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众的认知与选择
1.读者状况及阅读偏好
1953年，我国人口增至5畅8亿左右，⑤其中广大农民占80%以上，文盲又占绝大多数。除沿海地区及某些经济活动较活跃的内陆都市外，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水平、教育状况等都处于较低的阶段，能阅读报纸的人数非常有限。1949年后，政府开始着手提高国民的识字率，推行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新闻事业在政府的强力扶持下得以迅猛发展，传播的内容带有典型的政治宣传和政策导向特征。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在全国各地再次掀起扫盲运动的高潮。扫盲在当时被看做是“文化上的一次大革命，也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地被要求在5~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扫盲对象以14~50岁的人为主，识字教育同时被强调为必须贯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农民认字标准为1500字，工人认字标准为2000字，积极分子要带头学习。政府号令一下，立刻在全国展开了扫盲的实际行动。① 当时农村读过书的妇女极少，男人也有很多是斗字不识的文盲。户口簿上的名字是村里的书记员帮忙填的，写封信要请略通文墨的老先生代笔。为改变国民这种状况，各校的学生被动员起来，组织扫盲学习小组，采用各种方式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认字。全国上下出现“千人教、万人学”的场面。② 这场扫盲运动，有助于报刊读者的增长，特别对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人而言。
我国读者的城乡差别较为显著。在大中城市里，由于报刊的长期浸润，民众对媒介的认知和使用较农村成熟。但在1949年后泛政治化的舆论气氛下，媒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民众选择和接受信息的方式，政府机关报获得了大量读者。与此同时，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广播收音网，改变了农村地区以前信息闭塞的状况，使广大的农民可以接触到信息而获得最初的满足。他们对这些信息的认同，基本等同于对发布这些信息的机关或媒介的认同，也就是对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的认同。同时，又因对新政权的强烈认同，他们把来自媒体的报道几乎等同于政府的声音。
此外，这个时期，大部分人基本不知道所谓媒介权利、媒介责任等概念，对报纸或广播提供的信息可信度以及观点是否客观、公正等问题也少有怀疑。这个时期的民众，处于单纯接受信息的阶段。虽然新政府可以借此尽快地建立秩序，统一民心，巩固刚刚成立的政权，但为日后那些夸大、歪曲、谬误的宣传也能得到社会的信任留下了最初的隐患。
不同的社会阶段塑造着各具特色的受众，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和需要。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是读者中比较有独立倾向的阅读群体。自身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偏好，使他们与某一特定类型的报刊建立较为稳定的关系，久而久之形成心理认同，且不会轻易改变。这种心理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读者对自身价值标准和选择倾向的持守，有时甚至不过是对外面那个招牌曾经代表的意义的认同。报业公私合营后，完全独立的民间报刊最终消失，这些报纸的老读者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改变。
著名报人曹聚仁在50年代曾自港回国采访谈到，当时国内一部分读者希望产生民间的舆论机构，有人希望《光明日报》担当这个任务，也有人希望《大公报》回到旧岗位上去。曹聚仁认为《大公报》似乎比《光明日报》更能胜任一些，并以隐晦的笔法描述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对各报的选择：过去看天津《大公报》的老朋友们，“不管《大公报》的本身如何变化，也不问《大公报》的对象是否限于工商界人士”，依旧每天读这份历史悠久的报纸；而其他人则喜欢北京的《大公报》、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看什么日报，只看一份《新民晚报》就算了。这种状况使曹聚仁不由感叹“士大夫阶级的口味有同好焉”①。
而对普通读者而言，大多数人并非刻意寻求媒介的民间或官方身份，而是基于对信息的需求作出选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政府政策、法令、各种活动状况的信息需求量极大，而这个时期的民间报纸因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难能保持原有特色，其政治新闻逐步丧失竞争力，且权威性难与机关报相比，不少读者因此转向选择政府机关报。
1949年以来，推动变革的主体不再来自民众层面，而是由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这也为媒体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新闻规律，也无法忽略这种政权力量的直接介入对媒体带来的影响。在强大的宣传氛围下，工人、农民对自身的地位产生强烈的认同，知识分子则在应接不暇的政治运动下，几乎不知如何应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意见除在极短的时期内被鼓励表达外，大多数情况下被淹没在国家整齐划一的宣传体系下，它所展现的空间被限定在允许的范围内，但凡涉及社会表达、公共利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不同见解或内容，极易被等同于反国家、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政权的举动。如此严重可怕的帽子，自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2.读者的意见和要求
1950年，新闻界根据《关于改进新闻报纸工作的决定》，逐渐扩大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一般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版或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还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许多报纸甚至把比较重要的来信突出编发在头版或新闻版上。《人民日报》还规定了处理读者来信的期限、催询处理结果的制度。到1955年，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中，属于批评、建议、控诉和揭发性的信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表现了读者对党报的信任。
在此情况下，读者和报纸间的关系一度较为密切，读者对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也常积极发表意见，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社会舆论监督媒介的责任。但新闻机关统属于国家的行政管理范畴，报纸、电台等与受众的关系定位以及所要报道的内容，都受到严格规定，读者的意见并非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受重视，这种监督的影响力非常有限。随着国内政治形式的变化，新闻报道逐渐出现投政治空气所好的风气，在新闻内容和报道视角的选择上缺乏客观态度，甚至为达到宣传目的，对新闻事件或先进人物进行人为拔高。这种情况在早期即遭到过读者质疑，西北读者对一则颂扬工作新纪录的新闻报道所持的态度即为典型一例。
1960年7月，《西北铁道报》报道，兰新铁路铺轨工程挺进到小草湖至苦水井两站间，创造了一日铺轨11畅130千米的新纪录。这则新闻被列为头条，并在主标题上作了套红处理。几天后，读者们就通过电话、信件对这则报道提出看法。有读者对这则消息是否有报道价值提出质疑，认为这是“24小时不停歇、拼体力、超劳‘造’出来的新纪录”，言下之意这样的所谓新纪录没有什么意义；一位工作多年的老工程师也对报道中所说的这种新纪录付出的代价表示异议，提出“以打乱均衡生产秩序的沉重代价，换来徒具虚名的‘新纪录’值得吗”；还有的读者则对整个工程进行了估算，最终对这则记录是否可以算作所谓新纪录提出挑战，他提出“如果把创纪录前后为它作准备，扫尾‘擦屁股’的大量工作加进去，等于用3天的时间铺了11畅130千米铁路，平均每天不过4千米”。
读者的质疑，暴露出新闻背后的问题。这则新闻并非是简单的假新闻，因为数字没有错，铺轨架桥队的干部、工人们，拼死拼活干的这种精神也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种新闻里隐藏着虚假的新闻事实，这样的报道向社会传递的信息不仅无益于社会发展，甚至可能引发某些错误观念的形成，此类新闻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这类新闻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无法更正，即明知道错了，却无法以合适的方式向受众交代原因。①
此外，随着新的读者群体的成长及1949年后人们在思想意识领域经历的变化，读者的阅读选择和要求标准也发生着变化。以《文汇报》为例，它在读者中一直享有较高声望，副刊较有特色，很受读者欢迎。但在解放初期，因外部环境的变化，《文汇报》一度变得缩手缩脚，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个性上都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一些读者反映，报纸没有看头，每天从头看到尾，很难发现几条真正的所谓“新闻”；还有读者批评，《文汇报》的言论越来越少，越来越空泛，极少发表具体的建议和批评，大部分是宣传政府政策的文字，比起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如电灯下的烛光，不能使人发生细读的兴趣。有的读者认为，《文汇报》的变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有的读者说，“前进的朋友看了《文汇报》不过瘾，看党报了；落后的则去看别的报纸”；还有人说，《文汇报》“文章太深了”、“落在客观情势的后面”、“仍守着过去的传统，仍将自己束缚在小圈子里，以致对象不明，内容模糊，因此失去了广大的读者群”。① 这些评价，反映出部分读者在外部大环境变化下对报纸提出的新的要求。
1949年后，我国报刊和读者的数量虽然有很大增长，但报业对读者的服务水平却差强人意。当时，订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读者必须上门去订报。去早了不订，去迟了也不订。有些地方只送机关、团体、集体订的报，个人订的、住宿舍的不送。订报必须按月、按季订阅，不能破月，也不能破季。有读者批评报纸，即使开展微笑活动，如果你要求破月订报，则迎接你的不是微笑，而是冷若冰霜，苦瓜一样的面皮；如果有读者写信询问，提收不到报纸或信件等问题，则报社不给答复是常有的事，有答复也是油印的信，填上几个不清不楚的龙飞凤舞的字；至于要补买哪天的报纸，对不起，没有。②
其实，这也直接触及我国解放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邮发合一造成的读者与报社隔膜、脱离的弊病。政权在人民手中，邮局是人民的邮局，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上述种种情况，种种规定，导致群众发问“是为人民服务呢还是人民为邮递部门服务呢？”③
3.《我的丈夫·我的蜜月》风波
1957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夕，中新社发表题为《我有了幸福的家庭》一文，介绍了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④结婚后的生活。此则新闻随后发往印尼最大的华文报《新报》和香港《大公报》，又经上海一家党报从香港转载回内地，题目使用了经《大公报》改动后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该文在国内刊发后，立即在上海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对该文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篇女演员写的文章里，写到丈夫、蜜月、闹洞房、结婚等内容，属于黄色文章或至少是不严肃、不健康的，作为党报不应刊登；与此同时，一部分来自新闻界、文化界的人和读者则为该文辩护，提出虽然《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写的是恋爱、结婚、洞房、蜜月，但内容健康、情操高尚，不仅感情真挚，而且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毫无黄色内容，党报刊载有何不可？作为党的机关报，也应该关心和反映人民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恋爱和婚姻在内，不必大惊小怪。
其实，中新社最初认为，范瑞娟结婚的消息是个很好的宣传题材，因而进行采访组稿，由于新中国成立前越剧女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为了能在舞台上赚碗饭吃，很多人到了年华老大也不敢结婚，甚至有些已成名多年的演员也不敢谈婚论嫁。但大名鼎鼎的范瑞娟不仅结了婚，而且举行了婚礼，这生动说明新中国女演员的处境，与旧社会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在进步的社会制度下，可以恋爱结婚，也可以有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见，报道范瑞娟的结婚及其婚后的生活是很有社会意义的。
该文转载回国内后，竟引起这样一场争论，实在是超出中新社的预料。而且这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使中新社的新闻工作者着实紧张了一番。后有人同毛泽东谈到这次争论，据说毛的意见是“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不算黄色文章吧！”如此，中新社新闻工作者心中的惶惑才逐渐消失。当时该文给中新社惹来的麻烦，在社内也是尽人皆知的。① 此后大家更加谨小慎微，无形中造成一种心态，即宁可不刊登此类文章，也比登出来后既担心政府方面的态度，又要面对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无端指责要好。
1949年后，在新的舆论宣传范式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影响下，社会和读者对大众媒介及其刊载内容的认知发生着分化。部分读者逐渐被培养出不同以往的阅读习惯，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报刊的取舍标准。在强大的新闻宣传体系下，社会公共生活和民众个人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呈现泛政治化倾向。随着媒介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极度膨胀，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标准开始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娱乐等各方面。不少人在此过程中，失去属于自我的价值判断能力和欣赏鉴别能力，将个人的需求依附在某种权威理念或框架下，甚至产生盲目认同。
这种认同使人们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的同时，也导致一部分人盲目排斥和他们自身认知的主流价值标准不符的事物，并在固有的思维驱动下，倾向于将生活中的正常事物与大问题挂钩，用简单的“二分法”处理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问题。
二、新闻界的灰色记忆
1.浮夸、造反、大批判
新闻界的浮夸之风以“农业高产卫星”而达到登峰造极，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黑暗一页。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农业“高产卫星”开始频繁腾空，各地农业高产的信息竞相登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五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亩产3530斤。随后，各地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而后水稻“卫星”也先后升空。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麻城县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在此过程中，《人民日报》在8月27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这样的舆论导向，对推进这场新闻谎言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截至9月25日，小麦亩产的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某公社的130435斤。① 这些虚夸到可笑的数字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全国报纸上，甚至配有图片说明，新闻失实已达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早期，帮派组织的小报曾泛滥一时，成为报刊宣传的又一个特殊现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鼓动下，社会上及各个单位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各种帮派组织纷纷成立。与此相适应，五花八门的帮派组织的小报也涌现出来。最初由学校、机关、工厂内部发行，后逐渐向社会发行。这些报纸的印数，每期从几千份、上万份到几十万份不等，尤以不定期刊居多。在某派掌权或某派占优势的单位，这种小报出版比较正规，而多数小报则随出随停、随停随办。在北京出版的小报先后有800多种，全国则有几千种之多。这些小报主要靠发送，也有不少在街头零售。小报的内容和当时的大报一样，主要鼓吹“造反”，鼓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新闻较少，主要靠披露内部揭发材料、刊登“首长”讲话、攻击对立面的帮派组织来吸引读者。当时刊登的内容多有歪曲、夸大之处，充满政治鼓噪和攻击谩骂之词。1969年中共“九大”后，随着各派组织的大联合和基层领导班子的建立，这类小报才逐渐减少。②
“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被进一步肯定，新闻事业继续推行极“左”的路线。这个时期的报刊反复传播和宣传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九大”后报刊宣传中的大批判，就以此理论为指导思想。这种所谓大批判，风行于哲学、历史、教育、新闻、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是打棍子、扣帽子，推崇形而上学、片面性和形式主义。这种大批判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占据各种报刊的相当版面，都是根据中央“两报一刊”文章的口径编写出来的，空话、套话连篇。文章的作者有各报刊编辑人员，以及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成员。①
2.树立典型与影射文章
为了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发展，报刊上陆续介绍了一些典型经验，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光华木材厂等学校、工厂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这些宣传，有的是夸大渲染，有的干脆是虚构编造，也有的是以偏概全，片面性很大。但在“为路线斗争服务”的口号下，这些东西充满了报刊版面。②
“九大”前后，报刊上还突出宣传了一批有路线斗争觉悟的党员、干部、战士典型。这些典型中，有的是以假充真，甚至是陷害他人而树立起来的假典型。也有很多典型的确是好工人、好战士，但他们的“牺牲”和“献身”则是出于意外事故，某些领导却对此大张旗鼓宣传、表彰典型来搪塞和逃避对事故责任的追查。此外，在极“左”路线的控制下，对他们的宣传也有很多歪曲，主要是过分渲染他们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以鼓吹个人崇拜。再就是往往突出典型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而这部分内容往往是渲染、夸大，甚至完全捏造的。③
1974年后，“批林、批孔”中的影射文章在报刊上泛滥，其实际矛头直指周恩来。这时期的报刊，充斥着他们组织的各种评“儒”论“法”的大块文章，起带头作用的是“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组炮制的文章。这个写作组主要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和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等组成。他们以“梁效”等各式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外，还有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写作组，也以形形色色的笔名，按照“梁效”等文章的调子撰写文章，在各种报章上发表，形成“小报抄大报，全国看梁效”的局面。这些文章常常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显著位置发表，并由各大主要报刊互相转载或同时发表。影射文章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炮制的一种特殊的报刊文体，成为他们在政治阴谋活动中整人的一种武器。①
“文化大革命”中的新闻界基本失去了新闻事业的基本职业准则和道德理念，假话、空话连篇，将最高领导人物极度偶像化，刻意塑造铺陈的典型经验、典型人物，有组织、有策划的鼓动攻击性文章，含沙射影、牵强附会的大量影射文章，高度概括性的、绝对、单一、夸张的专用话语，充满阶级斗争和政治审判功能的革命语句，充斥着这个时期的报纸版面。报纸成为最大的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散布地，而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止于那个时代，当今新闻界的一些问题仍能在那里找到根源。
三、记者的责任和良心
1.从谎言到真实的发现之旅
自“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面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挑战，记者们如何持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在新闻界被假、大、空充斥的年代，他们又如何面对良心和道德的审视，去报道或公然制造假新闻？那些渡过初期的狂热、盲信以至于盲动，最终因接触到事实真相而反思的记者们，曾经历过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媒介工作者的视角来考察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及现实环境对它的影响和束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生活转入正轨后，过去被扫地出门的记者回到各自岗位或恢复了正常的新闻工作。80年代后，一些老记者通过自传或回忆性文章回顾新闻从业的经历，对新闻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认真、坦诚的反思。这些人当中，既有1949年前在新闻界已有名声的民间报纸的记者，也有早年就进入党的新闻事业，解放后受到重用的一批党的新闻干部。这批历经十年浩劫而活下来的报人大都遭到过迫害，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这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记者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担任过新闻出版署署长的杜导正②的回忆，可以使我们看到在解放后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中，新闻界是如何失去报道事实的态度以及如何与现实妥协的。杜公首先回忆了1958年“大跃进”采写新闻时的真实情形，那时他任新华社驻广东省记者，撰写了一篇歌颂公社公共食堂“三餐干饭不要钱”的文章，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都登载了，还被《人民日报》登在第一版上。而他说这篇文章实际是他根据道听途说或上级机关材料写成的。
随后，新闻界迎来对全国大炼钢铁的报道。杜导正说自己“当时头脑又热又简单，对机关小院里土铁炉炼出的东西，拿起一块敲敲，当当响的便误以为是钢”，到秋后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虽然弄虚作假到荒谬程度，他也跟着热情报道。当时广东北连县有个星子公社，说每亩高产了24000斤，有知道内情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这24000斤是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的数字。他发稿时将这个信息写入括号里，但在送给省委秘书长审稿时，被责问为什么要写上括号里的数字，最后他还是违心地删去括号里的内容后发往北京了。
可见，那时的记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即使知道新闻的虚假，还是选择放弃新闻报道最基本的真实性原则，以迎合上级的需要，新闻首先关心的不是公众和社会的利益，而是必须对上级机关及其指令负责，否则就是政治问题。新闻媒体完全被政治权力所掌控，落入明知是假话还要比谁更敢说的畸形怪圈中，很少有人敢于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不少人忙于闭门造车，无暇或根本不去关心现实状况到底如何。
杜导正说自己真正冷静下来，开始思考问题是当他开始亲身调查以后。1959年，他到广东、海南等地考察，亲眼看到农民普遍饥饿的严重状况，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由此毅然写出“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的真实状况，提出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并认为1958年党在“三面红旗”上看来犯有错误。他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调查研究对报道真相是何等重要，但那个时代，讲真话开始不受欢迎，领导层的个人意志逐渐被抬举在真理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很快随着政治斗争的改变而变化。1959年庐山会议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由反对“左倾”到批判右倾的斗争上来，杜导正也因这篇文章被点名批判。①
2.从跟风失实到实际调查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记者受到极大考验。大部分人盲目地跟随政治潮流，职业理念被吞噬，不少人还对谎言、谬误的传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真正能在这场浩劫中持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记者的确是凤毛麟角，记者孙振②的经历可算为这类极少数中的典型。他与那个时代中不屈于外部压力、不跟随社会大潮的记者们一起，成为少数持守社会良心的代表。
孙振也是通过实际的调查从最初的盲信中走出来的。1958年，“大跃进”时，他正担任新华社江苏分社采编主任，就在当年夏收季节，他签发了江苏省某县一个生产队小麦平均亩产3000斤的新闻。他说尽管这是一则离实际很远的不实新闻，但那时人们思想狂热、主观唯心主义泛滥，大话、空话、假话横流，他自己在签发这条假新闻时，倒不是故意弄虚作假，而是信以为真，并且还因为那时报上已刊登了亩产五六千斤的新闻，高产“卫星”大批升空。在此对比下，他还认为是江苏省的工作不够出色，所谓高产卫星还低了一格，占不了报纸的重要地位，“在那‘大跃进’的年代，江苏省怎能无声无息呢？”于是就勉强地把这篇亩产小麦3000斤的小小“卫星”的新闻签发了。
当年秋收季节，不少报纸报道水稻高产卫星升空的新闻，有的已经达到亩产3万斤、5万斤，最高的报道亩产13万斤。可孙振在江苏省没发现，也没听说过这样的高产纪录，因此他决心到农村调查，结果发现某县报告亩产10万斤的新闻是彻头彻尾的弄虚作假。从此以后，他对未经实地调查的报告一律不发。孙振分析自己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时认为，此前签发假新闻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学知识，再加上“大跃进”狂热思想的影响，造成了虚报浮夸的错误。①
1960年冬，孙振亲自去江苏宿迁调查灾情情况，人们听说新华社记者到灾区调查反映各不相同，有的心中怀疑，担心记者不敢直言不讳；有的暗暗高兴，期望通过新华社这条渠道，把灾区的真实情况报告中央。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后，孙振把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了调查报告，其后周恩来总理看到了这篇稿件，批准给受灾地区增调粮食，缓解了灾情。但就是这篇稿件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他的反党罪行之一，面对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他说自己没有后悔、自问无罪，尽了一个记者应尽的责任。
这次经历后，孙振开始反思记者如何持守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底线，这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像早期那样盲动，也没有成为政治潮流的追随者，却采取了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态度，在那个被“假、大、空”所包围的时代舆论中找到了一处持守自己原则之地。“文化大革命”中，孙振被调到四川省工作，当时的四川激烈的武斗已经结束，但派性斗争仍然连续不断，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孙振和同事们认识到，不能昧着记者的良知去跟风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的假话。于是他们绕开所谓的“革命主旋律”，深入到农村和集体企业报道生产。更可贵的是，他们还写了大量的调查反映国营企业派性斗争不止，生产设备被破坏的情况。而这些内部情况的调查报告，和那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加在一起，综观起来，基本上符合当时四川省的情况。① 可见，在那个假大空肆虐的年代，仍有一批人坚持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在一个曾是被谎言压制的时代，留下了可信的一手资料。可惜的是，这样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其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3.记者的思考
在各种政治运动相继进行，“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后，不少名噪一时的记者，无论是民间报人还是党的优秀新闻干部先后遭受重创。大部分人被扫地出门，一部分人甚至还被迫害致死。很多经过战争年代或敌伪迫害而生存下来的记者，却没能逃过这场历史的浩劫。国内政治发生如此巨变，完全超出那些自认为了解政治的记者们的理解。
1978年11月16日，“文化大革命”余生的著名记者恽逸群在致友人信中说，“我辈所经历之事，多常情所难理解，亦过去所万万不能想象者，竟会是确确实实的事实。我们的责任，应该研究如何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件，这当然是难以收效之事？ ？当然未必有人理睬你，但明天未必没有，明夷待访，是所望于贤者，亦以自励”②。这位著名的记者此后不久就离开人世，他的希望也须留待后来者了。
徐铸成谈到中国记者的命运时曾说，所谓“无冕之王”大抵是英美社会对新闻记者的誉词，对中国而言，由于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干记者这一行而又认真对待的，不仅“不敢以此自鸣于世”，而且往往是“没有好下场”。他感叹从历史上的“董狐之笔”被誉为敢言典范，但却招致一家三门被杀害的结果，到近代有名的新闻工作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人惨遭横死，再到“四人帮”十年浩劫及以前的极“左”思潮中，卓越的新闻工作者邓拓、范长江、金仲华等先后被迫害致死，这都说明在那些历史时期根本无从谈什么言论自由，更不要说“无冕之王”了。③
国内政治生活的变动对那些一直从事党的事业，从解放区甚至是战火中走出来的记者而言，影响同样巨大，也使他们从过度迷信权威，不分是非，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无条件接受指令的革命宣传中苏醒过来，而更加趋向尊重新闻业自身的基本准则和责任，从这个方面而言，不能不说是在认知客观事实上的思想理念上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以巨大痛苦为代价换来的。在真理被藐视的时代，强大的政治压力使那些曾坚持正直和真理的人也会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自信，以致发生被时代扭曲的自我认知。
有记者通过自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政治力量对新闻媒介及记者的巨大影响力进行了反思。1959年，新华社驻广东记者杜导正出于记者的良心，客观报道了广东等地饥荒严重的消息，并提出了个人意见，不久就经历了两个月近十六场批判会。随着对他的揭发和批判继续拓宽升级，错误也越揭越多，杜导正说自己由开始的想不通到渐渐“好像是想通了”，以致表示“说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好像是可以的，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自己，在6000人大会上做了两个小时的诚恳检讨”。他在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中，对事实真相的持守最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攻破，以致能诚恳地检讨自己，觉得被这样批评是可以接受的。
但事情却并未结束。1960年5月，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记者个人的命运也在国家捉摸不定的政策中起伏，此时仅新华社就有七位分社社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次年夏天，由于陆定一挺身而出，为新华社的这七位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随后，杜导正摘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带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尾巴，被调到大学任教。1962年，中共中央7000人大会后，杜导正又被告知，广东省委认为，他对1959年广东农村形势的估计和意见是正确的。① 不知当时说自己想通并已诚恳做了检讨的杜导正，突然面对这样的结果，内心要经历何等的震撼和无奈。
从1958年到1962年的这段经历，对杜导正后半生影响很深。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又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由“抵制，到顺从，到紧跟，到怀疑，到否定”，被逼着作了许多的思索。他还特别指出党有个老弊病：“犯左倾错误，多数情况，不受责备，连自我检讨也可不做；犯右倾错误，多数被整，整得很惨，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这个弊病，沿袭多年，历久不衰”，具体到记者而言“说假话，说左话，写假报道说假话空话，也是多不被责备的”，并联系实际，提到自己所写的那些不实、夸大的文章，作为上级党政组织是从未进行过批评，可却因1959年写了一封说真话的长信，对“文化大革命”太离谱的东西说了点不满的心里话，就被整得死去活来。②
这是值得所有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它反映出的绝不仅是新闻真实的问题，而是失去真理后的社会对真理、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粗暴的践踏。在思想被极度扭曲的年代，杜导正的经历和心理路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今天在寻求那个时代新闻界失职的重要原因时，如其问责记者，毋宁反思那个失去真理和诚实的时代更现实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事业获得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络新闻媒体等在改革中前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报纸为例，到2000年，我国正式批准发行的报纸数量为2100家左右，全国报纸总印张达640亿，日报千人拥有量超过 100 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2 。1%和 93 。4%。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网络接入和服务向社会开放，网络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全国许多媒介建立各自的网站，并加强了合作。①
随着对外开放及随之而起的经济发展大潮，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显著增长，对新闻报道中存在的诸多禁区和条条框框提出质疑，要求进行新闻改革的呼声日高。政府逐步放宽媒体的报道口径，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进一步通过制订和完善新闻政策和新闻法规，加强对新闻事业的外部管理，同时对新闻界出现的新问题及新闻报道中的积弊予以监督、批评。
随着传媒集团的组建，媒介经济概念的深入探讨，各类高层媒介论坛、研讨会风行，追求如何迅速聚集资本以及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谋取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更加重视受众的需要，以各种方式来吸引受众，并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便利。
大众传媒在积极拓展自身的同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假新闻、有偿新闻等现象也成为我国新闻界亟须应对的问题。受众维权意识提高后，由新闻侵权带来的官司问题也曾一度使新闻界处于被动局面。新闻侵权问题引起关注起始于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又因新闻报道侵权造成的新闻官司迎来两次高潮。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大众传媒的对外形象。在媒介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面对挑战的背景下，媒介公信力问题已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