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收藏的三次高潮与五大名家
——对海派收藏的史述与研究
引言：对海派收藏的史认
长期以来，笔者不得不无奈于这样的现实：在中国收藏史的探索与研究中，海派收藏一直是处于出局的状态。由此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收藏史上的盲区和悖论。海派收藏明明是中国近现代收藏史上的集大成期、鼎盛期，及正式进入现代史意义上的转折期，然而却被忽略乃至遗忘了，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史学上的认同和学术上的评述。
收藏，作为一种文明传承、人文模式和公共行为，是和一定的历史氛围、社会背景、文化形态和经济成因等相对应的。“海派收藏”，作为一种归属性、地域性、专业性的界定，其主体特征是由收藏取向、收藏方式、收藏规模、收藏品位、收藏成就等构成的。海派收藏，无疑发轫于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1月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形制的开放、都市经济的繁荣、工业文明的崛起、中外商贸的兴盛、市民意识的觉醒而崛起。葛元煦在1876年刻印出版的《沪游杂记·古玩》中就相当具体地写道：“古玩铺兵燹后搜罗甚富，金陵人业比居多。市在新北门内大街，列肆陈设，如磁铜、玉石、珠宝、字画，品目不一，价值巨万。”由此可见，海派收藏作为当时整个“海派文化圈”的组成部分，已是潮头涌动，风云际会。
从19世纪中、晚期及至20世纪后，上海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正是在上海三种突出的优势——都市经济优势、都市文化中心优势、都市社会意识优势的作用下，海派收藏由兴及盛，正式迎来了辉煌期。因此，从收藏史学评判及收藏谱系评定来看，海派收藏对整个收藏文化的建构、收藏秩序的建立、收藏机制的打造、收藏群体的形成、收藏品位的提升及收藏理念的引导都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一、由兴及盛的海派收藏三次高潮
人类的收藏史，几乎是和人类文明史同步的。华夏民族的收藏史，最初始于原始社会。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牙雕、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透雕象牙筒、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兽形玉饰等，都属于原始先民的藏品。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收藏史料，滥觞于周朝，据《周礼·春官宗伯》载：“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天府”就是王室收藏的专职部门，由春官负责。经秦汉魏晋而至隋唐之际，由于庙堂帝王的推崇、官绅士商的喜好，收藏已成风气，朝野共兴。在如此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如此漫长的代际相传下，中国收藏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北宋，并于大观至宣和年间（1107—1119）达到了极盛。其时当政的正是有“艺术皇帝、书画天才”之称的宋徽宗赵佶。皇宫内宣和殿、博古阁、尚古阁等珍藏各种古玩文物，尤以书画为大宗，“宣和”收藏印独领风骚。而《宣和画谱》乃是宋徽宗钦命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皇家收藏大典。中国第二次收藏高峰出现于晚明时期，以嘉靖至万历（1500—1573）年间最为鼎盛。其时的收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公共人文行为，特别是随着各地城市的兴盛，商贾士绅及文人学子已成为收藏的主体。嘉兴项元汴是这个时期的收藏巨擘，当时的私家收藏已可以与皇家内府珍藏比肩。中国第三次收藏高潮出现在清代康雍乾年间，尤以乾隆年间（1736—1795）为极致。皇室贵族、文武官吏、商贾士绅乃至平民百姓，全国公私收藏已蔚为大观，由盐商支撑的扬州已成为全国收藏品汇聚、交易的中心。
正是在中国三次收藏高潮的历史铺垫及收藏界传统的引领下，开埠后的上海，凭借着商业之市、金融之都、工业之城、人文之地的独特条件，迅速崛起于中国收藏界。海派收藏，从本体属性来看，是开放性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拓展，不拘一格；从群体构成来看，是移民性的，尤以江浙人居多；从历史形态来看，是现代性的，中西交融、运作规范、机制先进；从系统成就来看，是高品位的，许多收藏品都是国之重器、业之精品、传世极品；从社会背景来看，是市场性的，具有经济上的支撑和交易上的调控；从学术贡献来看，是创建性的，它为现代文物学、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市场学乃至图书馆学、版本目录学、文博国际交流学等都提供了系统的资源及专业的经验。由此，我们可以客观而公正地确认，海派收藏是中国收藏史上的第四次高潮。海派收藏在中国收藏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古代收藏史的终结，及现代收藏史的开端。
笔者考证，海派收藏史，曾历经三次高潮，其中尤以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为鼎盛。海派收藏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的同光年间。上海于1843年开埠，随着租界的建立、外国金融的进入、中西文明的交汇，上海的社会结构及人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座原本匍匐于长江边上，以砂船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封闭型的吴越小城，一下子成为东南沿海开放型的都市。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曾说：“在洋场，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骎骎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据笔者查阅《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所载，1853年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仅五百多。1854年小刀会起义时增至两万多。1860年8月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时，租界人口一下子上升至三十多万，1862年1月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时，租界人口增至五十二万多。而到1862年6月忠王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而第三次攻打上海时，租界人口已激增至七十多万。“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客观上刺激了上海华界与租界城市一体化的进程。自租界实行华洋杂处以后，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的主体，华人绅商在租界的利益日见加大。至于租界的洋商，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彼此有许多共同的利益。”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这些涌入租界的中国人虽然以平民为主，但其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上海近郊及苏浙皖地区的官僚士绅、商贾巨富及世家弟子。于是，中国历代传世的名家书画、官窑名瓷、钟鼎铜器、碑帖古籍、金石钱币、玉器紫砂等随着这些逃难的人群，汇聚于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一曲民间竹枝词在都市的大街小巷响起：“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寿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由此形成了上海的第一次收藏高潮，并涌现了吴大澂、潘祖荫、丁福保、周湘云、高邕、胡公寿、狄子平、张子祥等收藏大家。
海派收藏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后期。此时的上海已不仅是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更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际投资市场，如银行业集中的江西路段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上海黄金市场的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超过法国、日本和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外汇市场也由于汇丰银行的巨大吞吐量，成交数量巨大。”同上，第272页。经济的发达、金融的勃兴、投资的活跃为海派收藏提供了相当丰厚的财力。如对这种收藏财力作历史的量化考核和规模评定，那么可说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就以中国收藏史上第三次高潮康雍乾时的扬州来讲，当时仅属一个行业的盐商财力又怎能和一个国际金融都市的财源相比较呢？
与这种现代化的发达的经济形态相对应的是这座城市的人文素质与收藏认知也是与时代相接轨的。“上海工商、金融资产阶级领导着社会新潮流，构建了上海都市文化与人群性格，刻画了上海人的基本形象，导引着上海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海人‘理性经济人’的特征正是其人格投影、造型与复制。”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这个时期所涌现的海派收藏家，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历史传承的意识，又有现代开放的理念和宏观开阔的视野，从而形成了一个高端的收藏群体和领军团队。
为了佐证上述观点，笔者在此不得不提到两部有关海派收藏的重要著作，一为《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一为《王季迁读画笔记》（中华书局，2010年）。张葱玉的日记始于1938年1月1日，终至1941年的12月25日，而这正是海派收藏第二次高潮中的黄金时段。张葱玉以细致精要的笔墨记录了他整个收藏活动，从藏友相交、探讨甄别到鉴赏考证、收购议价。如1938年5月5日载：“尹默斋中观高阳李氏（石曾）所藏颜鲁公草书《刘中使帖》，碧笺本，（八）行，墨气浓沉郁，的是上品。……余收鲁公《竹山联句》册子，楷书如拳。”1939年9月14日载：“伯韬同叔重来，携张萱《唐后行从图》见示。人物凡二十七人，大设色，竹树用墨，真古画也。”此类记录，整本日记皆是。而《鉴赏家王季迁的笔记》中载，当时王季迁几乎每天都到吴湖帆的家中，与庞莱臣、张葱玉、张大千、谭敬、张伯驹、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讨论藏品、鉴定书画。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都市，上海收藏的市场化动作及商品化交易也是相当规范而成规模的。如上海老城隍庙的“四美轩”茶楼就是颇有影响和档次的古玩交易市场。据清宣统元年（1909）出的《上海指南·卷八》载：“四美轩”有前后之分，前是以古玩饮客为多，后是以玉器饮客为多，后又在此开设了顾松记、鑫古斋、松古斋、恒益兴、崇古斋、孙文记等古玩商号。而于清末民初在上海租界内所出现的“五马路（今广东路）古玩街”，发展至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其大小古玩商行店铺已达二百一十多家，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国际上最大的古玩交易流通市场。这些古玩商行店铺有的为欧美人所开，如其中的“古德匿古玩行”，就是以专售金石书画及宋代定窑瓷器而享誉沪上。而由浙江财团领袖张静江组建的上海“卢吴公司”成立于1911年，它不仅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古玩公司，同时亦开拓了海外古玩交易市场，也曾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供了不少经费。至上世纪30年代公司的海内外业务进入了全盛期，并在海外建立了分公司。
在查考海派收藏第二次高潮的出现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因，即1937年8月淞沪抗战的影响，在这之前已有大片国土沦陷，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大量涌入租界，据有关记载，此时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已达166万之多，而实际人数远远不止于此。那些士绅商贾、官僚豪富及名门望族之后携带的历代珍品文物数量之多、品质之精、种类之多，远远超过海派收藏的第一次高潮。对此，张葱玉在自己的日记中就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载。同时，由于“孤岛”时期租界内金融业的兴盛与稳定，也吸引了海内外的不少游资。“据统计，到1938年夏，上海的游资高达5亿元，1939年更增至12亿元。此外，欧战爆发使得香港数以亿计的资金转移到了上海。凡此种种，给‘孤岛’时期上海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廉价的劳动力，扩大了市场需求。”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第413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经济形态及人文环境下，第二次海派收藏高潮达到了鼎盛期，并涌现了庞莱臣、吴湖帆、张大千、周湘云、刘晦之、瞿启甲、张葱玉、王季迁、叶恭绰、郑振铎、李荫轩、袁寒云、谭敬、孙伯渊、陈器成、陈光甫、刘海粟、徐悲鸿这样一批收藏家精英团队，这也是海派收藏家中最有造诣与实力的大师群体。而海派收藏中相当一部分的精品、孤品、名品都是在这第二次高潮中汇集的。
海派收藏的第三次高潮则是在1949年前后，一批国民党的高官要员及一些老板商人集聚上海，他们随身携带了一批珍贵的历代文物。上海生活的动荡，机票、船票的疯涨等原因，使他们只得抛出一些书画藏品，如范宽、马远、米芾、黄公望、倪云林、仇英、文征明、董其昌、八大、四王、四僧等宋元明清的名家之作。这次海派书画的收藏在数量上虽不及前两次，但在名家名作上还是很有特色的，从而涌现了刘靖基、钱镜塘、唐云、钱君匋、谢稚柳、程十发、阿英、夏衍等一批收藏名家。
二、海派收藏的五大名家与精英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