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几个支持他的女性。
我算不上成功，拿出一本小小的书也算不上成功。然而在我的背后，正是由于有两位支持我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女性，帮助我拿出了这本书。
一位是我的责任编章，《羊城晚报》文艺部的胡区区主任。
其实从一开始直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这位编章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一九九一年四月的一天，我背着孙子去我们馆里一位老同志家玩，他说在街上听一位退休老师讲的，《羊城晚报》发了我一篇好大好大的文章。是吗？我立刻去图书馆阅览室找到报纸一看，嗬！我的《绿树·红果》，好大的标题字！而且，头版头条！
我兴奋异常。我算老几？报纸竟然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没几天，编章部寄来的样报送到我手里，另有一张便笺，上写：大作业已见报，希多多赐稿。联系人：胡区区。
接着，我又寄去一篇三千多字的《树与鸟》并且附言：感谢花地这块沃土，才使得绿树更绿红果更红。四个月之后，《树与鸟》以同样大的标题同样的头版头条与读者见面。
像《羊城晚报》这么大这么有声望有影响的报纸，其副刊花地每年都给了我显眼的篇幅，少则一篇多则两三篇，有的基本上一字不动，有的经责编精悍润色或者更换一个更漂亮更具湘西特色的标题，都使我获益匪浅。
我与责编从未谋面，也不曾通话，人家是以文会友，我是以文会师，而且，一会十多年，致使我们这儿年轻的朋友戏谑说，你是黄花地！
2001年趁学生暑假期间，我与老伴携孙儿去海南看女儿与儿子，八月底赶回来让孙儿报名上学，女儿特地买了三亚至广州的机票，因为我们没去过广州。玩了三天，定的8月24日的回程火车票，走之前去超市买点食品，我也顺便买一份当天的《羊城晚报》。
不料卧铺车厢早早关灯，报纸没看成。回来展开一读，副刊上有一篇怀念老作家黄秋耘的文章，中间配一帧照片，哟！文章作者以及照片正中那位不正是我的责编区区老师吗？我赶紧叫老伴过来观看：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还有一位，那便是我的老伴。
每天每天我只坐在沙发上要么看书要么看报要么写我的字，挺好的。有时看她累得直不起腰，就去煮饭。两年前她动过手术，脊柱骨还上着钢板呢。她却说，别别别，你不清楚多少米多少水，煮的饭不干就稀。那么我去洗菜。她因多年的内风湿，十个手指竹节也似的全部变形，医生叫她最好少沾冷水。她却说，别别别，你洗不干净的。
我真个是坐享其成了。甚至，连每一餐端上手的饭也是她送来的，并且，必定是盛一大碗，堆得小山似的尖尖高，我吃得完吗？反正，总要讨价还价一番，而最终，获胜的总是她。
她的一个同族姐妹说，她家有一株核桃，结得可好，皮又薄，一捏就碎。她让送一些来，送来一秤，整整十斤。我们付给一张百元券。
她的一个老同学说，他家有几十桶蜜蜂，产的蜜可纯呢。她让送一些来，送来一秤，二十斤整，我们付给两张百元券。
核桃也罢，蜂蜜也罢，默默地伴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什么时候彻底报销全然不察，这才想起找她算账：我说老伴呀老伴，你把东西买来，是咸是酸你知道不？
八岁半的小孙子天真好奇，问我：爷爷，出个题考考你：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宝贵？哈！正好说到我心坎上，我告诉他：最宝贵的是你奶奶送给我身上的这十多斤肉，这可是金山银山也买不到的。
那一日，老伴约我上街，走进一家成衣店让师傅给我做两条裤子。我说不要，家里多着呢。她说再多也作废，你看看你现在的腰，小水桶似的。
本是寒冬腊月，难得晴空朗朗，老伴提醒我，明儿一早起床，你盖的被子也该拆拆洗洗，干干净净过春节嘛。
还有，她说，买点儿肉馅包点儿饺子吧。我以为这很正常，没当回事。她又说，干脆，馄饨也包点。我也没当回事，她喜欢把什么都准备齐了。
腊月十四这天，小孙儿早早从学校取通知书回来，叫奶奶开门，奶奶开门看他的成绩单说：佬佬喂，你语文只考得78分呀？说完转身去厨房煮饭。
仅仅几秒钟，几秒钟哇！电饭锅插着线，亮着灯，却没落盖。我走去一看，人呢？回头看饭厅，老伴！你咋啦？你怎么这么快就倒在冰箱前？你太苦太苦，你太累太累，累得你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以至于脑血管急剧破裂，你走得太突然，太迅猛啊！
平时你忙得连坐一会儿的闲暇也没有，虽然看着我在整理书稿，却连看看我的文章的闲暇也没有。现在，我一篇一篇地读给你听，你听见了吗，老伴？你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我的文章中，你知道吗？
2010年5月15日于湘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