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高者多疑，的确如此，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坐稳的江山易于他手，谁都希望能够永远地紧握权柄，因此历代的实权派们无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清朝的雍正帝是在剧烈的夺权斗争中登上皇位的，为了巩固得之不易的成果，他不得不依靠特务手段来维持其统治。
雍正上台后的第一年元旦，状元王云锦早朝完毕后和亲戚朋友们玩纸牌。玩着玩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张牌，怎么也找不到。大家觉得很扫兴，也就不玩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百官：“昨天元旦，卿等在家，作何消遣？”众官员依次回答，有的说饮酒，有的说下棋，王云锦诚惶诚恐，老老实实地说：“微臣实在有罪，昨天与戚友玩了一回纸牌。”雍正笑道：“不欺暗室，乃真状元也！”说罢，从衣袖中拿出一张纸牌给王。王云锦一看，正是昨天丢失的那张纸牌！
按察使王士俊即将赴任，大学士张廷玉推荐给他一个长得十分健壮的仆人，伺候起居。这个人善解人意，手脚勤快，王士俊很是满意。后来，王士俊要人京觐见皇帝，这个仆人却告辞离去。王士俊说：“你跟随我多年，并没有什么过失。我现在要人都拜见皇上，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这个人竟回答说：“你这几年做官没有大的过错，我现在也要去面见皇上，预先为你说说好话。”王士俊这才如梦方醒。原来这个人是雍正身边的侍卫，是雍正派来监视他的。
雍正不但派人侦察文武官员的动静，自己也常常微服察访。雍正六年元宵之夜，内阁供事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一个姓蓝的供事留守阁中。他闲着无事，对月独酌。忽然，来了一个长得很魁梧的男子，衣冠非常华丽。蓝某以为是内廷值宿官，急忙起身迎接，并举怀奉敬。这个人欣然而坐，两人对饮起来。这个人问蓝某做什么官，蓝某答：“不是官，是供事。”他又问蓝某：“分管什么工作？”蓝某答：“收发文牍。”此人又问蓝某有多少同事，蓝某回答：“四十余人。”又问都到哪里去了，蓝某说：“今天是元宵节，都回家过节去了。”又问：“你为什么独留阁中？”蓝某答道：“朝廷公事责任重大，如果人人自便，万一出点意外，由谁负责呢？”此人又问当这公差有什么好处，蓝某道：“将来工作期满，希望能选任一个小官。”这人问做小官快活吗？蓝某说：“如果运气好，能选任广东一个河泊所的官，就非常快活了。”此人笑问：“河泊所的官有什么快乐呢？”蓝某答道：“因为近海，凡舟楫往来，总要送礼的。”这个人笑而点头，又饮了几杯酒，辞别而去。
第二天早朝，雍正问大臣们：“广东有河泊所的官职吗？”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雍正当即下旨：“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这件事实在太出人意外，大臣们议论纷纷，惊诧万分。后来，还是一个内监偷偷述说了昨晚之事，原来昨晚同蓝某聊天的就是雍正本人。当大臣以内阁宣旨时，蓝某惊讶得伸出舌头半天都缩不回去。
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性恶，世态炎凉，皆以利害为心。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臣子迫于君主的威势不得不侍奉君主，暗中却窥测君心，欲侵其权，夺其位。因此，为巩固权势，辨明奸贤，必须得相互参伍，也就是说，要了解实情，既要有明察，又要有暗访，有时甚至还要设置圈套，诱人进入陷阱，或派出密探，四处侦缉。用阴谋对付阴谋，用诡诈对付诡诈，务必使奸人原形毕露。
然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如果单凭君主个人，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济。再说，君主用眼睛观察臣下，那么臣下就掩饰自己：君主用耳听言，那么臣下就花言巧语：君主用心考虑分析，那么臣下就夸夸其谈。因此，只靠耳、目、心智不足以察奸，君主必须舍己能而因法术，严明赏罚，以信代疑。这样一来，君主就可以不受群臣的分割，独制于四海之内，聪明的人不能欺诈，险恶浮躁的人不能施展谄媚的口才，奸邪也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
虽然在封建社会里，广布耳目、设立情报机构是历朝历代的君主们所热衷的手段，但是其造成的惶惶局面，不能不说是这一体制所产生的消极结果。因此，领导在下放职权时，一定要把握一个“信”字，力求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决不掣肘于下属。这样一来，下属干起事来才有激情，才有魄力，也才能够放心、大胆地实施自己的想法。
当然，授权之后还是要有所“疑”的，只是这里的“疑”对事不对人，即对下属在某事件中的表现，工作的进展进行了解和监察，而用人不疑则指的是对其人品、能力，即下属固有的品质的不疑，其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在退让中行进
——曾国藩宁让权也不丢势
古人治世颇讲究“人治”，因此“人在政在，人去政空”是很普遍的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前人跌蹶，后人拾级”，就是讲事业有传人，但在古代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就是大多数人太看重名利，太舍不得放权了。而只有那些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却又“弓不拉满，势不使尽”的人，才是真正玩弄权势的高手。
然而，高处不胜寒，中国古代读书人玩政治，几乎没有一个能成功，无论是满腹经纶的孔子、韩非子，还是骁勇善战的韩信，都失意在权力场中。但惟独曾国藩是个例外。政治就是权力，不懂得运用权力的人肯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曾国藩是位权术大师，他从不揽权、专权，更谈不上窃权，但他却成为清代近300年来权力最大的汉臣。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他看透了权与势的密切关系：只要牢牢掌握了“势”，就不怕没有权力。所以曾国藩始终坚持一点：宁肯放权，也决不丢势。即便他人去楼空，他的势力也仍旧控制着清朝的大权。
曾国藩自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踏上仕途后，就一直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直到去世，他的主要精力，同其他封建官僚一样，都放在了处理复杂的官场关系上。对此，曾国藩感慨万千。咸丰七年，他因受不了各方掣肘的压力，恳请归乡守制。他上言道：“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事实上，曾国藩办理政务，碰上的都是一些与之为难者。刚开始办团练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思培就不买他的账，结果发生绿营兵围攻湘军，甚至攻人曾国藩团练大臣公馆的事件。如果不是曾国藩仓皇逃走，几乎惨死于乱兵之中。曾国藩要求骆秉章严肃处理肇事者，可骆秉章却不闻不问，最终迫使曾国藩离开长沙。
咸丰六年，曾国藩被困江西。太平天国石达开率部节节逼进，连克重镇，南昌、南康两地，岌岌可危。就在救兵不到、粮饷难继、外有强敌的困境中，最令曾国藩气愤的是，他的同乡且又与之共事过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此时却处处作对，不仅不输送粮饷，就连用地方一个人也不许。继任者文俊则排挤更甚，不供饷尚且不说，还使曾国藩的一支部队全军覆没，湘军骁将毕金科命丧疆场。官场互相倾轧、排挤的事实使曾国藩实在不堪忍受，于是萌生了“不欲得问世事”的念头。由于刘蓉等人的劝说，他才勉强坚持了下来。
当然官场之中的争斗只是一个小的方面，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决定一个封建官僚荣辱生死的，是皇权。这一点，曾国藩到地方以后，体会愈来愈深刻，这使得他最终学会了如何在权力场中明哲保身。他编练湘军，手握一支强大的武装，虽然功勋赫赫，却也正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自他领兵之日起，清廷便一直对他很不放心，担心他力量太大，尾大不掉。许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带着兵部侍郎这个虚衔，用人、用兵、用饷，处处受制于人，无法施展拳脚。而清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方面让曾国藩苦苦支撑危局，保大清江山不倒，一方面又不能让他的势力发展太快，以致无法控制，重蹈历代亡国之祸。
经过几年的官宦生涯，曾国藩通过反省以前的种种得失，终于对权力的运用也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一变化，是他由申韩之术向老庄之学的转变，也是由刚直向阴柔的转变。此后，他奉行的基本用权之道便是“大柔非柔，以屈求伸”，可谓得到了权变的“真谛”。
儒家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但在实际的复杂场合中，却不可能处处遂愿，许多情况下都有可能碰壁，甚至失败。如果一味坚持，到头来只会把上上下下都变成敌人，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经过一番反省，曾国藩领略到了另一种权变境界，他的行事风格，也由原来的方正，变为之后的圆通。此前，他对清廷官场习气非常反感，自己也检讨说“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出山之后，改弦易辙。以前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也逐渐得以缓解。如他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关系便日渐好转，为其充分施展权术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与清廷的权力角逐中，曾国藩充分施展权变之术。他不再一味抱怨世事艰辛、权势不专，当咸丰帝命其出山率军到江浙围堵石达开时，他借机找了个台阶下，从此不再要官要权。咸丰帝见他比原来听话，对他也便稍微放心，曾国藩要钱要粮时，尽量给予满足，上疏推荐人才，也大多任用。到咸丰末年，虽然曾国藩仍旧是侍郎的虚衔，却指挥着许多地方大员如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人，湘军将领即使官至提督、总兵，也仍旧在他统帅之下，实在是军事史上的一件怪事。
之后，咸丰帝终于授任他为两江总督，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自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调整，他的幕僚也都平步青云。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彭玉麟被任命为水师提督、兵部侍郎，曾国荃、刘蓉、李桓、蒋益澧都升为布政使。这样，东南数省不仅尽归曾国藩管辖，各省的主要文武官员也都是他的部下、心腹，实际上成了东南半壁江山的主人。
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经过数年的拼搏，他深深体会到无权无势的艰辛。“治事公则权势，私则情谊，二者必须居一于此”，这是他的教训经验总结。他说“军事无权不威，无势不行”，虽然说的是带兵打仗，其实是官场较量的结果。他对自己面临“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的困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机会来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断施展和动用权术。
1861年，李秀成挥军攻打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向曾国藩告急，恳求速派救援。王有龄与曾国藩向来不睦，且在浙江作战时，不给湘军提供粮饷。曾国藩很想拔掉这颗钉子，派心腹出任巡抚。因此，他根本不理会王有龄的哀求，不紧不慢地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却不命他迅速人浙作战。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攻下杭州，王有龄自杀，曾国藩这才派左宗棠人浙。
另外，曾国藩对江苏巡抚一职也志在必得。当时的巡抚薛焕正避居上海，曾国藩便借口援沪，借以夺得这一职位。他想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去，但曾老九一直想攻下天京，夺得首功，不愿去，曾国藩便派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前往。在其指点下，李鸿章编练淮军前往上海。与此同时，曾国藩向朝廷上奏，说薛焕丢城失地，不能胜任，而李鸿章才大心细，可接苏抚一职。李鸿章出发不久，就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如此揽权，并非为了私利及名望，而是为了使自己在指挥上得心应手，尽快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责任。他很清楚，他的权力来自于清廷，即使他再怎么有权有势，清廷一纸诏令，仍旧可以决定他的荣辱生死。因此，在与清廷的关系中，他仍旧采取以退为进、以柔为用的权变策略。虽然位至总督，事无巨细，都详细奏报，请朝廷定夺。这一做法为的是使清廷放下心来，不会动不动就出来掣肘。因此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奏牍，这些奏牍很多都是他亲自拟写的，即使是幕僚所拟，他也要反复斟酌修改。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才懂得什么时候当进，什么时候当退。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上，曾国藩是毫不退让的。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一味斤斤计较于权力，而是把“势”放于最重地位。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伤人，也容易伤己，古往今来权奸巨恶，无不因权力导致覆亡。但“势”则不然，势指的是实力，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曾国藩宁可自己的官不要，也要为部下谋得官位名望。
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曾国藩非常冷静，当退之时，干脆利落。其最大手笔便是裁撤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湘军。历史上“兔死狗烹”的惨剧太让他心惊了，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便意识到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关头。所以给曾国荃写信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颇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者极少，深恐我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谁无事时常以危汤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他的一位朋友窦兰泉在接到天京攻克的消息便对他说：“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何如，于民何如，于家何如，于身何如，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图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为了避免这场危机，曾国藩从容退让，裁撤湘军，放弃兵权，使朝廷消除了顾忌，而曾氏及湘军也得以保持兴盛之局。
但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出于无奈。早在准备裁撤湘军之前，他就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临终时，他也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其中一点便是指此。他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慑于各方压力，解散了多支湘军，自坏长城，自己失去了坚强的后盾，导致“剿捻”无功。他让李鸿章记住自己的教训，万一有一天面临同样情况，千万不要像自己一样。乱世之中，军队切不可放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这番话无不透露了其权变的真谛，即权可让，势不可弱。
曾国藩言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一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农民军队并未完全被消灭，捻军在全国各处发动起义，反抗清廷，农民军视曾国藩为“屠夫”，为共同之敌人，所以他需要有支军队保护：另一方面，朝廷向来猜忌握有兵权的湘淮将领，特别是天京被攻陷后，各种舆论更是推波助澜，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的“功高盖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利。在老师的教诲下，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更是关乎个人宦海沉浮。于是他致函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君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就这样，曾、李达成默契，便使裁湘留淮成为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