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是一个执著于艺术的雕塑家，雕塑以外的事情，似乎很难占据他的心灵——家庭、孩子，包括政治。他关心人的脸、躯干及肌肉，关心人的外形所反映出的心灵的真实情感。
在罗丹的工作室里，有一座法国政论家亨利·罗歇福尔的胸像。他突出的头额像是一个好斗的、常和同伴打架的孩子的头额，火焰似的头发好像发出起义的信号，因讥笑而弯着的嘴，愤怒的须，表现出一种不断的反抗，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副暴动者的面孔。罗丹认为批评和战斗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形象。这个形象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一大批法国人的精神状态。
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法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是重大的。虽然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残酷地镇压了，然而它为反抗暴政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给欧洲乃至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罗丹一向不太关心政治，也不懂巴黎公社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然而，当1883年他重新遇到刚刚被大赦从英国回来的老友达鲁时，他深深地为达鲁那因革命和流亡而饱含忧患的面孔所打动了。达鲁是罗丹在工艺美术学校的同学，同罗丹一样，是位天才的优秀雕塑家，他也曾和罗丹一样，为开创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不为官派艺术所接受，他们同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们一起经受贫困但仍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争。1871年，达鲁积极地投身于如火如荼又悲壮惨烈的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被判处流亡，饱经沧桑与苦难。
罗丹激动地为达鲁塑了一个胸像，胸像是以裸露的上身、倔强地昂扬起的脖子的形象来展现达鲁悲愤与忧患的气质的。雕像上有高傲的挑战似的面颊、瘦弱儿童露出青筋的脖子、手工艺人凌乱的胡须、紧皱的眉头和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粗眉毛深隐憔悴却充满力量的眼。这是一个饱经沧桑而又高贵的头颅，它充分显露了革命者高傲的不屈的神气。
这个完美地体现了人物性格特征的作品，因其对象是流亡的革命者而遭至官方严厉的批判与无端的攻击。他被诬为“红色政治的工具”，一度受到当局的监视。
后来达鲁投机而成了官方所宠爱的雕塑家。成了罗丹的对立派。然而，罗丹在其《艺术论》中还是评价达鲁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许多雕像有着壮丽的图案意味，这使得他这些作品能和17世纪最美的作品放在一起。如果他没有贪图官方地位的弱点，那么他所做的，也许都是些杰作。”
罗丹认为，同时做两种事业，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可能的。费尽心力地去拉拢有利益的关系，以及想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艺术是无补于事的。艺术需要虔诚，需要专注。如果达鲁能够安静地在工作室中持续地工作，以他的天资，他会创造出非常神奇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美，足以照亮众人的眼睛，而众人的判断也许会给予他以艺术上尊贵的地位——他用尽心智去谋取的那种艺术上尊贵的地位。
在艺术史上，为谋求名利而丧失自我的人不计其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法国画坛，就充斥着一股柔靡与贵族味十足的气息。在法王路易十六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的左右下，宫廷艺术成为法国人追求的时尚，取悦与媚俗可以概括其全部特征。其代表人物当推布歇与弗拉戈纳尔。布歇的作品，笔触光滑、颜色鲜艳、技法修饰细腻、人体艳俗肉感。与其艺术趣味低劣相对的是，其地位被法国宫廷一捧再捧，最终成为法国最高美术学院院长，年薪由皇室供给。于是，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较有名气的是弗拉戈纳尔。弗拉戈纳尔有两位老师，布歇之前的老师是夏尔丹。夏尔丹虽然也是学院派出身，但其艺术追求却与时尚格格不入，他的艺术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朴实”。然而他并不吃香，于是弗拉戈纳尔就改投了布歇。布歇和弗拉戈纳尔有艺术天份，然而却没有作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伟大人格。所以他们的画只能风靡一时，但却无法在艺术史上占取至高无尚的地位。执著、专注、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追求探索，这也许就是罗丹成为一代雕塑大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