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个从19世纪中国最苦厄的时代走来的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以超凡的品格和业绩以及惊世骇俗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芒四射而成为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当人们仰视这座高峰时，往往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不管是挚爱他的，还是憎恨他的，极少有人提出石破天惊的挑战。这种文化现象，我们把它称做巨人文化的“克里斯玛”效应，它实际上是由巨人文化的特质引起的。什么是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它和鲁迅成为文化巨人又有什么联系呢？
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所谓巨人文化，它是许多代甚至若干世纪的无数个人的劳动结晶，但在少数人——如牛顿、达尔文、贝多芬、康德、爱因斯坦等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中达到了它的顶点——找到了它的完成形态，成为文化的一种新范式，即“一种文化要素或文化特性的聚合体，它们根据一定的前提组织起来，并受着一定发展原则支配”。只有文化巨人才有力度破坏文化的旧范式和创立新范式。在世界文化史上，被本民族引以为文化巨人的并不多见，至于像达·芬奇、莎士比亚、黑格尔、托尔斯泰、马克思等被视为世界文化巨人的更为罕见。因为文化巨人的诞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种新的文化范式的潮流汹涌澎湃、四面汇合并进入最后的合成阶段，文化的积累已提供了进行重大文化所必要的特质要素和观念要素；偶尔降生于这一幸运时期的人具有完成伟大的文化综合的禀赋和才能。因此，文化巨人“乃是一个文化要素的某一重大综合通过他而得以实现的人物”，“正是文化发展进入到伟大时期，各文化要素通过天才的人们而得到卓有成效的表达”。文化巨人“是他所从属的文化作用的产物”，是吸收本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他们一旦产生，便常常代表着本民族文化的方向，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古代中华民族曾出现孔子、孟子、老子、杜甫、李白等众多令人骄傲的文化巨子，近代中国则出现了鲁迅、毛泽东等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化巨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怎么评估也不算过分。
文化巨人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对旧的文化范式的批判和破坏，对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和创立，因而巨人文化也应运而生。因为文化巨人本身及其实践和理论都会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如莎士比亚学），他的光辉业绩，尤其是卓越的思想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出生命的轨迹，而且围绕着这轨迹，在民间会不断产生和发展出巨人文化和亚文化（如模仿传世之作描写的某个具体的文化环境在民间建筑中再现，像《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等）。当然，巨人文化最主要的标志是其价值取向对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如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巨人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而生存和发展，但它并没有抛弃旧的传统因素，它是在吸收了旧的传统的部分因素的基础上成为新的文化范式的。当这种新的文化范式为人们所接受后，它便转变为新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被另一种更具进步意义的文化范式取代。
巨人文化一经诞生，便会成为传统中的强大力量，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依恋，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强大的规范性作用。人们对巨人文化的或接受，或赞同，或信仰，就形成了所谓的巨人文化的克里斯玛特质。
克里斯玛（Charsma）特质具有超凡的神圣的含义。Charsma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天赋。19世纪德国法学家Sohm用它来指基督教教会的超世俗特质，也用它来指一切与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中的事物相对立的被认为是超自然的神圣特质，如皇家血统或贵族世系，即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克里斯玛。其实，神圣的或超凡的克里斯玛并不是神授的，而是被社会赋予的。由于人们相信他们的被崇拜者具有神授能力，所以克里斯玛人物才会有一呼百应的神圣感召力。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正是克里斯玛特质的主要标志。
我们将克里斯玛的概念引入巨人文化中来，赋予巨人文化以克里斯玛特质，这样，文化巨人所具有的超凡特质就不会被认为是奇怪的了。文化巨人的出现会使社会中有关它的一系列行动模式、制度、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激起人们的敬畏之情，对人们来说，文化巨人（如孔子、贝多芬、马克思、毛泽东等）一般都带有异乎寻常的奇迹般的神圣色彩，他们非凡的品格和美德，辉煌的想象力和超越世俗的生活以及博大精深的思想都具有超凡的克里斯玛特质，围绕着他们作为里程碑式的克里斯玛事件，如孔子诞辰、第九交响乐、《资本论》、遵义会议，都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超凡的、神圣的或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意义。因此，文化巨人便是那种具有辉煌想象力和非凡品格的克里斯玛人物。
（二）
20世纪代表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向的鲁迅，其克里斯玛的特质以不可遏制的张力将他推到了时代的巅峰，使他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在世纪的坐标上放射着不朽的生命之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历史的长河中抹去他的巨人文化特质。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是由其本身蕴涵的价值体系体现的，而这种价值体系又充满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鲁迅的价值体系是指鲁迅的人格、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作品。作为民族魂，鲁迅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他决绝的斗争精神和向旧世界挑战的勇气以及为新时代献身的胸襟，处处闪烁着伟大人格的光彩。这是鲁迅赢得人们，包括他的对手，并被推崇的根本原因。作为思想家，鲁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所蕴涵的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和改造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伟大构想，具有强大的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只要产生封建思想的文化土壤和毒瘤一天没有被铲除干净，只要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全体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鲁迅的思想就将仍然对当代中国产生影响。作为文学家，鲁迅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一个高峰，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具有永恒性，他的一系列经典作品已经融入了艺术传统。科学家的理论可以被后人修改，直至被取代，而伟大作家的作品却不可能被后人的作品所取代，总是保存着它独立的价值。如李白既没有被苏东坡融化，也没有被曹雪芹取代，而他们同样都没有被鲁迅、郭沫若取代。20世纪的中国已不可能再为人类贡献第二个鲁迅，20世纪中国文坛的空间已经被他占据，任何作家、思想家都难以与之比肩，任何文化巨擘、文学家只有在21世纪才有可能占据制高点，完成他的辉煌业绩。作为贯通中西的文化巨子，鲁迅辉煌的文化业绩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有着巨大的昭示作用。当代中国，鲁迅已成为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艺术学、文学、美学等学科都卓有成效地对鲁迅进行了研究，并从鲁迅那里吸取了营养，同时，鲁迅也为我国社会科学增加了一门重要和日渐成熟的独立学科——鲁迅学。
鲁迅的价值体系及其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是他区别于其他文化巨人特质的关键，也是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一个奥秘。中国近代出现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而能够真正活在人们心中的有几人？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本身也缺乏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当然，假如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没有中西文化传统的相互冲突、相互交融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没有那种对民族文化传统深刻反思和批判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鲁迅的价值恐怕永远会埋没在被他称之为铁的屋子里，他的克里斯玛禀赋，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也就不可能显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强调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首先是由他的个人因素，即其价值体系和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决定的，并没有忘记时代的原因和社会的因素。巨人文化的特质固然会因其价值体系和强大的克里斯玛禀赋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因素能完全决定其特质。从社会接受的角度看，巨人文化的克里斯玛特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赋予的。人们赋予巨人文化超凡的或神圣的意义，表现了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英雄崇拜的神话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也同样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高傲的强大的克里斯玛力量，它强有力地控制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确实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现一种精神和力，我们非常清楚，它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性质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不断扩大的伟大河流，它是从古老的源头流向我们的，把我们夹在中间，哺育我们，赡养我们，为了未来的文化和后一代利用我们”。正如人们创造了神，创造了英雄，人们也造成了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使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它确实存在于我们之外，但又牢牢地控制着我们，我们能够在周围的世界中发现它，却无法控制它，尽管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素质可以对它作出反应。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是怎样由社会赋予的呢？从接受的理论讲，任何文化巨人被社会接受，终究是由他一系列充满人类鲜活思想的著作并被人们广泛传颂而决定的，但这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社会接受阶段和个人接受阶段。
一部作品在脱离作者的创作过程之后和到达读者手里之前，总要取得某种社会占有形态。社会机构总是把它们筛选出来，并在多数情况下对它们进行评价，然后才能成为读者接受的对象。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媒介载体，主要是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文学评论和学校的文学课程、文学研究以及一切在作品与读者之间以物质或精神方式起媒介作用的机构。它们从作品的社会价值、美学价值乃至经济价值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筛选、宣传、评价，并采取各种措施（如书籍装帧、图书广告、书评、座谈会、奖掖和介绍作家等），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一般说来，并不是作品自身能够同读者建立直接联系，而是这种社会接受首先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参与这种社会接受的，是一群特定的读者，即“超级读者”和“知识读者”。所谓“超级读者”，在本文是指那些参与社会接受，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具有克里斯玛禀赋的读者。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欣赏能力、接受水平等远远超过了一般读者，并以强大的力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读者，如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学识渊博的文化巨人、杰作迭出的大作家，他们一旦参与社会接受，其克里斯玛禀赋便使他们能以强大的力量影响读者。而“知识读者”则是那些参与社会接受，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一定权威的读者。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水平也远远地超过一般读者，他们一般是评论家、文学研究专家、知名作家、文学编辑、文学教师等，他们一旦参与社会接受，在知识上的优势便显现出来，同时对一般读者表现出一定权威性的影响。
社会接受仅是文化巨人被时代接受的第一阶段，仅是奠定了一个基础，还必须经过个人接受阶段。所谓个人接受，即读者不是一群特定的读者，而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普通读者。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才能、阅读需要和兴趣，对作品进行选择、解读，最终与作者共同完成创作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接受；同样，没有社会接受，个人接受就没有参照系统，很可能陷入失范和极大的随意性阐释状态之中，当然也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读者接受。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正是经过这两个阶段不断生成，逐渐增强起来的。
跟世界上许多大作家一样，鲁迅也有着长长的“超级读者”队伍：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瞿秋白、冯雪峰、叶剑英、蔡元培、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柳亚子、罗曼·罗兰、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西蒙诺夫、法捷耶夫……他们在鲁迅被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接受”阶段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对鲁迅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而且以极大的权威姿态为“个人接受”阶段的广大读者作了难以动摇的解读的规范，尽管这种规范并不被读者严格遵守或者并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但多少总给读者造成一种无形的影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他的鲁迅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句话看似非常简单，却高度地概括了他对鲁迅极其深刻的了解和真诚崇高的评价。晚年，他反复地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直至病重期间，案头还放着《鲁迅全集》，逝世前一年还对周海婴写给他的信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政治局讨论出版鲁迅著作。毛泽东不愧是鲁迅身后最为了不起的“超级读者”。其次，要数瞿秋白了。瞿秋白可算是鲁迅生前唯一引为知己的“超级读者”了。读鲁迅的杂文，不能不读瞿秋白的序；论鲁迅的思想，不能不谈瞿秋白的评价。他对鲁迅人格的深入剖析，他对鲁迅思想的透彻把握，他对鲁迅杂文价值的深刻判断，其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让许多不得要领的评论黯然失色。在鲁迅生前同时代人中真正发现鲁迅的是瞿秋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瞿秋白，就没有一个完整被人们认识的鲁迅。而在外国的“超级读者”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是最具慧眼的，他最早对鲁迅作出高度评价。早在敬隐渔用法文翻译的《阿Q正传》发表在1926年五月号和六月号的《欧罗巴》（罗曼·罗兰主编）杂志以前，他就审阅过译稿，并在写给敬隐渔的信中激动地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并说他曾被这篇作品深深感动以至流下泪来。罗曼·罗兰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曾多次反复被国内外读者引用，长时期以来成为最具权威的评论之一。
正是由于“超级读者”的参与，鲁迅在“社会接受”阶段才显得十分重要起来，才奠定了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但要指出的是，“知识读者”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庞大的阵容中集中了我国现当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钱玄同、孙伏园、林语堂、台静农、黎锦明、许钦文、施蛰存、曹聚仁、阿英、萧军、萧红、王鲁彦、叶圣陶、郑振铎、萧乾、柯灵、艾芜、沙汀、王统照、夏衍、洪深、胡风、吴组缃、张天翼、端木蕻良、曹靖华、许广平、靳以、荒煤、周扬、秦牧、朱自清、敬隐渔、李长之、徐懋庸、许寿裳、赵家壁、胡绳、范文澜、李何林、王瑶、严家炎、李泽厚、林非、王富仁、钱理群……在他们身后，还有两千余名中国鲁研学会的会员以及世界各国研究鲁迅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鲁迅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人民的崇敬和赞扬，他的著作才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已有30多个国家用5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国家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研究论著，世界上重要的百科全书和文学辞典都有关于他和介绍他的作品《阿Q正传》的条目，各国的作者，尤其是亚、非、拉美的作者，对鲁迅都有所论述，而今天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又正在趋于成熟。可以说，没有“知识读者”，“超级读者”对鲁迅的评价只能像荒原中稍纵即逝的霹雳和闪电，不可能产生长久的影响，因而“知识读者”不仅为鲁迅通向广大读者架设了一道联结的桥梁，而且还成为“超级读者”与广大普通读者相互融通的最佳媒介，“知识读者”使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成为一种现实。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尽管在“社会接受”阶段已被“超级读者”和“知识读者”赋予，但这种赋予还是极不稳定的。鲁迅固然因为“超级读者”和“知识读者”的重大作用才声誉倍增，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理解和接受，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正因为在“个人接受”阶段，千千万万普通读者对他的敬爱和欢迎，他的克里斯玛的特质才日渐增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国外也有很多的反应。如荷兰一位工人说：“鲁迅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过去的图景，它是中国文学的明珠。”澳大利亚一位工人说：“鲁迅了解人民，小说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它使我对中国人民以及革命前的情况有所认识。”芬兰一位工人说：“鲁迅的作品使我惊喜，我们两国之间距离很远，习惯、文化、政治等等都不相同，但通过文学可以在各国人民之间建起桥梁。”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各国人民对鲁迅的理解和接受，正是这许许多多普通读者的理解和接受，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才能完整地被社会赋予。
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既然是社会赋予的，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积极的、革命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消极的、保守的。历史上的鲁迅不止一次地被丑化、神化、圣化，便是巨人文化特质走向反面的体现，不过它始终未能成为主流。鲁迅本身的克里斯玛禀赋和他的克里斯玛的强大人格力量，使他积极的、革命的因素始终在他的巨人文化特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正是鲁迅魅力之所在。
以上对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所作的探讨仅是一个尝试，目的是要把握其实质而不至于被它所累。一位哲人说得好：巨人之为巨人，是因为我们跪着的缘故。因此，面对巨人，我们应该站着，而且要站到巨人的肩上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鲁迅所热切盼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