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训练工作会议之后，各队立即掀起了一个训练高潮，特别是狠抓了步法与手法的系统训练，狠抓了“快、狠、准、活”风格的培养。不久，中国羽毛球健儿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突破，创造了平高球、网前搓球和头顶扣杀，发展了快吊、劈杀及后场高、吊、杀和网前搓、推、勾的连贯一致性。在步法上也有突破。不仅在单打技术中有创造性发展，在双打技术上也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他们在技术、战术发展方面的速度及内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运动员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时，适合我国特点的各种打法，像百花园里的奇花异卉竞相开放。欧、亚舆论这样评论中国羽毛球健儿：“中国球是基本技术好，打来不可思议地快速准确。”“中国之强，在于它的速度和力量。”“当我们下场后不久，只转眼功夫便被他们领先11∶0或12∶0。”
这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是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之所以重要，其意义在于，在新中国成产之后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吸收外国的长处，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闯出一条攀登世界羽毛球技术高峰的路子。这次训练工作会议，广开言路，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把上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为我国羽毛球事业以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中国羽毛球队并不感到满足，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羽毛球队的确是一支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队伍，是一支思想好、技术精、能打硬仗的队伍。
七、远征北欧
1965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的羽毛球比赛检验了第一次全国训练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技术风格和发展方向。比赛的全过程表明，我国羽毛球技术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其主要标志是：进攻技术加强了，即提高了在快速运动中完成技术动作的能力，战术运用更灵活了，以快速拉吊突击和杀和积极封网配合快速拉吊为主的打法基本成型了。
同年10月，我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了号称欧洲的羽毛球王国的丹麦和欧洲羽毛球强国瑞典，并参加了在丹麦举行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这是一次检验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的极好机会，也是一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良好机会。中国羽毛球队是由广东、福建、湖北的运动员组成的，从7月就开始了集训，并作了较认真的准备。
我国出访欧洲的羽毛球队组成情况如下：
领队：雷浩
教练员：王文教
男队员：汤仙虎、侯如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
女队员：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
访问丹麦我们共出战24场，每战奏凯；访问瑞典我们出战十场，获得全胜。我国羽毛球队在访丹麦、瑞典的34场比赛中，除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两场是以2∶1取胜外，其他场次均以2∶0的明显优势获胜。在丹麦举行的国际邀请赛中，最后五个项目的决赛除女子双打是在中、丹两国运动员间争夺外，其他四个项目的决赛都在我国运动员之间进行。我国运动员方凯祥和汤仙虎在这次比赛中分别以15∶6、15∶10和15∶5、15∶0的优势，先后击败了曾经六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埃尔兰·考普斯，至今仍传为佳话。
中国羽毛球队这次欧洲之行，引起了世界羽坛的重视。我国运动员的快速进攻的打法，更使世界羽坛人士惊叹不已。当我国羽毛球队于10月16日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晚，丹麦电视台在体育新闻中介绍中国羽毛球队的题目是：“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但是在与他们经过了24场较量后，当地的各种报刊就争先报导，赞不绝口。《贝林时报》评论道：“速度快得像闪电的中国人，把丹麦选手一扫而光。”《政治报》写道：“中国人的打法是轻巧而富于艺术性和浪慢性的。毫无疑问，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比赛中显露峰芒。”《日德兰邮报》以“中国人比丹麦优秀的羽毛球选手高一级”作为标题，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
对球路的判断力简直了不起，他们的动作虽小，但非常有力。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击杀动作，他们都是跳起来在空中击球的。”瑞典的《南瑞典报》写道：“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在欧洲露面，就表现出了它在世界羽坛的领先地位。中国运动员出色地弹跳能力，熟练多样的打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选手以快速和有力的攻球完全战胜了丹麦的羽毛球明星。”《斯德哥尔摩新闻》的评价是：“中国人很快登上了顶峰，现在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选手。”
中国羽毛球队访欧回国后，贺龙副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全队成员，并请大家吃了饭。席间，贺龙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学生怕（考试）吃鸭蛋，我今天就是要请你们吃烤鸭，要求你们从零开始，攀登高峰。”并谆谆告诫队员不要自满，勉励队员们要又红又专。贺龙副总理还指示：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苦战一百天，不仅国家队要赢，二线、三线、地方队都要赢，要打得丹麦队服气（注：我访欧比赛丹麦队全线崩溃，他们归结于比赛季节不是他们最好的竞技阶段）。
1966年4月19日至5月4日，由丹麦羽毛球协会副主席阿纳·布鲁恩为领队的丹麦队集中了国内的精兵良将，阵容强大，其中不仅有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科普斯，还有当年丹麦全国男子单打冠、亚军——斯文·安德森、埃里克·尼尔森等。丹麦队访华期间，与我国羽毛球队共赛八次40场，结果我们胜了33场，对方仅胜7场。我国家一队出赛两次共10场以10∶0胜；国家二队出赛两次共10场以9∶1胜；上海、湖北两队各出赛一次共10场每战皆胜；福建、广东两队各出赛一次共10场也均获全胜。其中，我国家一队的汤仙虎与丹麦冠军安德森对阵两次，以15∶7、15∶3及15∶0、15∶2的悬殊比分轻取胜券。湖北队的年轻新秀杨美良亦以10∶15、15∶5、15∶13的成绩攻克了这位欧洲名将。中国队的胜利，完全实现了贺龙副总理提出的要求。
中国羽毛球队在这个时期与世界强队各次比赛连战皆捷，说明我国当时的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不仅跃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此时，外电外报称誉我国家羽毛球队为“冠军之冠军”和“无冕之王”。可以说，这个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黄金时代”。
八、成功之路
1963年至1966年，中国羽毛球队不仅挫败了欧洲的第一流强队，还接连几次击败了世界冠军印尼队，威震国际羽坛。中国羽毛球队为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队呢？
1.树雄心立壮志。根据我国羽毛球运动底子薄、起点低的状况，我国羽毛球工作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争气，要为祖国争光。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
的响亮口号。羽毛球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在攀登世界羽毛球技术高峰的征途上勇往直前。在平时训练中，每个人都勤学苦练，自觉完成训练计划，相互切磋球艺成风，有的还加班加点苦练，对技术精益求精。比赛中，运动员敢于挑重担，争相要求打硬仗。访欧时，面对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考普斯，又是不摸底的交战，方凯祥请战说：“平时勤学苦练，就是为了打硬仗做准备的，我要全力以赴打好这场球，即使输了，也能让其他同志摸到对方的情况。”他打响了头一炮，大大鼓舞了全队的士气。运动员在每局比赛中顽强拼搏，每球必争，每得一分都从“零”开始。汤仙虎把世界冠军打了个15∶0，陈玉娘更是创造了四局11∶0的优异成绩。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运动员敢于拼到底。侯加昌在比赛马中不幸眼睑受伤，他忍痛坚持比赛，博得了观众的赞扬与好评。梁小牧对全丹冠军斯特兰德的一场比赛中，梁第一局胜，但第二局形势却十分危急，以6∶10落后，只要再丢1分，这局就完了。她心想：“比分未到11分，我就不算输，还要和你拼到底，即使这局输了，也要消耗你更多的体力，为下一局的比赛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她心胸坦荡，思想上没有包袱，发挥了水平，终于以12∶10反败为胜。混合双打是我们的弱点，但这是对方指定的比赛项目，我队方凯祥、陈丽娟仅在出国前不久才开始合作练习，比赛中也敢去拼。他们说：“我们看他们是洋人，在他们眼里，我们也是洋人。”比赛开始后，他们即以高昂的士气压倒对方；胜利信心十足，最后以2∶1获胜。看来，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有没有雄心斗志，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运动员有了远大的抱负，明确了为祖国而打球的目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2.汲取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中国羽毛球界的同志们正视自己的不足，不墨守成规，虚心向羽毛球先进国家学习，拜人为师。那时，印尼的羽毛球运动水平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新技术，同时找到了自己的技术、打法上的差距，增强了我国羽毛球健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印尼华侨青年先后回国，他们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羽毛球技术的打法，对当时及以后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认真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和吸收，为我所用，用迅速攀登世界技术高峰的正确途径。它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3.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中国羽毛球界的同志们深深知道，学习人家的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没有自己的创新，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路，那只能永远落于人后。他们根据我国运动员身材虽不高大但机智灵活的特点，认为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以攻为主的指导思想，贯彻“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以加速度来改变当时国际羽坛慢、稳、守的打法，开创一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新路。
“快”字当头的指导思想确立后，在加快速度这一主要矛盾。身体素质训练总在一般身体训练的基础上注意结合专项身体素质训练，而且常年不断地进行。在步法上敢于创新，并形成了具有我国运动员特色的步法训练体系，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垫步的运用和后蹬、跨、跳步的结合上。为了适应快的要求，在手法上也有所改革，形成了“动作小、出手快、击球点高、爆发力强”的特点。并在步法快速到位的基础上，在手法上发展了几种进攻技术和战术，如网前搓球（使球翻滚过网）、劈杀、劈吊、推球、连续扣杀、快拉快吊、发球抢攻、突击进攻、头顶扣杀等。在单打项目中进一步创造了快拉快吊结合突击进攻和杀吊上网控制网前这样两种典型的先进打法。前种打法的特点是：拉吊快速，球路多变，突击凶狠，步法灵活，打得较稳；后种打法的特点是：以快吊和扣杀压住对方，或搓或推加强封网意识，出其不意，伺机扣杀，以快狠为主，快中求准。这两种快攻打法的代表人物是汤仙虎和侯加昌。汤、侯二人的技术造指和战术素养，至今仍为国内外羽坛所称颂。
4.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羽毛球运动是一项速度快、力量强、灵敏性高、耐力好的对抗性运动项目，它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及机能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贯彻“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必须具有充沛的体力。我国羽毛球队十分重视身体训练，并在身体和技术训练中认真贯彻执行“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开展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原则。不仅天天坚持训练，每次训练课长达五小时。科研工作者曾作过测验：一个男运动员经过一场在运动量的训练后，体重减轻5公斤左右。人们常可看到男女羽毛球运动员训练后，不仅是运动衫裤全被湿透，甚至从发梢到鞋后跟都是汗水。他们这种为攀登世界技术高峰而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称道。
我国各羽毛球队坚持了多年的大运动量训练，逐步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基本功日益扎实过硬，技术日臻熟练而全面。临场比赛竞技状态良好，能自始至终较好地发挥快速打法，因而屡屡取得好成绩。中国运动员的速度快、体力好获得了外界的好评。
队员们由于坚持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技术和体力，而且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斗志，增强了比赛胜利的信心。陈玉娘在访丹的一次对抗赛中，虽然途中劳累（从哥本哈根先坐一个半小时火车，再乘两个多小时的轮船，只休息一会儿就投入比赛），又适逢例假，仍然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她在对巴尔纳科夫的第一局比赛中先以3∶8落后，但毫不气馁，稳定自若，坚持每分必争，每球必追，终于以11∶8反败为胜。在第二局比赛中陈乘胜追击，又以11∶1的悬殊比分获胜。陈的获胜，使丹麦朋友对中国运动员的体力和斗志惊叹不已。
老一辈羽毛球运动员因为当年坚持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基础打得扎实，所以他们保持了较长的运动寿命（有的达20年）而长盛不衰。这一宝贵经验是我们攀登高峰的物质基础。
中国羽毛球队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现在的运动员借鉴。当然，中国羽毛球队的成功之处远远不止是上述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另外，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经验也不能一成不变。问题就在于要根据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的国情，不断提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