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1件陶缸，高47厘米，饰有彩绘的图像。图像的右侧画有一柄石钺，石钺柄部的顶端和尾端都有装饰。柄上缠有绳索等物品一很像后世缠在剑柄上便于握执的剑猴，绳索绑缠的纹样和色彩颇具装饰美感。图像的左侧绘着一只嘴上衔着鱼的鹳鸟，通体饰白色，高傲直立，圆目瞪视，用它的长喙啄着一条大鱼。鱼嘴被鹤鸟啄住，整身下坠，僵硬死板，毫无生气。经有关专家考证，鹳鸟和大鱼可能分别为两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这幅彩绘画的含义，大概是以鹳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征服了以大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而那柄石钺，已经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胜利和权威的象征物。
人们在制作钱时，选择最美丽的玉石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加工，制成玉钺，作为氏族首领，特别是军事首领们佩带的兵器。玉钺除了具有兵器的功能外，还被视为持有者身份和权力的标志。浙江省余杭县反山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钺是这一标志的例证。那些制作精美的玉钺，在顶端和尾端有玉质的冠饰或端饰，多放置在墓中尸体的左侧，或许原来下葬时握在死者的手中。在1件带有少许褐斑的青玉钺弧刃的上下两角，都有精细的浅浮雕纹样。上角刻有一个“神徽”，神人巨目阔嘴，头上戴着羽毛冠饰；下角刻有一只“神鸟”，鸟的头、翼、身均作了变形夸张。“神徽”雕琢精美画面神秘，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连。
在余杭县瑶山还发现一处良清文化的祭坛遗址，在祭坛下墓中发现的玉钺外形和雕琢精美的程度都与反山出土的相似。瑶山发现的墓被葬于神圣的祭坛处，故推测死者的身份可能是专司祭祀的巫师。巫师是部族内特殊阶层的人物，或许同时还是酋长兼军事首领。反山墓地是由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坛，动用了多达2万多立方米的土方。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构筑如此花费人力物力的墓地，所葬人的死者生前必定是部族中拥有相当权威的首领。部族首领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势，扩大领地和财富，经常动用武力去征服其他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这就导致原始战争更加残酷和激烈，因而进一步迫使人们去制造更具有杀伤威力，适合战争需求的兵器。
钢铁兵器的出现
春秋战国交替之际，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战车军的编制也日益不适应日趋残酷的战争形式。公元前541年晋军和狄人的军队战于太原，狄人的军队是步兵，又受地形的限制，以战车作战，难于取胜。于是主将命令下车徒步作战，当时有人抗拒命令，不愿放弃战车。这时，主将只得按军法把抗拒军令者斩首，军令才得以贯彻，从而击败狄人的军队。
这样，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以骑兵、步兵为主力的军队编制取代战车兵为主力的军队编制过程是缓慢的。
直至秦代，车兵仍是军队的核心，可由秦始皇陵发掘的陶俑坑所证实。尽管俑坑中出土有骑兵俑和步兵俑，但大量的战车兵俑仍挺立在墓坑中。木质战车已经毁朽，车上的陶俑和车前的陶马完整无损，驷马驾车上站着身披铠甲的武士俑，以青铜质为主的兵器都足以证实当时战车兵仍是军中的主力。军队成分的变化，也表现在军队数量的变化。公元前589年发生的城濮之战，晋国投入战争的兵力是700乘战车，总兵力万人左右。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趁吴王参加渑池之会，于公元前482年倾举国之兵攻打吴国，总兵力不到5万人。战国以后，各国兵员人数猛增，如秦赵长平之战中，派去截断赵军粮运的部队就有25000人之多。
战役结束后，投降秦国的赵军尚达40多万人。
战国时期，军队从战车兵形式发展成战车兵、步兵、骑兵结合的多兵种形式。军队的兵员激增，这样对兵器装备的品种，类型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兵器变革得以实现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在此以前，商代虽出现了用铁制造的兵器，但那时是用自然界的陨铁制成的。
把陨铁锤锻成薄片，嵌铸在青铜兵器的刃部。1972年河北蒿钺城台西商代遗址墓葬出土的铁刃青铜，残长11.1厘米，钺刃部残断，嵌铸在青铜内的铁刃是陨铁，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利用陨铁制造的兵器。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中发现的铁刃铜，残长8.4厘米，嵌铸在青铜内的铁刃也是锻成薄片的陨铁。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人工冶炼的铁兵器。
这也证实人们一旦掌握了新的金属材料，就被应用于兵器的制造。最早人工冶铁制作的兵器实例是1990年发掘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时出土的镶玉铜柄铁短剑。
剑长33．1厘米，剑身为铁质，外用丝织品包裹，装入牛皮鞘内，剑柄为铜质，外镶玉和绿松石。剑身与剑柄衔接处镶绿松石片。经过鉴定，剑身为人工冶铁制品。1992年陕西省宝鸡市益门村2号春秋早期墓葬中出土了3件金柄铁剑，3件剑均为金质剑柄，铁质剑身。第一件剑长35．2厘米，剑身呈柳叶形，柱状脊。出土时剑身外有织物包裹的印痕，剑格到剑首作镂空浮雕状蟠虺纹，制作极其精细。纤小的虺身满布表示鱼鳞甲的密点，相互纠交缠绕，隐现头和羽翼。
绿松石和石料珠裹嵌柄端，所嵌的绿松石多精磨成“乙”字的钩形，剑茎的蟠螭纹向左右两侧伸展，形成略有错落两两相对的突出方齿，剑格和剑首侧均有前后两重玲珑剔透，金光碧闪，精美华丽。
第二件同前一件剑形近似，长30．7厘米，剑柄部为实心，剑格与剑首饰变形蟠螭纹，嵌宝石珠，剑柄茎为长条形无纹饰。第三件剑长35厘米，饰镂空变形蟠螭纹，剑格部为一变形兽面，剑茎两侧有略微相错的突齿七对，圆柱形蟠目嵌有绿松石。经鉴定，铁剑为人工加工冶炼铁制。宝鸡益门村2号墓葬铁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国当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些早期的钢铁兵器，器类较为简单，形体多不大，反映出当时的铁器生产还属于初期阶段。所以盲到战国时期的兵器还是以青铜制品为主。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护身兵器。远射兵器弓箭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弓已制成相当成熟的复合弓。1986年在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了3件竹质弓，均已残坏。其中1件弓长119．8厘米，弓的中间一段的内外各加了一层竹片，中间宽，两端窄，通身用麻布密缠，再用麻绳捆绑，外髯黑漆。弓的两端切成细长的桦头，并戴有皮质的弓帽。这时期所使用的青铜箭镞，是锥体状三棱镞。在前锋的后部形成三刃，剖面为三角形。这时兵器的制造技术发展很快，依据锥体三刃的基本形态，具体形状各有变化，有的加长了镞体，有的改进了镞刃，加强了弓箭的钻透力和杀伤力。战国后期出现了铜链后部安装上较长的铁铤插人箭杆。山西芮城墓葬中出土一具战国时期中箭的尸骨，一枚三棱铜镞从背部脊椎骨射中而穿透到腹部，这种锥体三棱铜镞的穿透力是很强的。
格斗兵器有青铜戈、矛和戟。这时期戈的制造技术提高了，杀伤力增强，胡部继续加长，胡上穿孔增多，胡和穿的变化，使戈头更加牢固地结合格在秘上，胡和援的长度多为4.5，有的胡长超过援长，极富杀伤力，戈援的上刃、下刃和前锋更加锐利，胡长铸成渡状的孑刺，戈内制成利刃，援与阑的夹角，阑与内的夹角都超过100度。青铜矛制造的改进主要是矛篱銎部多为中空，直透到脊的中部，狭刃，中脊起棱，断面呈菱形四刃，秘安装得吏为牢固。青铜戟为戟刺与戟体用秘联装，似矛而体小，刺叶的刃侧有时出孑刺，有的刺叶下垂至莆底再向上翘成孑刺。戟体与戈相似，但援部瘦长，上扬的角度加大，锋端微弧曲下垂，刃呈凸弧的圆刃，下刃接近圆形的凹刃，加强了勾斫和推击的作用。戟体内部上扬与秘的交角超过了100度，并在内处加有斜刃，上翘成距刺，形成具有战国时期特征的兵器。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的战车兵逐渐被步、骑兵取代，军队兵种发生了变化。护身兵器铜剑随之得以发展。随着战场上步兵、骑兵的大量出现，剑在近距离拼杀的战场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铜鉴和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出土的铜壶上，都刻画着水陆攻战场面的持剑格斗的步兵。双方士兵的腰间都插着带鞘的剑，士兵手中执握的剑和腰问佩带的剑都比较短。战国初期，铜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剑的剑茎形似扁条，无首，无腊；第二种剑的剑茎为全空或半空呈圆角形，有圆盘形的剑首；第三种剑的剑茎为圆柱形，茎上有2周～3周凸起的圆箍，有的剑首呈圆盘状，剑的长度一般在50厘米～70厘米之间。战国时期的防护装其主要是皮甲和盾牌。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皮胎漆盾，高约60厘米。江陵拍马山出土的木盾，高83厘米，上部的两角为上小下大的双弧形，下部的两角为方形，盾中部隆起一条纵向的脊棱，皮甲和盾甲结合使用，大大减少了战场上兵员的伤亡人数。
出土成组的战国时期兵器，多为弓、箭、矛和剑，有时出土刺体用秘联装的戟。春秋时期以前，凡出土成组兵器的墓葬，同时有车器出土。而到战国中期以后，有戈、矛、剑等成组兵器出土的墓葬中看不到车器出土。这时期的戈秘和矛秘的长度比春秋年问的短。
兵器秘变短的趋势以及墓葬中车器减少的现象都可反映当时已从车战转向步、骑、车结合野战的过程。
随着军队中步兵、骑兵队伍的壮大，钢铁冶炼技术的提高，促使钢铁兵器到战国晚期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1965年河北省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现了一批战国晚期的铁兵器，有剑巧15件、矛19件、戟12件、匕首4件和小刀1件，还有11件装在矛戟等的长秘后尾的铁鳟。19件带铁铤的三棱刃铜镞。青铜兵器只有戈1件、剑1件和2套弩机上的铜扳机。另有1件铁甲片编成的防护装具兜鍪。经鉴定，剑、铤、矛等兵器都是用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制造，但含碳不均，大约是用纯铁增碳后对折，然后多层叠打而成，并经过淬火。淬火技术的掌握，可以增加刃部的硬度。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淬火兵器。这批兵器也有用块炼铁直接锻成的，块炼铁兵器的发现，也说明渗碳制品在当时处于发展阶段。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兵器很富有特色。出土的铁剑除一件长度为73.
5厘米外，其余的长度都在81厘米～100．4厘米之间，并且安装有铜首和格。矛的长度在32．4厘米～37．9厘米之间，多在带要的长骸前有较长的茎，接有狭长的窄叶的尖锋，脊不明显，这些兵器比同类青铜兵器长，器形也与同类兵器不同。这时的戟已是“卜”字形的，到汉代时这种式样的戟成为当时的主流。防护装具铁兜鏊也是发现最早的1件。兜鍪高26厘米，由89片铁甲片用皮条编缀而成形，甲片的编法是上层压下层，前片压后片，顶部用2片半圆形的甲片拼缀成一个圆形平顶，沿圆顶的周沿用圆角长方形的甲片自顶向四下编缀，共有7层。用于护额的5片甲片形状特殊，在前额正中的1片甲片突出有保护眉心的部分。易县燕下都44号墓的发现，表明当时燕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批铁兵器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铁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材料。用钢铁制造兵器引起了兵器生产的巨大变革，这个变革过程从战国晚期开始了。
兵器类型的多样化
装备精良的兵器是军队胜利的保证，汉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保证军队有充足的兵器，上乘的兵器质量，改置了管理兵器制造业的专职官员“考32令”，专门负责兵器的制造，监督检验兵器的质量。这样可以集中32匠，扩大兵器的制造业，不断改进兵器的性能，提高兵器的质量，在长安城内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武库”。由考工令负责督造的兵器，源源不断地送到武库统一保管储藏，再由武库统一分配给各地的军队使用。
长安武库建造在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和未央宫之间，周围是夯土墙围住。1975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武库遗址。武库围墙长710米，宽320米，厚1．5米。武库内有7处库房遗址，中间有一堵夯土墙分成两个院落，1号～4号遗址在东侧，5号～7号遗址在西侧，呈品字形排列。7个库房遗址平面均为长方形，夯土构筑，四面开门，内分数间。
每座库房的长度都超过了100米，有的长度为200米左右，库房的墙厚约为4米～8米之间。以7号库房为例，东西长190米，南北宽45.7米，中间分为三大间房，每间房南北各开二门，遗址内的隔墙也开二门，遗址的夯土墙厚4米，可以看出库房的建筑坚固牢靠，这座武库沿用到王莽时期。王莽末年，长安连年战乱，这座巨大坚固的武库也随战乱被焚毁废弃。
从遭到焚毁的武库废墟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兵器的保存状况。
在这座庞大的武库中，不同的库房存放着不同的兵器，或放弓弩镞，或放戟剑矛盾，或放铠甲兜鍪。
在遗址中发现当年残留下的兵器中，铁兵器最多，有刀、戟、矛、斧、剑和大量的镞，铁铠甲已锈在一起，青铜兵器有镞、剑格、戈各一件。矛、戟等长兵器都放在兵器架上。兵器架叫“兰奇”，出土时已经腐朽，兰、镝分放长兵器和放短兵器两种。山东省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南壁刻画的兵兰是放长兵器的兰枋，两边有两个带方座的立柱，立柱中问用两条横仿连接，横枋上各等距离开5个圆孔，插放长兵器。左侧2件戟和右侧2件矛间有弩弓在上，机括在下悬挂2张弩。沂南画像石墓后室靠南壁的隔墙的画像石上刻有放短兵器的形象，两根带朵云形底托的立柱上横架一粱，立柱上各等距离安装五组托钩，自上而下托架着两柄长剑，2把刀和1把手戟。刀、手戟、剑上都用套囊套着。储存大量兵器的武库在河南洛阳等地也有设立。
从西汉开始，冶铁业归政府经营管理，钢铁的冶锻技术不断提高，使钢铁兵器的品种日益增多，钢铁制成的兵器最终代替了青铜铸造的兵器，钢铁制造的兵器的数量也在日渐增多。
弓箭是汉代骑兵作战的主要远射兵器。汉代弓箭的制作技术有了很大的变革，军队中普遍装备的是复合弓。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的居延甲渠候官遗址中出土了1张汉代的木弓，弓长130厘米，是一张未装弦的反弓。它的外侧骨是扁平的长木，中间夹辅着2块木片，内侧骨由几块牛角锉磨，拼接、粘结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