羿射九日的神话
传说弈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称世。尧帝时代，十日并出，争相将炽热的火焰射向大地，使得江河干涸，土地龟裂，稼禾枯萎，灾难降临到人间。羿登上高山，遥望碧空，张开红色的强弓，搭上白色的长箭，弓弦响处，箭似流星般划破苍穹，射中其中最大的太阳。它炽热的光轮立时炸裂，流火乱飞，落下一片金色的羽毛，接着坠落下一只硕大无比的三足乌鸦。它的头颅正好被利箭射穿。其他的太阳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在空中四散奔逃。羿连续发出利箭，射透一个个太阳的头颅，只剩下最小的太阳躲藏在浓密的枝叶中，幸免于难。
在这美丽的神话中，古老的远射兵器弓箭，得到像神奇勇士般的赞美。古代传说描述了羿的伟绩，也因此把弓箭的发明归功于他。据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势备篇》记载：“界作弓弩，以势象之。”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1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峙峪村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有1枚打制石锨，长约2．8厘米，用薄燧石长片制成，加工精细，前锋锐利。遗址经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为28900年左右。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把中国古代弓箭发明的时间提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于人类最初懂得使用弓箭的年代，应比这种较精细的石链的时代还要早，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前。最原始的弓箭，人类还不懂得在箭上装石链，《易·系辞》中说，弓箭最初形态是“弦木为弧，刻木为矢”。也就是用单片的木头或竹子弯曲成弓体，再将木棍或竹杆的一端削尖成箭。弓箭这项古代的重要发明，表现出人类已懂得通过机械储存起能量。
古人选用能弯曲变形富有弹性的木材制作弓体，用坚韧的弦把它拉紧，再用力拉弦而迫使弓变形，这样使能量储存进去。把弦猛然松开，被拉紧的弓体急速复原，这样就把储存的能量释放作用于箭杆，将扣在弦上的利箭弹射出去。弓的弹力越强射程越远。在以狩猎和畜牧经济为主的原始氏族，弓箭的发明为人类抵御猛兽和猎物立下了丰功。
旧石器晚期遗址中虽已发现石镞，但大量使用还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后。那时原始的弓箭得以进一步改进，弓体由简陋的单体弓发展为复合弓，加大了弓的弹力。
竹、木箭杆头端装上坚硬锐利的箭头，木箭尾加羽，以增强箭的穿透和杀伤能力，加强其稳定性。不过因弓箭由木、竹制造，极易腐朽，很难完整地保存至今。所以至今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掘中，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弓箭遗存，只有装在箭上的以石、骨制成的镞大量被发掘出土。
弓箭制造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使原始部落的猎手能射中更多的禽兽，但也使弓箭逐渐成为人类相互残杀的工具，给人类带来流血和死亡。1966年春，江苏省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的316号墓中，葬有一具成年男性的尸骨，身高1．64米，手中握着骨匕首，左肱骨下置石斧，可能生前是位武士。他的左股骨上被箭射中，那枚断折的三角形骨镞残段遗留在尸骨中，深2．7厘米。经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494土300年。在云南元谋大墩子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同样获得用弓箭杀人的考古资料，据测定为公元前1260±90年。弓箭用于杀人而成为争战的兵器，应与私有制的确立，阶级社会的出现分不开。在我国的古代传说中，除了认为羿是弓箭的发明者外，也有人认为是黄帝的臣子“挥作弓”，“夷牟作矢”，强调“以威天下”，鲜明地阐述弓箭的军事作用。
史前兵器
原始战争的严酷和频繁，激化了原始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兵器最终和生产工具相分离。
经过原始人加工过的木棒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原始人同猛兽搏斗、狩猎都离不开木棒。当人们把木棒作为兵器用于战争时，就必须改变它的形状和性能，以符合作战的需要。原始木棒要保存到现代是很困难的，到目前在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都很难寻到原始木棒的踪迹，因此只能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得到启示。在我国台湾省兰屿居住的耶美人在本世纪初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他们使用的兵器对我们研究原始兵器颇有启发。耶美人用的木棒一般长达2．8米，头部修削成近似刀的形状，中部修削得较细，大概是为了便于执握的缘故。这种木棒是耶美人在氏族战争中使用的一种重要兵器。
原始人在木棒的头端绑缚上一块石头，就形成原始的石锤。为了把木柄安装牢固，又在锤头中心钻成圆孔，把锤头和边缘琢磨出尖凸的刃齿。吉林省西团山遗址发掘中出土多件石锤。
把木棒的头部修削成尖状，就是原始的矛枪。和原始箭的发展演变相同，矛枪是从削尖头的木棒发展到在上面缚上石矛头或骨矛头，并用于狩猎，以后转化成兵器。在新石器时代，石矛头开始出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多有出土。如山东省潍坊姚官庄遗址中发掘出土的7件石矛头，多用千枚岩制成，其中一件长15厘米，两面居中部有脊棱，剖面为菱形。
戈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兵器，其雏形曾出现在广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中，可能起源于原始农业中使用的石镰或蚌镰。石镰和蚌镰是收割庄稼的生产工具，它的钩割效能使其在原始氏族的战斗中被用来钩砍敌人。
在耶美人那里，不仅可以看到原始的进攻性兵器，也保留着防护装具的原始形态。耶美人的原始防护装具有甲胃和盾牌，它们都是用藤条或藤皮编制成的。藤甲的外形很像一件前面开身的坎肩。编制时后背先用纵横各3根粗藤条编成框架，然后用大约30根左右缠着藤皮的较细藤条，上下横编在框架上，形成身长约50厘米，肩宽38厘米的略呈长方形的背甲。前胸分左右两部分，编织方法与编织背甲的方法相似，再从两侧腋下与背甲编成一体，上面留出袖孔以伸出双臂。为了增强防护的效能，耶美人有时在藤甲的表面贴上一层纯鱼的硬皮。除了藤甲外，还有用藤条编制成的胃，用来防护头部。耶美人还用藤条编制盾牌，这种盾牌是用粗藤条编成的，大小不一，高度约相当于人体高度的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以便用来遮护战士的躯体。
原始人的甲胄和盾牌除了采用藤术等材料编织外，通常还选用兽皮制作。初始时人们只把整张的兽皮披裹在身上，以抵御对方的攻击，后来开始裁制加工。如本世纪初云南省傈僳族曾使用过一种原始的皮甲，将两张生牛皮缝在一起，长度约1米，然后在上面开一个舌形的缝，沿缝把切开的皮革掀起来，这就是皮甲的领口，士兵把头从领口穿出来。皮甲的下半部垂在胸前，另外一大半垂在背后，在腋下用绳索将前后两部分联结起来。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的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已经形成体系。进攻性兵器中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和卫体兵器。远射兵器中主要是弓箭，在箭端装上以石、骨、蚌制作的箭镞，特别是用穿刺和杀伤力较强的磨制而成的三棱锥体石镞，还有用以投掷的石球和陶球等。格斗兵器有能够砍杀的石斧、钺等，还有能够扎刺对方的骨矛和石矛，砸击对方的木棒和石锤，能够钩啄的石戈等。卫体兵器中有石头或兽骨制成的匕首或短矛，还有嵌装石刃的骨匕首等。防护装具主要是甲胄和盾牌，多采用藤条、皮革等材质编制而成。
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人类生存的需求。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贪欲使得原始战争逐步升级，兵器最终从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而且促使原始兵器的制造业形成一定的体系，从而使我国的兵器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经过考古学者长期探索，终于揭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神秘面纱。从远在4000年以前的二里头文化中，获得了技术较为成熟的青铜器。特别是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了冶铜炉的残壁，清理出带有铜渣以及铸造铜器时使用的泥质铸模——陶范的碎块。这些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较熟炼的冶铸技术，而且青铜冶铸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遗址中发掘出的青铜器，除铜凿、锥、小刀等生产工具外，已有铜戈、戚等兵器。
其种类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特点。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2件格斗兵器铜戈。一件戈长32．5厘米，戈援的上、下都有刃，向前聚成锐利的尖锋，援与内区别明显，内后部有一个圆穿，穿后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凹槽内可能嵌过绿松石，在“穿”和“援”之间，留有安过“斫”的痕迹。这件铜戈制作甚精。在遗址中采集的另一件铜戈比前一件略小，援部相同，为直内方穿，援内界线不明显，在内后有4个齿。从2件戈的形制看，这一时期的铜戈已在形体方面形成特征。使用时主要是勾、研，故又称“勾兵”，也可以用尖锋来啄击，或用援的上刃来推击。
和铜戈出土在同一座墓的铜戚，是从斧类工具演变成的格斗兵器，长23．5厘米，戚体窄长，戚刃呈圆弧状，戚内较扁平，戚体与戚内之间有凸起的“阑”。
1972年发掘的二里头宫殿遗址中出土的铜箭镞，属于远射兵器。镞体呈扁平状，制成形状规范的双翼有脊的镞，双翼向后伸展成倒刺，向前聚成尖锋，后面带有插接箭杆的镞。这种扁体双翼的铜镞射程远，具有较强的杀伤能力。
二里头遗址中获得的青铜兵器铸造技术已有了相当的水平。从形制上看，它明显地与生产工具分开，但是它们的形制如此规整，表明这不是青铜兵器始起阶段的制品。由此推测，中国青铜兵器出现的时间应该比这批出土的青铜兵器时代早。二里头遗址中，出土青铜兵器的地层属二里头三期文化，相当于早商时期。据古代史籍中记载夏代“以铜为兵”，为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夏代就有青铜兵器用于古代战争中。夏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掠夺财富，必须建立军队，发动一场场激烈残酷的战争。因此，当时更加重视兵器的研究和制造，而兵器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青铜冶铸技术的提高。
跨入青铜时代的兵器
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约在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历史从夏开始，经历了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后延续近2000年左右。人类对青铜冶铸技术的掌握，使得人们开始懂得用青铜制造兵器，促使兵器的制造业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人类在跨入青铜时代之前就对金属铜有了初步的认识。最早被人类认识的大约是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红铜，它可能是在人们寻找各种适合于制造工具的石料时而被发现。红铜比石料坚硬，富有光泽。人类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历程，逐渐探索出冶铸金属的奥秘，跨过了通往青铜时代的门槛。至于古代人们何时开始冶炼红铜，现在还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但从我国目前获得的田野考古资料中得知，最早的铜质工具是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和甘肃省永登城蒋家坪遗址中发现的铜刀，属于青铜器，用单范铸成，距今5000年～4000年。在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小型的铜制工具，其中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铜锥，经过鉴定是黄铜器，距今3000多年。在甘肃、青海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小型铜工具，除了多数为红铜制品外，还有少数的青铜器。在甘肃省永靖秦魏家、大何村、武威娘娘台都发现了刀、锥、凿、斧等铜工具。青海省贵南孕马台遗址中出土了直径8．9厘米的铜镜，铜镜的背面铸有七角星纹饰，制作较为精细。这些铜器多采用锻、铸法。从东乡林家出土的青铜刀和永登蒋家坪出土的残钢刀来看，我国在夏代之前就已出现了青铜器物，虽然没有完全进入青铜时代，但是离青铜时代为期不远了。到夏代时，人们逐渐掌握了用铜、锡、铅按不同配比冶铸青铜器的技术，随着冶铸炉中点燃的烈火，中国开始跨入青铜时代。
山东龙山文化和甘肃、青海齐家文化发现的小型铜工具，没有任何一种是作为兵器使用的，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获得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兵器。
殷商时代的铜兵器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公元前16世纪，商汤兴师伐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商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甲骨卜辞中记述，商王武丁时已有用左、中、右为名编制的3个师，每师1万人。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王亲自出征的记载，到商代末期的牧野之战时，商纣王率兵多达17万与周作战。《诗·大雅》描述当时的战争情况是“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这种变化对兵器的产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从考古资料和对青铜器的分析研究中得知，商代的冶炼工艺已经超越了由矿石混合冶铸青铜，发展到由纯铜、锡和铅按不同配比来冶铸青铜器的较高水平。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也具有较大的规模，因此有了改进和扩大铸造青铜器的雄厚物质基础。
商代用于格斗的兵器主要是青铜戈，全国各地发掘的商代墓葬几乎都有戈出土，数量极多。除步兵装备戈外，战车上的武士也以其为主要格斗兵器。例如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发现的1辆商代战车上，殉葬的3名武士都装备着戈。商代的铜戈制作甚精，许多戈的内上铸有纹饰或镌刻铭文。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象形的“戈”
字，字形如实地描画出商代铜戈的形貌。西周的军队也大量装备茸，《尚书·牧誓》篇记载，商末周武王率军讨伐商封王，在牧野誓师，周武王在誓词中命令全军将士“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这场战争开始后，由于商代军队“前徒倒戈”，导致了商朝的覆亡。由此证实，戈是商周时期军队用于作战的主要兵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