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岭南画派在上海崛起考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海派书画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艺术流派，它在历史成因上承前启后，在艺术风格上传承创新，在画派性质上海纳百川，在群体构成上大师辈出。而海派书画重大的转型与突破期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
然而，历史时常有惊人的因缘契合之处。也是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继海派书画之后，又崛起了一个由精英群体构成，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当的艺术影响的画派——岭南画派。而岭南画派重要的确立与奠基地，亦是在1912年的黄浦江畔。于是，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两个艺术流派相逢相遇了，由此导致了一种巨大的艺术嬗变、强劲的画派革新、勃发的群体创造和激扬的笔墨驰骋，并为近现代中国美术拓展了绚丽的时空和华彩的时段。
岭南画派，顾名思义是以五岭之南的区域性、人文性、风格性与群体性为主体的艺术流派，然而其重要的奠基地为何会在上海？这又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历史的抉择、艺术的使命、群体的支持和风格的对应？研究岭南画派，上海的1912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聚焦点和关键切入口。
一、历史的抉择与城市的契合
美国文化社会学家C.格尔茨在《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中曾指出：文化“就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意义和象征的有序体系”，而社会体系就是“社会互动体系本身”。凡艺术之人都是社会之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从艺过程都与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下简称“二高一陈”）将一个画派的奠基地选择在了上海，体现了他们睿智的目光、开放的精神、拓展的气魄。这也表明他们成功地践行了一种先进的文化决策和英明的艺术战略。
从城市的特性和社会结构来看，开埠后的上海，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交融的辐射之地，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及外来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共通和价值互补之城。因而当时上海的工商日渐兴盛，经济日益活跃，市井日趋繁荣，它所具有的城市综合优势和社会开放程度要远远超过同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广州，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水平。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作用下，海派书画迅速崛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上海的城市结构及经济能量、海派书画的高剑父高奇峰崛起与发展，无疑为岭南画派入驻上海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文化平台和良好的艺术空间。
除了社会、经济、艺术诸条件外，不可忽视的还有政治因素，“二高一陈”选择在1912年将岭南画派“迁入”上海，也是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三要素。1912年系民国元年，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寿终正寝，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政治更新、城市发展、经济变革的新兴历史期。当时的上海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就是从上海赴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上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12年2月13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于4月3日返回上海，暂住哈同花园。此时的上海，云集了一批同盟会的领导及核心成员，如陈其美、李平书、王一亭、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汪精卫、伍廷芳等。而高剑父在1906年留学日本时，就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在横滨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底受孙中山、黄兴委派，高剑父返回广州，主持南部同盟会工作，筹备组建“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光复广州等重大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新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鉴于高剑父的影响及贡献，有人推举他。高此时却表明心迹：自己有志于艺术。从1912年起，高剑父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艺事，从革命家转向了艺术家。而1912年上海的政治环境与人脉关系，对高剑父来讲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与亲和力。为此，他向广州新政府提出发展美术事业的经费支持要求，时任省长的陈炯明与高剑父是朋友与战友，高是陈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于是陈炯明慷慨拨款10万元（当时1元折合今人民币约44元，见《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912年的人间四月天，正是江南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二高一陈”从岭南广州来到了上海，创立了“审美书馆”。6月5日，正式创刊发行了进行“艺术革命”的《真相画报》，画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高举起中国画革新变法的大旗，并在第一期上刊出了陈树人编译的《新画法》。
1912年，从国际背景来看，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列强放松了对东方殖民地的控制；而从国内背景来看，由于旧时封建专制的生产关系被打破，近代上海工业商贸，特别是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而这一年国内各华资银行亦将总行集中迁往上海，银行集中的江西路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可见在这个“最有利的时期”及“金融高峰期”，“二高一陈”来到上海及《真理画报》的创刊，对于岭南画派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编年史的作用，不仅宣告了一个画派的政治主张、艺术追求和流派构成，更奠定了一个画派的事业根基、社会影响及未来发展。正是在风云际会的1912年，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上海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呈现出一种相当开放、充满活力的都市风范。而这不仅为来自异地他乡的岭南画派构建了一个立足发展的生存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创造的都市舞台，使“二高一陈”在这里寻找到了他们政治上的同志、艺术上的同道和事业上的同门。这个历史的抉择与都市的契合，对于岭南画派来讲无疑具有开天辟地的创世纪意义。
二、群体的支持与经济的支撑
1912年，对于海派书画来讲，也是非同寻常、狂飙突进的一年。在这一年，“诗书画印”四绝，善于汲古纳新、自辟蹊径的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使海派书画自赵之谦、任伯年之后，拥有了一位最杰出、最有建树、也最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此时，由于一个王朝的覆灭，一大批前清的高官大吏、名流鸿儒先后汇集到上海，他们是陈宝琛、陈三立、康有为、朱祖谋、沈曾植、张謇、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这批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上海实行了集体转岗和华丽转身，加入了海派书画群体，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师群体和人才高地，使海派书画获得了一个更新换代的高端发展契机。如此强势的阵容乃至豪华的组合，使1912年的上海艺苑呈现出了衔华佩实而绚丽芬芳，文采风流而独领风骚的局面。
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也正是在1912年这样一个历史变更期来到了上海，和海派书画的这个新兴群体不期而遇、结盟从艺。尽管当时的岭南画派在群体的构成、艺术的地位、社会的影响、创作的成就上还不能和海派书画同日而语，就拿“二高一陈”来讲，他们的个人从艺年龄、造诣、资历还系年轻的一代，当时的高剑父最年长，才33岁，高奇峰23岁，陈树人28岁。而以吴昌硕为领袖的海派书画家大都属“二高一陈”的师辈，如其时的吴昌硕已68岁，陈宝琛已67岁、沈曾植已62岁，康有为已54岁等，可谓是德高望重而人艺俱老。但敏锐而聪慧的“二高一陈”以其特有的审时度势的能力，确认海派书画的艺术精神与其岭南画派的精神还是相通相契的，因而义无反顾地欣然来到上海，而海派书画群体以其相当的热情、宏大的雅量及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当时还年轻、弱小的画派，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的共同体。
一座城市的主体精神、文化能量和价值取向，从终极意义上讲“还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正因1912年的上海云集了海派书画这样一个强大的阵营和高端的群体，并以其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岭南画派的到来作了基础性的铺垫和拓展性的准备，而这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机遇。于是，海派书画对岭南画派所作出的不仅仅是个人更是群体性的支持、交流和互动、结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给“二高一陈”以宝贵的扶植，与他们相处友善。当喜好篆刻的高剑父带着自己的印稿去请教吴昌硕时，缶翁对其篆刻的刀法、字法及师承等作了具体的指导，他从此改学秦玺。缶翁的得意门生徐星洲还为高剑父操刀刻印。而海派书画群体中擅长美术理论、学术著述的黄宾虹在《真相画报》创刊前夕，便在他主笔的《神州日报》上率先刊登了《真相画报》的发刊词：《〈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一文。6月5日《真相画报》创刊号正式发行，6月21日，第二期出版，就在这一期，黄宾虹又撰写了在艺界及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真相画报叙》，并刊出了黄宾虹的设色山水画《竹西芳径》。黄当时在上海是具有代表性的美术理论家，他的撰文评述为《真相画报》的刊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与此同时，海派书画家中资深的胡寄尘、马星驰、沈心海等人亦从创刊号起就在《真相画报》上发表作品。胡寄尘是黄的安徽同乡韫玉的胞弟，韫玉是吴昌硕的好友。胡亦是一位反清志士，自称“一个革命党”，他的诗作《秋夜》等就刊载于该画报的创刊号。沈心海曾参与创办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画报上的“历史画”大都出于他的手笔，高剑父、高奇峰对沈具有鲜明“申派”（亦即“海派”）风味的人物画，很是欣赏。随后，吴昌硕、王一亭、黄山寿、倪墨耕等人的画作也刊登于《真相画报》。“我们不难发现，高氏选择上海同人，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之外，隐隐中还有着艺术互补原则的考虑。没有这些上海同人的介入，办报无疑要艰难得多，画报的内容不会那么精彩。”（《黄宾虹年谱》）
海上画派群体对岭南画派的支持与援助，为之摇旗呐喊，为之造势助阵，不仅使这个外来的初创画派在上海立稳了脚跟，建立了艺术大本营，而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及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借鉴了一种现代的运作方式及新兴的经济形态。正是上海商贸的繁华、经济的活跃及市场的竞争，使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即从书斋画室型、文人雅士化转向社会现实，遵循经济规律、接受市场检验，关注受众营销，由此确立了海派书画的现代经济形态与市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一个画派的经济形态和从艺方式有着直接而本体的关系。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基本保障和相对独立，这个画派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在创办《真相画报》的同时，还效法海派书画开展了积极的经济营销活动，使艺术和经济接轨，赋予画派以至关重要的“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