曰：“茶丘”，并作《茶丘铭》记文。
清代的沈嗥日，工诗词，为“浙西六家”之一。平日用茶思益，以茶究学，遂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茶星阁”。清代的何焯，长于考订，家有藏书万卷。平日杯茶在手，研读学问，以茶、书相伴自荣，号称“茶仙”。
清代戏曲家李渔，能为小说，尤精谱曲，又不善酒，好品茗，他曾作《不载果实茶酒说》，提出检验茗客与酒客之法：果者酒之仇，茶者酒之敌，嗜酒之人必不嗜茶与果，此定数也。凡有新客入座，平时未经共饮，不知其酒量浅深者，但以果饼及糖食验之：取到即食，食而似有踊跃之情者，此即茗客，非酒客也。取之不食，及食不数四而即有倦色者，此必巨量之客，以酒为生者也。以此法验嘉宾，百不失一。接着，李氏自言：“予系茗客而非酒人，性似猿猴，以果代食，天下皆知之矣。”李渔以“茗客”自称，反映了他对茶的钟爱之情。
清代大学者俞樾，为道光进士，学问渊博，对群经、诸子、语言、训诂以及小说、笔记，皆有撰著，这样一位大学问家，也经不住茶香的诱惑，其妻姚氏也以品茗自好。为此，他将自己的住处定名为“茶香室”，将所著的文集冠以《茶香室丛钞》、《茶香室经说》。此外，还有清人靳应升，别号“茶坡樵子”，居室取名“茶坡草堂”；杨伯润，其号为“茶禅”；闻元晟的别号叫“茗崖”；张深的别号是“茶农”。这种以茶人名的作法，在清代最为时髦。更引人人胜的清代满铁保的室名，为“茶半香初之堂”，长达六字，其名意味深长。
其实，这种以茶人名之举，古人有之，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近代文化名人周作人，自言“常到寒斋吃苦茶”。竟将他的书斋命名为“苦茶庵”，自称“苦茶庵主”，以后，又有人称其为“苦茶上人”。又如近代著名茶学家庄晚芳教授，毕生事茶，终身与茶为伴，生前签名题词，常以“中华茶人”作闲章，以“茗叟”落款。至于以“茶人”、“艮茗”、“茶夫”为别称的更是常见，这充分体现了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对茶崇拜和爱茶之情的一种反映。在农村，老人常常爱称小孩为“茶茶”，就是例证。仿佛以茶入名，自有茶气长存，茶香缠身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