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茶历史悠久，关于茶的故事可谓比比皆是。一段段脍炙人口的茶情传奇，一幅幅感人至深的世故情态，生动地阐示了善恶的本质，讴歌了正义的真谛。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说，是茶升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情感品位，茶的特质属性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一个响亮的音符。
我们从众多的茶故事中整理出一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并按照故事大体的内容归属加以简单分类和编排，以供读者阅读。内容通俗易读，并包含一定的思想和寓意。从故事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和意境，更能了解到人生的哲理和社会意义，益智亦乐，情趣无限！
饮茶不仅是民间百姓们的乐事，更是古代上层社会的爱好，早期贡茶的出现就反映了宫廷对饮茶的浓厚兴趣，而朝廷的官员们同样把茶叶当作日常用品。中国古代是个上行下效的社会，上层之风进一步促使民间茶文化的发展。
1、茶与神农
中国茶源自神农。神农，就是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是中草药、茶叶、谷物的“发明者”，是传说中的农业神。他能让太阳发光，让天下雨，他教人们播种五谷，又教人们识别各种植物，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历史久远。神农的种种丰功伟绩使他成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开山鼻祖之一。
古时候，人们吃东西都是生吞活剥的，因此经常因为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决心尝遍所有的东西，好吃的放在身子左边的袋子里，给大家吃；不好吃的就放在身子右边的袋子里，作药用。传说他的肚子是透明的，能看到肠胃和吃进去的东西。
为了知道各种草本的性质，神农亲口品尝，然后仔细观察它们在肚子中的变化。他为了给人治病，经常到深山野岭去采集草药，不仅要走很多路，而且还要亲口尝试，从而体会、鉴别草药的功能。据西汉初年的古书《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有一天，神农在采药中尝到了一种有毒的草，顿时感到口干舌麻，头晕目眩，他赶紧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闭目休息。这时，一阵风吹来，树上落下几片绿油油的带清香味的叶子，神农信手拣了两片放在嘴里咀嚼，没想到一股清香油然而生。这种叶子吃进肚子里后，在肚子里面走来走去，像是士兵在进行搜查，不一会儿，整个肠胃便像洗过一样干净清爽，顿时感觉舌底生津，精神振奋，不适感一扫而空。
他好生奇怪，于是，再拾起几片叶子仔细观察。发现这种树叶的叶形、叶脉、叶缘均与一般的树木不同。神农便采集了一些带回去细细研究。后来，神农记住了这种叶子，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茶”。以后每当吃进有毒的东西，便立即吃点茶，让它搜查搜查，把毒物消灭掉，神农将它放进左边袋子里。就这样，神农辛苦地尝遍百草，每次中毒，都靠茶来解救。后来，他左边的袋子里有花草根叶四万七千种，右边有三十九万八千种。
还有一种说法说茶是天神所赐，神农发现。当时神农氏给人治病，不但需要亲自爬山越岭采集草药，而且还要对这些草药进行熬煎试服，以亲身体会、鉴别药剂的性能。有一天，神农氏采来了一大包草药，把它们按已知的性能分成几堆，就在大树底下架起铁锅，放入溪水，生火煮水。当水烧开时，神农打开锅盖，转身去取草药时，忽见有几片树叶飘落在锅中，立刻闻到一股清香从锅中发出。神农好奇地走近细看，只见有几片叶子漂浮在水面上，水中汤色渐呈黄绿，并有清香随着蒸汽上升而缓缓散发。他用碗舀了点汁水喝，只觉味带苦涩，清香扑鼻，喝后回味香醇甘甜，而且嘴不渴了，人不累了，头脑也更清醒了，不觉大喜。于是从锅中捞起叶子细加观察，似乎锅边没有此树，心想：“一定是天神念我年迈心善，采药治病之苦，赐我玉叶以济众生。”自此，一边继续研究这种叶子的药效，一边爬遍群山寻找此种树叶。
一天，神农终于在不远的山坳里发现了几棵野生茶树，其叶子和落入锅中的叶片一模一样，熬煮汁水黄绿，饮之味道也相同，神农大喜，遂定名为“茶”，并取其叶熬煎试服，发现确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利尿解毒等作用。因此在百草之外，被认为是一种养生之妙药。据说，当年神农发现的这种“茶”，就是今天被人们称作茶的树叶。
但有一天，神农尝到了“断肠草”，这种毒草太厉害了，眼见水晶肚里在断肠，还来不及吃茶解毒就死了。他是为了拯救人们而牺牲的，人们称他为“药王菩萨”，永远地纪念他。
神农的传说有很多，其实，神农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典型代表，神农传说中的种种发现和发明，也就是那个时期广大人民的劳动智慧的集中体现。神农时代，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已逐渐趋于发达，茶叶的解毒功能在日常采集劳动中已被认识。
2、周武王茶称贡品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即炎帝）”，并且还引述了《神农食经》说，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但有关神农氏之事毕竟太遥远，仅仅是传说而已，而且《神农食经》为何人所作、何时所写，也无从查考，所以，饮茶始于神农氏之说，并非确凿之事。就现在已知的可信文献史料来看，第一个把茶当回事的要算是周武王姬发了。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周军及诸侯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这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邦国，它东至鱼凫（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西达焚道（今湖北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北接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南极黔涪（相当今四川涪陵地区）。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天子）上贡。《巴志》中为我们开具了这样一份“贡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鹪、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作者是东晋时代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是一个既博学、又重实地采访的司马迁式的学者，他根据非常宏富的资料，于公元355年前撰写了这本有12卷规模的书。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周礼》这本书中似可探知这茶还有别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即古“茶”字。掌荼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不仅是供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大事时的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要有专门一班人来掌管。
此外，《尚书·顾命》中说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这说明周成王时，茶已代酒作为祭祀之用。
由此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已有了相当高的地位。而在《诗经》中，“荼”字何以屡屡出现在像《谷风》、《桑柔》、《鸱鹗》、《良耜》、《出其东门》等诗篇中，便不足为奇了。
3、蜀王封邑名“葭萌”
我国现在以茶和茗命名的山、村、集、镇等地名约有30多处，在县名中惟一出现“茶”字的是湖南省茶陵县。
茶陵古称“荼陵”。陆羽《茶经》中引述《茶陵图经》（已佚）的记载说：“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茶陵的命名始于西汉，当初是荼陵侯刘沂的封地，所以又俗称为荼王城。据古代《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长沙国有十三个属县，荼陵便是其中的一个。荼陵县在隋代被取消，其地并入湘潭，直到唐高祖时才得以复置。但随即在唐太宗时再度被取消，一直到武则天时又再度复置。
但茶陵并不是最早的和惟一的以茶命名的县，相比之下，四川省的葭萌更具悠久历史，只不过因为它用了茶的另外一个称呼来命名，所以易被人们所忽视。
葭萌位于今四川省剑阁的东北。成书于古代西汉的《方言》记载说：“蜀人谓茶曰葭萌。”但在公元前4世纪时，“葭萌”还曾为人名和城邑之名。
据古代《华阳国志》记载，战国中期在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时，蜀王把他一个名叫“葭萌”的弟弟分封于汉中地区，号苴侯，并把苴侯所在的那个城邑称作“葭萌”。
当时，蜀人的政治中心在成都，而东边的巴人则以重庆为中心，两个部族居相错，行相仿，但相互之间并不和睦相处，向为敌国。
葭萌封疆裂土后，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竟与世仇巴王修好，友善往来。这一下触犯了兄长蜀王的禁忌，蜀王一怒之下向葭萌兴师问罪。葭萌以区区一侯的实力，哪打得过蜀王，只好逃往巴国避难。蜀王又岂肯善罢甘休，一不作，二不休，挥师直捣巴国。对这次战争毫无提防的巴王这时犯了一个大错，为了抵抗蜀兵，他和葭萌慌不择路地向北方秦国求援。
秦国世称虎狼之国，此时的秦惠王在谋士张仪的辅佐下，正大肆扩张兼并邻国。见巴国求援，秦惠王乘机出兵，于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攻灭了蜀国。接着也是一不作，二不休，又挥师东进，一举灭了巴、苴两国。
在这场战争中，秦国是渔翁得利者，大大扩展了领土，另外它还得到了一项好处，那就是秦人从此以后知道了茶的作用，正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事”。
从巴人早在周武王时即已以茶为贡，蜀人后来又以茶名地的史实来看，先秦时期在巴蜀两国不但饮茶已经约定俗成，而且这时的茶已成为两国比较普遍的一项生产事业。
此外，根据古蜀的历史传说，蜀王的名号往往与其业绩有关，比如“蚕丛王”，相传是一位驯育野蚕为家蚕的君主。又如“鱼凫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者。那么，这位以茶为名、以茶名地的葭萌，是否该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茶叶学者呢？
4、以茶为廉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字平仲，后人称之为晏子，曾在齐灵公、齐庄公时为官，在齐景公时任国相。
晏婴在植物研究上看来是颇下了点功夫的，譬如“橘过淮南是为枳”的故事和“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前者以橘枳之事回击了楚王对齐人的讥讽，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后者则仅仅以两枚桃子就为齐王除掉了三个飞扬跋扈的武士，取得了内政上的成功。这种智谋让后人钦佩不已。
晏子任国相时，力行节俭，这点为茶所证实。采集了晏子事迹及其诤谏言词的作品《晏子春秋》中说，晏婴担任齐景公国相时，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荤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唐代“茶圣”陆羽把《晏子春秋》这段文字引入了《茶经》中的《七之事》里。
有人认为，“茗菜”就是茗菜，而不是茶和菜，也就是说，晏婴不是饮茶，而是吃一种叫“茗菜”的菜。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至今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仍爱吃“凉拌茶菜”。这种茶菜叶色黄绿鲜翠，有咸辣之味，又有茶香，用以佐食蕉叶糯米饭，非常爽口。另外，还有南方的名菜“龙井虾仁”、“碧螺虾仁”、“樟茶鸭子”等茶菜。远的如果不说，近在山东的孔府名菜“茶烧肉”也是一例。
不过，茶在周武王时为贡品，在晏婴却为低廉之物，一珍一廉，真是天差地别。但其实今天的茶人既求珍，也讲廉，品质上求珍，茶礼、茶道中讲廉，一点不偏颇，这是今人胜古人之处。
5、“茶祖”的传说
中国茶农、茶人一般都祭祀茶圣陆羽，可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人们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孔明）称为“茶祖”，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诸葛亮南征说起。云南攸乐茶山的基诺族传说，他们是诸葛亮南征时遗留下来的。诸葛亮给他们茶籽，让他们安居下来，种茶为生。基诺族自称“丢落”，世代尊奉孔明。大茶山中有孔明山（孔明山在勐腊县象明乡西50公里处），巍峨壮观，是诸葛亮射箭处（民间传说射箭处是普洱府城东南无影树山），上面还有祭风台旧址。
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描绘道：“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酒醴礼祭于此。”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诸葛亮诞辰这天，茶山各村寨都要举行集会，称为“茶祖会”。
另外的传说是，诸葛亮带兵南征、七擒孟获时，曾经到过云南南糯山。由于部队将士水土不服，害眼病的不少，无法行军作战。诸葛亮就拿出一根拐杖，插在南糯山石头寨的石上。说来奇怪，那拐杖转眼间变成一棵茶树，长出青翠的茶叶。士兵欢喜雀跃，摘下茶叶煮水喝。喝下茶汁，眼病就好了。这样，南糯山出现了第一株茶树。至今，人们还把石头寨旁的那座茶山叫做“孔明山”，山上的茶树称为“孔明树”，诸葛亮也就鬼使神差地被尊为“茶祖”了。孔明山周围的六座山，也鸡犬升天，一齐出了名，成了出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
当地还有个风俗，每当农历七月二十三诸葛亮生日这天，老百姓都要饮茶赏月，放“孔明灯”，跳民族舞蹈，称之为“茶祖会”。连那株八百年树龄的“茶树王”，也被讹传为诸葛武侯的遗种，每逢采茶时节，百姓总是“先具酒醴礼祭于此”。其实，云南是世界茶叶之乡，诸葛亮出生之前，早已有茶树，但人们信奉诸葛亮，便将茶的发明权移到他名下，好像普洱茶反而沾了诸葛亮的光，其实并非如此。
普洱是云南南部的一个县，原先并不产茶，只是滇南的重要贸易集镇和茶叶市场。澜沧江沿岸各县，包括西双版纳（古属普洱府）所产的茶叶，都集中于普洱县加工，运销各地，故以“普洱茶”为名。
南宋李石的《续博物志》云：“西藩之用普茶，已自唐朝”，普洱茶之名，首见于此。唐代樊绰的《蛮书》也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界诸山即如今的西双版纳地区，看来当地少数民族饮用普洱茶，确实在唐代就开始了，不过饮法比较原始、粗放。明代起，普洱茶加工成团茶。清代是普洱茶的极盛时期，名重天下，人山做茶者达数十万人。
清代的普洱茶品种多样，普洱还有一种“人头茶”，大小不等，大的一团五斤，形如人头。此茶以春尖等嫩芽制成，入贡皇室。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至今还保存着大小“人头茶”标本数团，为清代皇宫之孑遗，居然完整无损，质地不变。
普洱茶采自乔木型大叶种，多酚类、咖啡碱，水浸出物含量高。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指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据研究，长期饮用普洱茶对治疗痢疾、降低血脂和胆固醇含量，药效比较明显，还有一定的减肥作用。
如今的普洱茶大多经蒸压，制成形态各异、名称不同的紧压茶，包括沱茶、饼茶、方茶、紧茶等。其中沱茶为上品。紧压茶便于运输、保存。所以，普洱茶主要远销西藏、四川，以及出口东南亚一带。
6、孙皓赐茶代酒
吴国的第四代国君孙皓，是一个暴君，他是吴国的末代君主，在位之前被封为乌程侯，景帝死后他继为国君，性嗜酒，又残暴好杀。当他对韦曜颇为欣赏时，可以在酒席之间暗中作弊，偷偷地用茶换下韦曜的酒，使之得过“酒关”。但是当韦曜一旦违逆其意，便翻脸不认人，拔刀相对。
韦曜为人却是耿直磊落，他可以在酒宴上暗地里玩些“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把戏，但一旦事关国是，则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于是当他在奉命记录关于孙皓之父南阳王孙和的事迹时，因秉笔直书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触怒了孙皓，竟被杀头送了命。
但是，“以茶代酒”一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应用，并称得上是一件大方之举、文雅之事，这无论是孙皓还是韦曜，都是始料未及的。
孙皓早先被封为乌程侯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南），也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荈”。荈即茶也。一般学者认为，温山出产“御荈”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即吴景帝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是年景帝死，孙皓立）前后，并且还有当时已有御茶园的推断。
7、“水厄”与“酪奴”
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在中国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与今天截然不同。在南方名声不振，被称之为“水厄”，在北方则被称作“酪奴”。这两个不雅的名字，背后都有典故。
“水厄”一典出自东晋王濛，王濛是晋代人，官至司徒长史，他特别喜欢茶，以至于饮茶成癖。并且是己所癖好，必施于人，于是凡有客来，无论是谁，王濛必敬之以茶，一定要与客同饮。当时，士大夫中许多人不知茶事，不惯茶饮，难忍其涩，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饮，真是深受其苦。因此，去王濛家时，大家总有些害怕，每次临行前，就戏称“今日有水厄”。意即今天又要遭遇那强饮苦涩茶水的厄运了！《世说新语》如实地记载了这件事：
“晋司徒长史王濛，字仲祖，好饮茶。客至辄饮之。士大夫甚以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
这个典故也不是什么人都懂得，甚至有人因不知此典闹出笑话来。如梁武帝之子西丰侯萧正德投奔北魏后，有一次宗室元乂打算以茶招待他，先问他道：“卿于‘水厄’多少？”意谓你的茶量怎么样。却不料萧却不知“水厄”之意，答非所问说：“下官虽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乂和满座宾客闻言皆捧腹大笑，这也说明了饮茶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普遍喜好。“水厄”，这是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一个贬称。
值得注意的是，西晋人张孟阳去四川成都游览了名胜白菟楼后，在所赋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中赞道：“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说在水、浆、米酒等六种饮料中，茶最为芳香，且蜀地茶香早已飘溢各地了。在成都人们称赞茶为“芳荼”，誉其“溢味播九区”的几十年之后，在东晋之都建康（今南京）的许多官吏，居然对饮茶还深以为苦，这充分反映了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
由于从三国到两晋这两个世纪中，天下你割我据，战事不断，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相融，所以各地区之间的茶文化相距甚远，差异非常显著。从“水厄”之事以后半个多世纪，到了南朝刘宋之初，女文学家鲍令晖（鲍照之妹）写出了《香茗赋》，极言茶之香，茶苦之说在江南这才少有市场了。
而在北方，茶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那是和一个叫做王肃的人连在一起的。
王肃字恭懿，南齐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是雍州刺史王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任秘书丞之职。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王肃因父兄被齐武帝所杀而投奔北魏。魏孝文帝随即授他为大将军长史，后来，王肃为魏立下战功，得“镇南将军”之号。魏宣武帝时，官居宰辅，累封昌国县侯，官终扬州刺史。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已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是有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惟茗不中与酪作奴。”
王肃在南齐时便极好喝茶，到了北方，初仍不改旧习，饭菜偏爱鲫鱼羹，对羊肉和奶酪之物碰也不碰。他因善饮，据说一次能喝茶一斗，所以洛阳（北魏之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漏卮”，意谓这张嘴好像破漏的杯子，喝了还要喝，老添不满，永无厌足。
几年以后，王肃对羊肉、奶酪之类已能接受。有一次，他在宫里用餐，居然吃了很多的羊肉和酪粥。魏孝文帝元宏见状甚感奇怪，于是问他：“以你汉人的口味比较，羊肉和鲫鱼羹，茶和奶酪，究竟哪个味道好？”
王肃就做了上述的回答，把茶说成它最多只能给奶酪当个奴仆。这番“精彩”的奇谈怪论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当时在一旁的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你不怎么看重‘齐鲁大邦’，而偏爱于‘邾莒小国’，这是为什么？”王肃仿佛乡情难忘似地说：“这是我们家乡最好的东西，我不得不偏好啊。”元勰又对他说：“那么你明天到我府上来，我专门为你摆一‘邾莒之食’，还有‘酪奴’。”
“酪奴”作为茶的一个别称，因此而传开了。王肃如此这般地贬茶，在当时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孝文帝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尤其心仪汉民族文化，如改原来的姓氏拓跋为汉姓元，请汉人做官，与汉人通婚等等。当时朝廷大臣中已有不少汉人，为了照顾像王肃这种喜好饮茶的人的习惯，朝中宴会上都设有茶水。但是因为有“酷奴”之比，居然所有的人都视茶为耻，决不再喝，只有一些新近从江南投奔来的人因不知此典才好饮茶。
当时有位叫刘缟的朝臣钦慕于王肃的好饮之风，也专门研究起喝茶来。元勰知道后，对他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不去仰慕席设八珍的王侯之风，而去追求奴才下人的‘水厄’之事，太没出息了！古时候海上有逐臭的蠢夫，村里有学颦的丑妇，而现在你就是这种人。”把刘缟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极为尴尬。
王濛嗜茶而被人称为“水厄”，王肃嗜茶又曲意逢迎自贬茶为“酪奴”，可见其时无论南方、北方，茶之境地都“苦”不堪言，但从中不难发现当时饮茶的习惯正在逐步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8、隋文帝饮茶治头痛
南北朝之前，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饮茶之事以四川和江南地区相对为多，这与我国茶叶生产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为主相关。而在黄河流域，尽管三千多年前蜀人曾向周武王贡茶，还有春秋时齐国晏婴食茶之说，但从很多文献来看，北方黄河流域的茶事相对要落后。
那么，黄河流域饮茶要到何时才比较普遍呢？隋文帝杨坚是个“关键”人物。
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武帝时袭爵隋国公，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朝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攻占陈都建康（今南京），俘获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至此，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茶之行世，常以廉俭为本。而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随时侍于左右。《隋书》中曾记有一个颇为怪诞的事：某夜，隋文帝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
隋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于是重重奖励了那个和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当时人们竞相采掇，并有一赞云：“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意为做人苦心钻研孔子的《春秋》，殚精竭虑去演绎谶书《河图》——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还不如向皇帝送一车茶叶来得快。
南朝齐武帝也是一个尊茶的君主，并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因南齐地偏南方，其上行下效的影响和成效却远不如隋文帝。隋文帝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局面，南北的饮茶等风俗文化才得以迅速交融。而且以他帝王之尊而嗜茶（《隋书》的记载过于神化），于是普天之下（尤其是黄河流域）茶不再被鄙视为“酪奴”。从茶文化角度来看，隋文帝同样立有一大历史功绩，尽管他当时对此未必自觉。
9、武则天茶喻祸福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名曌，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
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
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旻，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符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关于饮茶的利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人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
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惟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
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功力。
10、煎茶圣手
唐朝代宗皇帝李豫喜欢品茶，宫中也常常有一些善于品茶的人供职。有一次，竟陵积公和尚被召到了宫中。
积公和尚来到宫中后，皇帝命宫中煎茶能手拿上等茶叶煎出一碗茶来，赐给积公品尝。积公接茶在手，饮了一口放下碗来，再也不尝第二口了。皇帝问他为何不饮，积公说：“我所饮之茶，都是弟子陆羽为我煎的，饮过他煎的茶后，再饮旁人煎的，就寡淡如水了。”
皇帝听罢，问陆羽现在何处，积公摇摇头说：“他遍游海内名山大川，品察天下茶叶山泉，现在不知到何处去了。”
皇帝听了，派人四处寻访陆羽。在吴兴县苕溪的杼山上找到了他，把他召进宫去。
皇帝见到陆羽后，见他其貌不扬，说话有点结巴，但学识渊博，出言不凡，非常高兴。当即命他煎茶。陆羽取水极为讲究，煮茶必佳泉。他将煮水分为三个阶段：一沸、二沸、三沸。认为一沸、二沸之水不可取，三沸之水最佳，即是当锅边缘水像珠玉在泉池中跳动时取用。陆羽将自己清明前采摘的茶饼煎好后，献给皇帝。皇帝接茶在手，揭开盖碗，一阵清香扑鼻；仔细一看，碗中之茶淡绿清澈，饮来香甜满口，不觉点头称赞好茶，并让陆羽再煎一碗，让宫女给积公和尚送去。
积公端起茶来，喝了一口，连叫好茶，于是一饮而尽。他放下茶碗后，走出书房，连喊“渐儿（陆羽的字）何在？”
皇帝问道：“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呢？”积公答道：“我才饮的茶，只有他才能煎得出来，当然是他到宫中来了。”
皇帝见他们师徒如此相知，于是命陆羽出来和积公和尚相见。
11、良马千匹换《茶经》
唐朝末年，各路藩王纷纷割据，与朝廷对抗。唐皇为了平息叛乱，急需军用马匹。北方的回纥国，出产宝马，每年派使者到唐朝来，以马换茶。
这一年，时值金秋，唐使按照过去的惯例，带上一千多担上等好茶叶，囤积边关。
过了两天，回纥的使者到了，他们带来了马匹也囤积在边关。
唐使站在边城箭楼上远眺，只见远处，白马似白云飘扬，黄马似黄金流动，黑马似乌龙搅水，红马似火球翻滚。好一批战马，果然名不虚传。
唐使心中大喜，打开边关大门，迎接回纥使臣。
只听回纥使臣说道：“今年想与天朝上国换一种制茶的书——《茶经》。”唐使没有见过这本书，又不好言明，只好顺水推舟地问道：“贵国打算用多少马匹换我们这本书呢？”回使说：“千匹良马，换取《茶经》。”唐使大吃一惊，忙问：“这是不是国王的旨意？”回使说：“我身为使者，自然代表国王旨意。”两位使者写好国约，画了押。
唐使星夜赶回朝廷，向唐皇禀奏此事。唐皇急传集贤殿众学士找那本书。那些起文人学士翻遍了书库，也没有找到《茶经》这本书。
这一下唐使急了，因为双方订的协议是有期限的。日期一到，换约者受罚不说，唐皇急用的马匹也就到不了手。唐皇赶紧聚集群臣商议。太师出班奏本说：
“十几年前，曾听说有个陆羽，他是品茶名士，因为他是山野之人，谁也没有重视他，《茶经》也许是他写的，如今只有到江南陆羽住地去查访。”
唐皇准了奏，立刻派员先到湖州苕溪边上。只见陆羽寓居的茅庐早已破败，追问当地茶农，经茶农指点，官员就赶到杼山妙喜寺去访问。因为那里有个和尚和陆羽交游甚密。到了妙喜寺，才知道那个和尚早已圆寂。寺中青年方丈说：“听师父讲过这本《茶经》，陆茶神活着时，就带到家乡竟陵去了。”
官员听后，只得星夜上路，奔赴竟陵。一到竟陵城，就到西塔寺访问。
西塔寺的和尚说：“茶神在世时，是写过不少书，听说他带到了湖州。”官员连日奔波，一听，又转回去了，好不丧气，一点法子也没有，只好准备回京师复命。
他骑在马上，正准备动身。这时候，只见一秀才拦住马头，高声说：“我是竟陵皮日休，来向朝廷献宝。”官员问他：“你有何宝可献？”皮日休捧出《茶经》三卷，官员真像得了天上星星，连忙滚鞍下马，双手捧住，揣在怀里。
官员说：“我到京师后，向朝廷推举你，这个《茶经》你可有底卷？”皮日休说：“还有抄本，正在请匠人刊刻。”
官员回朝交了旨。唐使来到边关，把《茶经》递给回纥使者。回纥使者好不容易得了无价之宝，立刻将千匹良马如数点交给唐使。从那以后，《茶经》就传到外国，有多种文字译本，直到现在还在研究它呢！
12、“水递”惠山泉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其父是唐宪宗的宰相李吉甫。李德裕先后任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等职。到武宗时为宰相。他在政治上竭力强化朝廷权威，在抑制不服朝命的藩镇割据势力、抵御北方回鹘的扰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他反对牛僧孺集团，为“牛李党争”中李派首领。宣宗时，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卒于任所。
李德裕曾于822年、835年、836年三次任润州刺史共十余年。最长的是第一次（公元822～829年），历时7年。在此期间，正值王国清兵乱后，他安定军心，反对迷信，大力提倡节俭并自己带头，下令墓葬不许用金银锦绣，鼓励保护生产，几年后润州出现了民物富庶、府库充盈的景象。
他敢于批评朝政，劝谏君主，曾在润州写了一组《丹房颂》诗派人呈唐敬宗以规劝。并于唐武宗时支持了著名的“会昌废佛”行动，遏制了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他对北固山的建设有很大贡献。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三月，他建成新的寺庙并定名为“甘露寺”，“因甘露之降瑞，建仁祠于高标”，这是李为该寺取名的自述。他还在甘露寺长廊入口处造了一座石塔，即现在铁塔的前身。宋代建造的被米芾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多景楼的楼名就是取自李德裕题北固山临江楼的诗中“多景悬窗牖”一句（多景楼是在原临江楼的基础上改建的）。
史载，李德裕少好学，精通《汉书》及《左氏春秋》，是一个颇有才学的人。而在饮茶一事上，他鉴水的精明程度，似更为突出。五代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述了李德裕精辨长江水的故事：
李德裕饮茶对水特别讲究，身在长安京都，却嗜好江南之水。有一天，他的一位好友要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公干，李德裕知道后喜形于色，便对他说：“你哪天回来的时候，请为我取一壶金山（在镇江江边，当时的金山尚在江心）附近的南零水。”
那人答应而去。至京口数日以后办完事便欲溯江而上，赶回长安。没想到那人兴许事情办得顺当，上船后便开怀畅饮，贪杯而醉，早把宰相所托之事抛于脑后。及至船抵建业（今南京），他才醉梦方醒，猛然想起为宰相取水的事还没办呢！咋办？那人向舱外望去，但见一江春水向东流，自忖此时此地的长江水，要不了多久即是下游方向的金山南零水，又何苦再返舟取水！反正都是一江水，在此灌上一壶得了，只要没人看见，李大人不会知道。于是，他赶忙汲了一壶建业石头城下的江水，返京送给李德裕交差。
李德裕见水取到，即刻烹茶品茗。谁知他呷了一口，顿露惊讶之色，叹道：“唉！江南的水怎么大不同于往年，其味差多了。”俄顷又说：“这水太像是建业石头城下的江水！”
那人闻言也吃了一惊，看来在李德裕跟前卖不得“谎秤”，便吐露真相，一再谢罪。
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讲述了一则李德裕嗜惠山之泉成病，而不惜代价以求的故事：
无锡惠山寺石泉水曾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仅次于庐山康王谷水帘泉水（见张又新《煎茶水记》）。这李德裕除了雅好南零水外，还特别“垂青”于惠山泉。但无锡与京师长安远隔数千里，惠山之泉如何能得？像南零水那样请人顺便捎带则机会不常有，还得防人偷懒，弄些假冒伪劣品搪塞。也许李德裕想起在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时，宫廷里为了能喝到上等的吴兴紫笋茶，曾传旨吴兴地方官，每年贡茶必须一日兼程，赶在清明节前到京，是为“急程茶”。
后来，李郢有诗道：“一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终于，李德裕看到了自己身为宰相的权势，便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泉的特快专递线，从惠山汲泉后，即由驿骑站站传递，停息不得。时人称之为“水递”。这也真有点像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千里快骑送荔枝的穷奢极欲。
后来有位僧人对李德裕说：“我已为相公通了一条‘水脉’，在京师长安城里有一眼井，其水与惠山泉泉脉相通，汲之以烹茗，那味道没一点差异。”
李德裕听罢十分惊异，问：“这井在城里什么地方？”
那僧人说：“昊天观常住库后面的那口井就是。”
李德裕将信将疑，为了一辨僧人之言的真伪，他派人取来惠山泉和吴天观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让僧人辨认。这僧人颇有些本事，他只取装有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的两只瓶子，使李德裕大为叹奇。
僧人通“水脉”自然荒诞。“水递”之事古人亦多有微词。如此取水，虽然清致可嘉，却有损茶德，不足效仿。所以诗人皮日休有诗讥讽道：“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中对此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致可嘉，有损盛德！”
13、茶痴皇帝
中国历代皇帝，大都有好茶之痴：有的嗜茶如命，有的好取茶名，有的专为茶叶著书立说，有的还给进贡名茶之人晋官加爵。一个个所谓的真龙天子，就为这大自然恩赐的片片绿色植物，给世人勾勒出形形色色的茶痴态。
宋朝徽宗皇帝赵佶（公元1082～1135年）为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是我国历史上出名的骄侈淫逸的帝王之一，他尤其对茶艺颇有见地，称得上是茶痴皇帝。宋徽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位，1101年改元建中靖国。赵佶执政期间不问朝政，但他自己却生性风流，颇有才气，书、画、词、文都有所精，通音律，善书画，晓百艺，存世有真书、草书《千字文卷》以及《雪江归棹》、《池塘秋晚》等画卷。以他九五之尊，未留下半点治国安邦之策，却绞尽脑汁，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观茶论》而为后人称道。在中国历史上以皇帝的身份撰写茶叶专著，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皇帝倡导茶学，大力提倡人们饮茶，这对当时“茶盛于宋”具有颇大的影响。
《大观茶论》是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大观茶论》约3000字，包括序、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二十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茶事的各个方面。从茶叶的栽培、采制到烹煮、鉴品，从烹茶的水、具、火到品茶的色、香、味，从煮茶之法到藏焙之要，从饮茶之妙到事茶之绝，无所不及，一一记述。徽宗在序中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对茶于人的情性的陶冶和饮茶的心境作了高度概括。
《大观茶论》对当时的贡茶及由此引发的斗茶活动，以及斗茶用具，用茶要求，花了不少的笔墨。这反映了宋代皇室的一种时尚。同时也为历史保留了宋代茶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书中有的论点至今尚有值得借鉴和研究的价值。
14、“茶博士”品鉴茶茗
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先后任大理寺评事、福建路转运使、三司使等职，并曾以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端明殿学士出任开封、泉州、杭州知府。故人称蔡端明，卒后谥忠惠。蔡襄是宋代茶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精于品茗、鉴茶，也是一位嗜茶如命的茶博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古代的茶学家。
蔡襄还是著名书法家。擅长正楷、行书、草书，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据说作为书法家的蔡襄，每次挥毫作书必以茶为伴。欧阳修深知蔡襄嗜茶爱茶，在请蔡襄为他的《集古录目》作序时，以大小龙团及惠山泉水作为“润笔”，蔡襄笑称是“太清而不俗”。蔡襄年老因病忌茶时，仍“烹而玩之”，茶不离手。正是“衰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
蔡襄的另一个杰出之作，是撰写了《茶录》。其文虽不长，但自成系统。全书分为两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上篇“论茶的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点茶”；下篇“论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对制茶用具和烹茶用具的选择，均有独到的见解。
《茶录》最早记述制作小龙团掺入香料的情况，提出了品评茶叶色、香、味的内容，介绍了品饮茶叶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全书各条均是围绕着“斗试”这一内容的，其上篇各条，与下篇各条均成一一对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而，《茶录》应是一部重要的茶艺专著，是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茶书。
宋代在中国茶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饮茶尚好技巧，追求精致，故尔茶人辈出。在众多茶人中，蔡襄是一位既懂得制茶，又精通品饮，更有茶事艺文和茶学论著留给后人的茶博士。
宋代最著名的茶为龙凤茶，有“始于丁谓，成于蔡襄”之说。开始时，一斤八饼，后来，庆历年间，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开始改造成小团，一斤有二十饼，名曰“上品龙茶”。苏轼有首茶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相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诗中说的“前丁后蔡”即指丁谓和蔡襄，意谓两人为争宠皇上，各出绝招，研制大、小龙团茶作贡茶。龙凤团茶因制成团饼状，饰有龙凤图案，故冠名“龙凤团茶”。
蔡襄善制茶，也精于品茶，具有高于常人的评茶经验。宋人彭乘撰写的《墨客挥犀》记载说：
一日，有位叫蔡叶丞的邀请蔡襄共品小龙团。两人坐了一会儿后，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侍童端上小龙团茶款待两位客人，哪晓得蔡襄啜了一口便声明道：“不对，这茶里非独只有小龙团，一定有大龙团掺杂在里面。”
蔡叶丞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唤侍童来问。侍童也没想到隐瞒，直通通地道明了原委。原来侍童原本只准备了自家主人和蔡襄的两份小龙团茶，现在突然又来了位客人，再准备就来不及了，这侍童见有现成的大龙团茶，便来了个“乾坤混一”。
蔡襄的这种精明使蔡叶丞佩服不已。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大、小龙团茶的特性早已“吃透”。惟其吃透，方能研造出更精于大龙团的小龙团来。
《茶事拾遗》中记载着蔡襄的另一件品鉴茶茗的轶事：
建安（今福建建瓯）能仁寺院中，有株茶长在石缝中间。这是一株称得上优良品种的茶树，寺内和尚采制了八饼团茶，号称“石岩白”。他们以四饼送给蔡襄，另四饼密遣人到京师汴梁送给一个叫王禹玉的朝臣。
过了一年多，蔡襄被召回京师任职，闲暇之际便去造访王禹玉。王禹玉见是“茶博士”蔡襄登门，便让人在茶桶中选最好的茶来款待蔡襄。
这回，蔡襄捧起茶瓯还未尝上一口，便对王禹玉说：“这茶极似能仁寺的‘石岩白’，您何以也有此茶？”
王禹玉听了还不相信，叫人拿来茶叶上的签帖，一对照，果然是“石岩白”。见此情形，王禹玉只有钦佩的份了。
蔡襄在当时称得上是茶学大师，在茶界具有极高的威望，精于论茶的人谁碰到蔡襄都缄口不敢吭声了。
但有一位女子却不让蔡襄这位须眉。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蔡襄出任杭州知府。在杭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叫周韶的妓女的“挑战”。周韶颇能写诗，又嗜好收藏一些“奇茗”。听说这位蔡知府茶学绝顶，她便倾其所藏，竭其才智，与蔡襄题诗品茗，斗茶争胜。结果令人大为惊异：“君谟屈焉！”
不说强中自有强中手，却可见宋代茶人之多，学问之深。
15、王安石品茶鉴水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他是宋代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在朝野上下大力推行了旨在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弱积贫局势的变法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北宋一代名相，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史上，也是知名度极高的宰相之一。此公有个外号叫“拗相公”，可见其脾性。
一次，时任翰林学士的王安石，拜访当时颇负盛名的点茶大师蔡襄。蔡襄久仰王安石大名，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广交益友的良机，他选择“极品茶”，亲自洗涤茶具，烹水点茶，招待王安石。
王安石呷了一口茶，蔡襄正想得到他的嘉许，没想到王安石随手掏出一包名叫“清风散”的药，投入茶盏中，摇晃了几下痛饮起来。蔡襄目瞪口呆，王安石却怡然自得，边喝边漫声说：“大好茶叶”，蔡襄无奈，只得“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
这是怎么回事呢？后人只能猜想。王安石的人品个性，一是可能对点茶小道不以为意；二是可能对蔡襄人品有看法，因而“拗相公”才有如此惊人之举。
其实，王安石对茶道是颇有研究的，尤其对水，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安石老年患有痰火之症，虽服药，却难以除根。太医院嘱饮阳羡茶，并须用长江瞿塘中峡水煎烹。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王安石曾请他到府上饮酒话别。临别时，王安石托他：“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攒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
苏轼从四川返回时，途经瞿塘峡，其时重阳刚过，秋水奔涌，船行瞿塘，一泻千里。苏轼此时早为两岸峭壁千仞、江上沸波一线的壮丽景色所吸引，哪还记得王安石中峡取水之托！过了中峡苏轼才想起王安石的嘱托。苏轼是位洒脱的人，心想上、中、下三峡相通，本为一江之水，有什么区别？再说，王安石又如何分辨得出？于是汲满一瓮下峡水，送到王安石家。
王安石大喜，亲以衣袖拂拭，纸封打开，又命侍儿茶灶中生火，用银铫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瓷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候汤如蟹眼，急取起倾入。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眉头一攒，问苏轼道：“这水——取于何处？”苏轼慌忙搪塞道：“是从瞿塘中峡取来的。”王安石再看了看茶汤，厉声说道：“你不必骗瞒老夫，这明明是下峡之水，岂能冒充中峡水！”苏轼大惊，急忙谢罪，并请教王安石是如何看出破绽的。
王安石说：“这瞿塘峡的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则缓，惟有中峡之水缓急相半。太医院以为老夫这病可用阳羡茶治愈，但用上峡水煎泡水味太浓，下峡水则太淡，中峡水浓淡适中，恰到好处。但如今见茶色半晌才出，所以知道这是下峡水了。”
这等鉴水能力，我们似曾相识，那就是陆羽品中泠水，李德裕明辨建业水，而王安石的鉴水能力肯定不在二人之下。前二者鉴水，都是凭感觉，而王安石对瞿塘三峡之水的判断，却是有让人口服心服的道理。虽然冯梦龙的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至少说明王安石是精于茶艺的，这从他一生曾写了不少咏茶、饮茶的诗文，也可以互相佐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茶文化的进步。
16、东坡巧设提梁壶
宋代宜兴已有各种各样的茶壶，可是苏东坡不中意，因此，就自己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的紫砂壶。这种紫砂壶造型圆钝端重、提梁设计简巧虚空、布局安排恰到好处，不仅外形美观独到，而且烹茶格外有味。后来，为了纪念他，就将这种提梁式的紫砂壶称为：“东坡壶”，又称“提壶”。
传说苏东坡晚年不得志，弃官来到蜀山，闲居在蜀山脚下的凤凰村，他喜欢喝茶，对喝茶也很讲究。此地既产素负盛名的“唐贡茶”，又有玉女潭、金沙泉好水，还有“海内争求”的紫砂壶。有了这三样东西，苏东坡喝喝茶、吟吟诗，倒也觉得比在京城做官惬意，但美中不足的是紫砂茶壶都太小，苏东坡想：我何不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一把大茶壶？于是，他叫书童买来上好的天青泥和几样必要的工具，开始动手了。谁知一做做了几个月，还是不能让人满意。
一天夜里，小书童提着灯笼送来夜点心，苏东坡手捧点心，眼睛却朝灯笼直转，心想：我何不照灯笼的样子做一把茶壶？吃过点心，说做就做，一做就做到鸡叫天亮。等到粗壳子做好，毛病就出来了：因为泥坯是烂的，茶壶肩部老往下塌。苏东坡想了个土办法，劈了几根竹片撑在灯笼壶肚里头，等泥坯变硬一些，再把竹片拿掉。
灯笼壶做好，又大又光滑，不好拿，一定要做个壶把。苏东坡思量：我这把茶壶是要用来煮茶的，如果像别的茶壶那样把壶把装在侧面肚皮上，火一烧，壶把就烧得乌漆墨黑，而且烫手。怎么办？他想了又想，抬头见屋顶的大梁从这一头搭到那一头，两头都有木柱撑牢，灵机一动，赶紧动手照屋梁的样子来做茶壶。经过几个月的细作精修，茶壶做成了，苏东坡非常满意，就起了个名字叫“提梁壶”。
因为这种茶壶别具一格，后来就有一些艺人仿造，并把这种式样的茶壶叫做“东坡提梁壶”，或简称“提壶”。
其实这只是个传说。“东坡提梁壶”的传统定型款式创制是在1932年春天。当时为准备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品，宜兴职校校长（陶校前身，紫砂职业教育创始人）王世杰多次邀集丁蜀山陶业粗、溪、黑、黄、砂、紫砂六大行业工会代表、窑业主代表、艺人代表、地方名士、校董出谋策划，群策群力。座谈会期间，在讨论展品的题材时，有人讲起了“东坡提梁壶”的故事传说。王世杰很感兴趣，认为这是绝好题材，就组织紫砂艺人专门讨论故事传说中的“东坡提梁壶”。
王世杰根据清末传统单把提梁的款式，结合清末双梁横竖架接提梁的架势，设计出初步图稿，正式定名为“东坡提梁壶”。并由民初制壶名艺人汪宝根制作成功。当今好手范洪泉的“东坡提梁壶”创制于20世纪80年代。宜兴紫砂工艺厂著名高级工艺师范洪泉，设计制作了这把高105厘米，壶身直径为70厘米，可容水100千克，该壶造型古韵，朴雅坚致，这把可同时供600人品饮的特大“万寿东坡提梁壶”的壶中珍品，有相当高的观赏价值，也充分体现了紫砂艺术的魅力，可谓创“东坡提梁壶”之最。
17、范仲淹与《斗茶歌》
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斗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茶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何谓斗茶？斗茶又称“茗战”，就是品茗比赛，具有很强的胜负的色彩，其实是一种茶叶的评比形式和社会化活动，意为把茶叶质量的评比当作一场战斗来对待。斗茶活动的活跃，促使人们不断切磋茶叶色、香、味和饮茶的方法，因而对推动名茶品类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等而下之。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是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色泽。因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沸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斗茶始于唐代，据考创始于出产贡茶闻名于世的福建建州茶乡。每年春季是新茶制成后茶农、茶客们比新茶优良次劣排名顺序的一种比赛活动。有比技巧、斗输赢的特点，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一场斗茶比赛的胜败，犹如今天一场球赛的胜败，为众多市民、乡民所关注。
斗茶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南北朝时，“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于此。”（山谦之《吴兴记》）“茶宴”一词正式出现。
唐代贡茶制度建立以后，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列为贡茶，两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宋代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曾撰《大观茶论》20篇，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大清楼侍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中都有记载。当时，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
浙江天目山东北峰径山（今浙江余杭市境）是山明水秀茶佳的旅游胜地和著名茶区，山中的径山寺建于唐代。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誉称，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品茗论经，磋谈佛理，形成了一套颇为讲究的礼仪。径山寺还举办鉴评茶叶质量的活动，把肥嫩芽茶碾碎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就是在这里首创的。
斗茶不仅要茶新、水活，而且用火也很讲究。陆羽《茶经·五之煮》说，煮茶“其火用炭，次用劲薪”。沾染油污的炭、木柴或腐朽的木材不宜做燃料。苏轼也说“活水还须活火烹”（《汲江煎茶》），“贵从活火发新泉”（《试院煎茶》）根据古人的经验，烹茶一是燃料性能要好，火力适度而持久；二是燃料不能有烟和异味。
斗茶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茶本身、水质和火候外，还必须掌握冲泡技巧，宋人谓之“点茶”。蔡襄《茶录》将点茶技艺分为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燎盏、点茶等程序。即首先必须用微火将茶饼炙干，碾成粉末，再用绢罗筛过，茶粉越细越好，“罗细则茶浮，粗则沫浮”。候汤即掌握点茶用水的沸滚程度，是点茶成败优劣的关键。唐代人煮茶已讲究“三沸水”：一沸，“沸如鱼目，微微有声”；二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三沸，“腾波鼓浪”。
水在刚三沸时就要烹茶；再煮，“水老，不可食也。”（《茶经·五之煮》）宋代点茶法同样强调水沸的程度，谓之“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蔡襄·茶录》）只有掌握好水沸的程序，才能冲泡出色味俱佳的茶汤。
“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爱斗茶”。这是“扬州八怪”郑板桥写的一副对联，十分精确地道出文人与僧人评水斗茶的殊好。僧人为什么爱斗茶呢？这当与佛教盛行有关。因为各大寺庙皆兴植茶、制茶。称之为“佛茶”。僧人亦善茗，称为“茶佛一味”，也即“茶宴”的由来，而文人历来喜游名山大川，佛寺是他们足迹必到之处。且寺庙高僧，又不乏工于诗画者，称为“诗僧”，这使文人与山僧结为诗文茶友就有了共同的基础。
品茶在宋朝是一种风气，对茶事愈精研的人，愈是喜欢品。苏东坡与蔡君谟的品茶便是一例：苏东坡是煮茶的能手，而蔡君谟就是著作《茶录》而创制“小龙团”的名人。据说，苏、蔡斗茶时，蔡君谟冲泡的茶叶是名种，用的是惠山泉水，而苏轼用的茶叶较劣，用的是天台山的竹沥水。这次斗茶比赛，不知是谁担任裁判，结果判蔡君谟输了，总令人觉得有点意外。
宋人玩茶有两种方法，一为干玩，一为湿玩。干玩就是欣赏极品的外观，动眼不动手；湿玩则手眼并用、研膏焙乳、鼻闻口尝。五代时，福建建安一带就有“斗茶”活动，入宋，建安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茶区，北苑又是太宗圈定的贡茶区，为决出进贡品种，遂使斗茶在建安兴隆起来，每年新茶上市，各茶区的茶家携带珍品，身怀绝招，前来比试。当地职官在福建转运使的率领下，充当评判，做出裁决。
范仲淹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以记此事：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水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惟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以上写得天独厚的建茶生长环境、建茶的采摘和研焙制作过程。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余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以上写斗茶过程。因为是要献给天子的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斗茶不敢有诈。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以上写参加比试的茶有优良的品质和神奇功效。它胜过饮酒、吃药。假使卢仝、陆羽在世，他们也会赞美斗茶，写入《茶经》。其中，作者抒发了感慨，作了独到的评价。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茶诗，古人把它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以浪漫主义手法抒发了对茶饮的身体感受与心灵感受，符合当时玄说茶道的风尚；同时，又对茶农寄予同情，是一首极言茶功、超脱飘逸的好诗。范仲淹的诗由斗茶揭示世态：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刻画了这些人物的神态与心理。同时，范诗拓展茶饮感受至做人的气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不无讥讽地指出醉心茶功的社会时弊：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君臣神会茶域，国计民生休要过问了！借咏斗茶暗示对国事的忧虑，展现了一个政治改革家的胸怀。
18、文思因茶而泉涌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蒙古名吾图撒合里（意为长髯人）。契丹族，生于燕京（今北京），系皇族子孙。耶律楚材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出生时，他父亲感到金的大势已去，取《左传》中“虽楚之才，晋实用之”之典，给他取名耶律楚材。
燕京被元军破后，他应召会见成吉思汗，并作为顾问留在朝中。后随成吉思汗西征，以擅长医卜、律历等，深受信用。元太宗窝阔台时，任中书令，主持制定仪礼，并多次谏阻蒙古军屠城，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的企图。在他的建议下，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实行赋税制。他进言：“制利器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
奏行科举取士，尊孔重儒，设置编行儒学经籍的经籍所、编修所等措施，对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卓有贡献。他强调“以儒治国”，为治理国家、维护民族团结、发展经济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后人称为“功德塞天地”，是位“大有造于中国之人”。
耶律楚材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就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首十六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
耶律楚材还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追述随军生活的《西游录》，记载了我国新疆和中亚细亚的见闻，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他的诗文集《湛然居士集》流传至今。他精通汉文化，是位饱学之士，擅长用汉语写诗。
耶律楚材颇爱品茶、品泉之道，所作的茶诗意境清新，是咏茶诗中的上乘之作。诗人随元太祖西征时，在西域向正在岭南的好友王君玉乞茶期间，撰有《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律组诗，共有七首。
诗歌开首便道：“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诗人长期没喝到好茶，感到心窍阻塞，文思久困，分外思念佳茗，心里好像塞了五车黄土一样。未曾想到，身在西域，居然获得了建溪名茶，“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碧玉瓯，是诗人言其崇尚越窑生产的青瓷茶碗。黄金碾，茶碾一般宜用铜铁铸造。金碾是言其茶碾之精美。
这两句诗含有诗人追忆他于某年春天惊蛰时节，与友人共品春茶时的美好情景。嫩蕊新芽，惹人生爱。“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这里借用卢仝“七碗茶”和从谂“吃茶去”的典故，是作者恳切叮嘱君玉，切不可忘记连在梦中都渴望品尝江南香茗的老友啊！
在另一首中，诗人“长笑刘伶不识茶，胡为买锸漫随车。”刘伶为晋沛国（今安徽省萧县）人，字伯论。与阮籍、嵇康等友好，称竹林七贤。纵酒放达，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相随，说：“死便埋我。”在诗人眼中，酒是俗物，刘伶是可笑之人。而茶是天地精华的产物，为什么舍茶而就酒呢？“萧萧幕雨云千顷，隐隐春雷玉一芽。”
身处西域的诗人，遥想友人所在的岭南早春，已经是春雨萧萧，惊雷隐隐，正是采制春茶的季节了。有好茶还要有美器好水，诗人索性继续“奢侈”下去：“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佳水楚江赊。”金山佳水指镇江金山中泠泉。唐刘伯刍品评其为“天下第一泉”。楚江指长江。因中泠泉又名扬子江南零水，扬子江水亦是经楚地流来，故曰楚江。这里均指用来烹茶的质地优良的水。万事俱备，“红炉石鼎烹团月，一碗和香吸碧霞。”茶品自宋代崇尚龙团凤饼茶以来，品茗者多以能啜饮形如满月的龙团凤饼为快事，诗人也不例外，如能品啜一瓯清醇的建溪茶，不胜似享受仙酒流霞。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笔阵兵阵诗思涌，睡魔卷甲梦魂赊。”诗人终于喝到了江南建溪的茶，多日来文思几近枯竭，如今已有“雷车”滚动，笔阵兵阵，铁马冰河，在诗人的脑海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画面，诗思泉涌，毫无倦意。“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概括出诗人品茶后的绝佳效果和至上享受。
茶，给诗人带来无尽的精神享受，令诗人诗兴大发，“顿令衰叟诗魂爽，便觉红尘客梦赊。两腋清风生坐榻，幽欢远胜泛流霞。”诗人饮茶顿觉气清神爽，如沐春风，这是何等惬意爽快！在另一首中，诗人写到：“试将绮语求茶饮，特胜春彩把酒赊。啜罢神清淡无寐，尘嚣身世便云霞。”在诗人看来，诗为茶而作，求茶而作诗；又因茶而文思泉涌，神清气爽。才啜几口，便无寐，似乎已远离尘嚣浊世，羽化而成仙，这是何等境界。
19、朱元璋与灵山茶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当过和尚，特别是在家乡皇觉寺当和尚，曾受世人的歧视。当皇帝后对和尚、秃、光头、贼等字眼讳莫如深。曾下令让全国一半和尚还俗，可是独对罗山县的灵山寺另眼相看，亲临降香，拨巨款进行修缮，亲封陈大同为金碧禅寺并任主持僧，赐半副辇驾，亲笔题写“圣寿禅寺”横匾……这当中的奥妙是什么？
在灵山方圆几百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朱元璋三上灵山寺，赞美灵山茶的神奇而动人的传说。
朱元璋是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老五。在他17岁那年，父母和三个哥哥因遇上灾荒和瘟疫相继死去，姐姐出嫁，贫穷到极点的朱元璋只好到皇觉寺去当和尚。寺庙虽然以济善为本，但因朱元璋赤贫，他在寺庙里只能当仆人，整日打水扫地。后来庙里也缺粮断炊，老和尚只好让他芒鞋托钵到淮西一带（今信阳一带）化缘。
当时官场腐败，“盗贼”横行，他如同飘萍一样到处流浪。第二年农历三月初一来到了灵山寺，灵山寺和尚对他还算不错，不管白天化缘有无收获，都让他吃好穿暖，在这里他第一次喝到了灵山茶。云游七年，有四年是在灵山寺度过的，身体也慢慢壮实起来。24岁时天下已经大乱，胸怀大志的朱元璋又回到濠州。他的好友汤和劝他参加起义军，正欲去寺庙占卦，不料寺庙起火，走投无路，于农历闰三月初一加入郭子兴的起义队伍。
由于他身强力壮，作战勇敢，很快得到提拔，同时郭子兴将义女马氏嫁他为妻。郭死后不久，他便成了起义军队伍的首领。
在转战江淮时，又是农历三月初一，义军吃了败仗，幸好离灵山不远，他便只身逃往灵山寺。因他穿一身戎装，与和尚又分离几年，和尚们看见他，似曾相识，但又不敢贸然相认，只得不厌其烦地问他姓甚何名，朱元璋此时哪里敢透露真名实姓，见问得不耐烦，提笔在寺庙的墙上题诗一首：
战罢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管叨叨问姓名。
这首诗向和尚们说明了他就是当年的朱元璋，现是义军首领，和尚们一看心里都明白了。于是以礼相待。赶忙准备饭菜，敬上一杯灵山茶。和尚们看他身上还有几处刀伤，便按医书上介绍的方法，用九龙潭中水，浸泡灵山茶，替朱元璋擦洗伤口。说也奇怪，朱元璋在连续擦洗后，疼痛逐渐消失，经过一夜的休息，伤口全部痊愈。第二天清晨，由和尚指点从马放沟到天花板桥投奔自己的主力部队去了。
当上皇帝的第三年，想起自己能有今天，应该好好感谢灵山寺的菩萨保佑，因灵山寺曾使他体魄强壮，吃败仗遇难时又得到庇护和茶水治伤，他虽然因当过和尚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而痛恨寺庙，并下令让全国一半和尚还俗，但灵山寺应该特殊。又一想，我如今是天子，我当年题的诗不知和尚们保存没有，如果保存下来了，寺里的和尚更要优待。他心想，或许菩萨真的能保佑。
为了巩固帝业，他决心亲往灵山降香。于是派一使者先到灵山调查那首诗的情况，并对那使者交代：“如果那首诗还保存着，立即回应天府禀报，那首诗如果被毁无存，将当年毁诗和尚和主持僧一并押进京城。”
使者接旨后很快来到灵山。原来朱元璋题诗后，和尚们怕元军过来找麻烦，赶快用暗红色石灰涂抹一层，搜捕朱元璋的人没有搜到，更没有见到题诗，灵山寺也就在兵荒马乱中相安无事。但当年参与涂抹的和尚听使者的来意后一个个都吓跑了，惟有一个有才华的和尚陈大同未走，他吩咐其他和尚赶快又用水冲去表层暗红色的灰层，隐隐约约地露出原来题诗的痕迹。并指着这些痕迹向使者介绍：“朱洪武皇上的题诗是天子题诗，我们这个小庙岂敢保留，就是留下来鬼神也要犯愁，所以我们才施以法水，涂抹一层予以保护，但仍然盖不住天子的旨意，所以至今还有痕迹像龙泉冲斗牛一样。”说完也题诗一首交给使者：
御笔题诗岂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
故施法水轻抹去，至今龙泉冲斗牛。
使者查清情况后，立即赶回京城向朱元璋汇报，这就更加坚定了朱元璋亲往灵山寺降香的决心。于是向所辖的府、州、县发出圣旨，各级地方官员依旨做了迎接准备。罗山县令还专门去灵山向老和尚打听朱元璋的饮食爱好，和尚们也准备好朱元璋爱饮的灵山茶。
选个什么日子到灵山，他历数前两次日子，均是三月初一，而且起兵讨元也是三月初一。三月初一，洪武发迹。便决定仍在三月初一上灵山。
洪武三年，为了不让世人留下他求菩萨保佑江山的话柄，只带几个心腹秘密前来。三月初一，朱元璋第三次来到灵山寺，这次降香与前二次自然不同，不吃斋饭，而是山珍海味。和尚们拿出灵山一枪一旗的灵山茶，这茶是朱元璋过去未曾见过，更没有喝过的。当汝宁府派来的巧厨师精心地用九龙潭中的泉水沏泡好灵山茶送到朱元璋面前时，朱元璋打开茶杯盖，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直扑口鼻，未曾入口，便有飘飘欲仙之感，一口茶进去，舌尖首先有一种浓郁的醇厚之味。
朱元璋虽说当了皇帝，有天下各种贡茶，但此时只觉得哪一种名茶也赶不上灵山茶。一杯茶没喝完便对身边人的说：“这杯茶是哪位官员沏泡的，给他连升三级。”跟随他的一个贴心师爷忙说：“那是汝宁府派来的厨师沏泡的。”意思是他不是什么官员，无法升官。朱元璋也听出了那位师爷的意思。但这杯清香甘甜的茶水使他兴奋得无法克制，再次传旨：“他是厨师也要升三级。”那位师爷只好照办。一边嘟哝着发牢骚：“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
朱元璋一听这位师爷的嘟哝，知其因为没有给他这位有才者升官有意见，便对他说：“你刚才像是吟诗，只吟了前半部分，我来给你续上后半部分：‘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就这样，那位厨师连升了三级。朱元璋降香后即下旨拨一笔巨款，将灵山寺原来的三层殿修成七层大殿，外带厢房。亲笔写下“圣寿禅寺”横匾，封陈大同为金丘峰禅师任主持僧，赐他半副辇驾到京城免费游览。并命州县要在灵山一带大种茶叶，每年贡必须是一枪一旗的灵山茶。从那以后灵山周围大种其茶，当地不少山因种茶改为茶山（彭新）、茶沟（李家寨）、茶坡等。明朝修的《河南通志》载有河南地方惟一名茶：“罗山茶产在汝宁府信阳州。”明代灵山茶在淮南独占鳌头，与朱元璋的提倡不无关系。
20、太祖斩婿缘私茶
明代之初，朱元璋非常重视茶马之法，把借茶叶贸易以巩固边防当作一项国策，茶法严格，任何人不得违犯。据《明史·食货志》载：“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于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
为了有更多的战马保卫边疆，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朝政府确定了以陕西，四川茶叶来与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并且特别在寿州、洮州、河州、雅州等地设立了茶马司，专门管理这种贸易。为了垄断茶马交易，朝廷发出通告，禁止茶叶走私。但是，由于马贱茶贵，不少商人看到以茶易马的利润很丰厚，于是不顾禁令，纷纷贩卖私茶，一些边镇守官也利用权力参与走私。这样，使朝廷的茶马互市受到很大冲击，马匹越来越少。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决心，一定要刹住茶叶走私之风，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调集军队层层设防。同时，再次宣布，对偷运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都将处于极刑。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继续我行我素。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就是朱元璋的乘龙快婿，驸马都尉欧阳伦。
欧阳伦是朱元璋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自恃皇亲国戚，认为法律不能约束于他。多次派手下人到陕西偷运私茶，然后贩出境外，牟取暴利。那年，欧阳伦瞒着朱元璋，命令陕西布政司发文通告所属各府县，派遣车辆和人员为他前往河州运送私茶。这支贩茶大军一路上浩浩荡荡，不断向茶农小商敲诈勒索，臭名远扬。终于有人一张状纸，层层递到了朝廷之上。
朱元璋正为禁茶之事犯头痛，一闻此事，勃然大怒。他决心要对驸马严惩不贷，以肃纲纪。1397年6月，朱元璋下旨，对驸马欧阳伦及其一帮爪牙一并赐死。欧阳伦是历史上第一个因走私茶叶砍掉脑袋的人。驸马一杀，贩私茶者惶惶不可终日，炽烈的走私之风也减了许多。
朱元璋还下诏改团为散，使饮茶这种日常习俗返朴归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花（散茶）。其时人于此评价甚高，明代沈德符撰《野获编补遗》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饮之宗。”从此，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人认为这种品饮方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这种瀹饮法应该说是在唐宋时就已存在于民间的散茶饮用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南宋及元代，民间“重散略饼”的倾向已十分明显，朱元璋“废团改散”的政策恰好顺应了饼茶制造及其相关之法日趋衰落，而散茶加工及其品饮风尚日盛的历史潮流，并将这种风尚推广于宫廷生活之中，进而使之遍及朝野，直到今天。
21、一瓯足可通仙灵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凤阳人，号大明奇士、癯仙、涵虚子，丹丘先生。生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13岁封藩于大宁，世称宁王。卒谥献，故世称“宁献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封南昌。他神姿秀朗，慧心聪悟，有智谋远略，曾威镇北方，是靖难功臣。于书无所不读，一生致力于研读著述，并多有成就。
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精于史学，旁通释老，是明初著名的琴学大家、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喜欢研习医药针灸，搜采群书秘本刊布于世，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曾命刘谨编辑《神应经》，并为之作序。自撰有《乾坤生意》、《寿域神方》（又作《延寿神方》）等，均属针灸著作。另有《癯仙活人心法》等。后来与明世祖朱棣（永乐皇帝）政见不同，渐生嫌隙，终受诽谤，虽查无实据，但他身心俱累，于是归隐南方，深自韬晦，托志释老，以茶明志，鼓琴读书，醉心于学术音乐道教仙术，不问世事。
朱权于音乐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神奇秘谱》、《太和正音谱》。主要琴曲作品有《平沙落雁》和《秋鸿》等。《神奇秘谱》原名《癯仙神奇秘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琴谱，在古代音乐研究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朱权呕心沥血，整整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反复加以校正才写成。该书收录琴曲，历史都很悠久，编者一一加以详解，体现了严谨的治学风范。《太和正音谱》又称为《北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北曲的重要戏曲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平沙落雁》和《秋鸿》是琴乐中非常重要的曲目，二者取意大体相同，“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格调高远，不同凡响，备受世人推崇。
朱权曾自构精舍一庐，终日鼓琴读书其间，去追求飘然出世的精神世界。为了追求身心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茶成了他的托志之物。他以茶明志，专心茶事，写就《茶谱》一篇，详细介绍了品茶品水、茶艺茶具等内容。他将点茶法加以改进，突出了茶人与山间林泉的契合。他在《茶谱》序中对茶道理念作了全面阐述，完美地将茶道与释道结合在一起，奠定了朱权茶道的基本框架。这对以后中国乃至日本茶道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权认为，取涓涓而流的南涧之水，用铿然而鸣的东山之石，击灼燃火，以烹森然而列的北园之茶，虽是林下一家生活，却也是傲物玩世之事。有形的茶事活动，折射出无形的精神世界。他对茶的理解是：
“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
又说：“凡鸾俦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表明他饮茶并非只是浅尝于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他一种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
朱权不仅在茶中倾注了满腔的情怀，而且对日常生活中茶的功效也有透彻的理解。他说：“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在与友人相聚时，他命童子举瓯奉客，说：“为君以泻清臆。”
在他的生活中，或鼓琴，或弈棋，都离不开茶，一瓯茶在手，便能寄形物外，与世相忘。他对茶的定性是：“茶之为物，可谓神矣。”他与茶，极易产生共鸣，他说：“卢仝吃七碗，老苏（指苏轼）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单凭朱权对茶的理解，想必一瓯茶在手，不啜也成仙了。
朱权改革了传统的品饮方式和茶具，提倡从简行事，开清饮风气之先，为后世建立一整套简便新颖的烹饮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真味，顺其自然之性。
朱权构想了一些行茶的仪式，如设案焚香，既净化空气，也是净化精神，寄寓通灵天地之意。他还创造了古来无有的“茶灶”，此乃受丹神鼎之启发。茶灶以藤包扎，后改用竹包扎，明人称为“苦节君”，寓逆境守节之意。朱权的品饮艺术，后经顾元庆等人的多次改进，形成了一套简便新颖的叶茶烹饮方式，于后世影响深远。自此，茶的饮法逐渐变成如今直接用沸水冲泡的形式。
22、御笔亲题“碧螺春”
明清时期是我国茶文化步入鼎盛的阶段。这期间，由于清代几位皇帝对茶文化的推崇，使得团茶、饼茶逐渐被散形叶茶所代替，末茶几近衰落，而叶茶和芽茶开始成为我国茶叶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方向。
清代康熙帝对“碧螺春”的题名，可以说是品味叶茶和芽茶成为世风时尚的一个标志。
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陈康祺《郎潜纪闻》和《清朝野史大观》等书的有关记载说，“碧螺春”原是一种野生茶，产于江苏吴县太湖洞庭东山的碧螺峰石壁缝隙间，此茶清香幽幽，飘忽不散，时浓时淡，若有若无。某年春天，茶叶长得特别茂盛，一群姑娘到这儿采茶，大家一个劲地采，采多了筐装不下，只好把茶放在怀里。没想到茶受到体内热气蒸熏，突然爆发出浓烈的异香。姑娘们不约而同地惊叫：“吓煞人香！”这是吴地方言，意思是香到极点了。于是，这茶便叫做“吓煞人香”。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春，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南巡到洞庭东山，江苏巡抚宋荦派人购置了当地制茶名手朱正元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煞人香”进奉皇上。此茶条索紧结，卷曲成螺，白毫显露，银绿隐翠，煞是可爱；冲泡出来，恰似白云翻滚，雪花飞舞，清香袭人；品饮下来，更觉鲜爽生津滋味殊佳。康熙龙颜大悦，便问此茶何名，宋荦奏曰：“此乃当地土产，产于洞庭东山碧螺峰，百姓称之为‘吓煞人香’。”康熙有点闹不明白，宋荦解释说，就是香极了的意思。
康熙皇帝非常熟悉古代文人的一些咏茶诗词，“武林春”，“一瓯春”，都是用来指代茶叶的。再看此茶色泽澄绿如碧，外形卷曲如螺，恰好又在春天采制于碧螺峰上，就道：“茶是佳品，但名称却不登大雅之堂。朕以为，此茶既出自碧螺峰，茶又卷曲似螺，就名为‘碧螺春’吧！”这一改，确实富有诗意，文雅得多，也贴切得多。“碧螺春”从此成为贡茶，当地官吏每年必采办朝贡进京。
洞庭东山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每到春天，碧螺春采摘必须十分及时，高级碧螺春在春分前后便开始采制，清明时正是采制的黄金时节，谷雨后只能加工成一般绿茶了。碧螺春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初展，称为“雀舌”。这样的嫩度，心灵手巧的姑娘每天也只能采一至二斤鲜叶。采来的嫩叶，还得去粗取精，剔除大叶、杂质以及变色芽叶，使芽叶长短均匀，大小一致。制作一斤碧螺春，需要细嫩雀舌六七万个，名列国内高级名茶之首。
23、“君不可一日无茶”
乾隆帝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公元1711～1799年）。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84岁的乾隆帝“知老让位”，决定次年传位十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也！”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乾隆帝卒时享年88岁，如此高寿与嗜茶养性不无关系。
乾隆帝秉承乃祖康熙帝的爱好，经常巡游江南，既是为了威慑南方，加强统治，也是为了游山玩水。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乾隆与茶的故事，涉及到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等与茶相关的方方面面。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这天，乾隆皇帝看见乡女正在十多棵绿阴阴的茶篷前采茶，心中一乐，也学着采了起来。刚采了不一会儿，忽然太监来报太后有病，请皇上急速回京。乾隆随手把茶叶向袋内一放，日夜兼程赶回京城。
其实太后一时双眼红肿，胃里不适，并无大病。此时见皇儿来到，只觉一股清香传来，便问带来什么好东西。他随手一摸，原来是杭州狮峰山的茶叶，几天过后已经干了，浓郁的香气就是它散出的。太后想尝尝茶叶的味道，宫女将茶泡好，茶送到太后面前，果然清香扑鼻。太后喝了一口，双眼顿时舒适多了，喝完了茶，红肿消了，胃不胀了。太后高兴地说杭州龙井的茶叶，真是灵丹妙药。乾隆见太后这么高兴，立即传旨下去，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那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每年采摘新茶，专门进贡太后。至今，杭州龙井村胡公庙前还保存着这十八棵御茶。
乾隆南巡有四次到西湖茶区，并为龙井茶作了四首诗。第一次南巡到杭州，去天竺观看了茶叶的采制，作了《观采茶作歌》诗，诗中对炒茶的“火功”作了很详细的描述，其中“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地炉文火徐徐添，干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几句，十分贴切准确。皇帝能够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也算是难能可贵。
乾隆第二次到杭州去了云栖，又作《观采茶作歌》诗一首，诗中吟道：“今日采茶我爱观，关民生计勤自然。雨前价贵雨后贱，民艰触目陈鸣镳。”对茶农的艰辛有较多的关注。五年以后，乾隆第三次南巡，这次来到了龙井，品尝了龙泉水烹煎的龙井茶后，欣然成诗一首，名为《坐龙井上烹茶偶成》，诗中有句：“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
时隔三年，他第四次南巡又来到龙井，再次品饮香茗，也再次留下了他的诗作《再游龙井》：“清跸重听龙井泉，明将归辔启华旃。问山得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雨前。入目景光真迅尔，向人花木似依然。”对龙井的景色和龙井茶都有高度的评价。
乾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在湖南品尝到洞庭湖名茶“君山银针”后，即御封贡茶，令当地每年进贡十八斤。在福建崇安品尝乌龙茶“大红袍”，初嫌其名不雅，知其由来后欣然为之题匾。在福建安溪品尝乌龙茶后，又御题赐名为“铁观音”。这些名茶至今名声响亮，香播遐迩，而且今人还每每端出乾隆故事，以助畅销。
至今流传的一种茶礼，即主人敬茶或给茶杯中续水时，客人以中指和食指在桌上轻轻点几下，以示谢意，相传这也源于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乾隆帝在苏州时，某日与几位侍从微服私访，行至一茶馆时，他茶瘾大发，也不等茶博士照料，拿起茶壶为自己、也为侍从斟起茶来。侍从见状不知所措，下跪接茶怕暴露了皇上身份，不跪又违反了宫中礼节。这时，一位侍从灵机一动，伸出手来弯曲中指和食指，朝皇上轻叩几下，形似双膝下跪，叩谢圣恩。乾隆一见龙颜大悦，轻轻嘉许。这一茶礼从此便逐渐流传起来，至今不废。
乾隆帝在许多茶事中，以帝王之尊，至高无上的权力，穷奢极欲，倍求精工，甚至奢靡铺张。他首倡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豪华隆重，极为讲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乾隆中，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宴会于重华宫，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御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他还规定，凡举行宴会，必须茶在酒前，这对于极为重视先后顺序的国人来说其意义是很大的。乾隆六十年举行的千叟宴，设宴八百桌，被誉为“万古未有之盛法”。
乾隆晚年退位后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尝。乾隆嗜茶如命，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病茶的地步。他在世88年，如此长寿，喝茶是他很重要的养生法。
24、荷露煮香茗
乾隆皇帝善于品水，还别出心裁地评水。茶圣陆羽在他的专著《茶经》中曾把煮茶用水分为二十等，其中无锡惠泉名列第二。乾隆不以为然，乾隆认为水质轻的品质最好，并赐北京玉泉为“天下第一泉”，镇江的冷泉为“天下第二泉”，无锡的惠泉为“天下第三泉”。而且，他还用自己发明的独特方法来为泉水重新排座次。
用一个特制的银斗，测量同体积的水的轻重，以此来分上下，排次序。通过银斗测量后，北京玉泉山之水每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伊逊河即古索头河，一名伊松河，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带）也是每斗重一两，济南的珍珠泉重一两二厘，镇江金山泉重一两三厘，无锡惠山泉和杭州虎跑泉都是重一两四厘，等等。按照水以轻为贵的准则，乾隆帝遂定京师玉泉为第一，并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讲述了这次耗时耗力耗财的品泉过程。
乾隆对玉泉水情有独钟。每次出行，都带玉泉水随行。但是，随身携带的玉泉水经过长途颠簸，滋味总不免有所下降。乾隆便采用了以水洗水之法，来“再生”玉泉水。他的方法是，用一大器皿，放上玉泉水，做好刻度记号，再加入其他同样量的泉水，搅拌。待搅定之后，有些不洁之物沉淀水底，而上面的水，清澈明亮。由于其他泉水比玉泉水重，所以，在上者就是玉泉水，倒出之后，仍然有一种新鲜感，而下层之水弃去。据说，用这个以水洗水的方法来使泉水“复活”的效果还不错呢。
按乾隆品水的原则是越轻越好，所以乾隆到处搜求。他曾对雪水进行了测定，认为雪水最轻，可与玉泉媲美，但雪水不属于泉水，不常有，又非地下所出，所以没有列入品位。他还测量过露水，并有一首《荷露煮茗》诗云：“平湖几里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瓶罍收取供煮茗，山庄韵事真无过。”诗前还有一段小序道：“水以轻为贵，尝制银斗较之，玉泉水重一两……轻于玉泉者惟雪水及荷露。”于是乾隆帝除了玉泉水之外，又常在夏秋之际选取荷露以作烹茶之水。
《荷露煮茗》写于承德避暑山庄。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的行宫，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建筑精巧，规模宏大。乾隆帝每年五月至九、十月间，都要来此避暑，处理政务。而此时正是山庄湖区莲荷茂盛的时候，乾隆帝嫔妃相从，坐于“烟波致爽”，行于“云山胜地”，赏荷风莲香，品荷露清茗，何等惬意！只苦了仆役们，捧着瓶罍，为他一滴一滴汲取荷叶上的露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