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陷阱在玩火自焚
美元陷阱初看起来有利于美国，美国在其中掌握着主动权，其他国家奈何不得。可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回过头看可以说，正是美元陷阱把美元自己逼上了绝路，迫使他尽早让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霸地位。
想当初，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特殊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一直压迫着黄金。在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下，黄金只能退而求其次被当做一种普通商品，它原来的货币属性被西方国家彻底否定掉了。
美国很清楚，只有美元和黄金不再有任何联系，美元陷阱阴谋才能得逞。而既然美元和黄金没什么“瓜葛”了，也就不会再有黄金的“出头之日”。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把黄金当做普通商品来看待。
所以从某个角度看，目前的黄金之所以是“黄金”，并不是因为它具有货币属性，而是美国还需要用它来做挡箭牌。否则，它同样会沦落到与钢、铁和铜等金属同样的价格和命运。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导全球经济认知后，全球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硬通货是美元而不是黄金中看出来。直到现在，全球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美元而不是黄金，由此可见一斑。在全球看来，公认美元债券的风险最小、流动性最好、最安全。具体地说，从1985年美国纽约棉花交易所成立金融部门首次编制美元指数和推出第一个金融期货（美元指数期货）开始，直到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至少是这样的。
在这期间，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1985年到1995年间，美元指数从125点下跌到80点，而黄金价格一直保持在每盎司400美元左右；二是1995年到2001年间，在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下，美元指数重新回到120点，而黄金价格却从400美元下跌到250美元；三是2002年到2008年6月间，美国放弃强势美元，允许美元贬值，美元指数从120点重新回到80点，黄金价格却从250美元上涨到660美元，并且猛涨到2011年8月的1800多美元。
容易看出，1995年以来黄金价格与美元指数之间一直保持着负相关关系，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也大抵如此——美元上涨，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就下跌，反之亦然。只是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继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这时候的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黄金价格该涨就涨，该跌就跌，完全形成与美元指数无关的独立行情。
就好比说，1995年以前的美元指数和黄金价格是一对“冤家”，任凭你怎么“唠叨”，我就是“不理你”（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的“负相关”关系，就相当于晚上睡觉的“背靠背”，虽然不和谐，但“关系”还是有的。而到了第三阶段，则是彻底分道扬镳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种“分道扬镳”实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有两点：一是表明美国历时30年的“债务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已到尽头，行将解体；二是全球各国对美元情况变坏（不是简单地指美元指数下跌）已经越来越失去信心，同时，开始慢慢地对黄金的货币属性有新的认知（所以黄金价格才会越来越坚挺）。
也就是说，黄金价格的大涨并不表明它真的比过去更值钱，或者存在着什么价格泡沫。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全球各国对美国债券不信任，对美国国债违约和美元贬值做出的本能反应——是美元不断下跌，凸现出黄金价格不断上扬。
至此，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元危机——它既是美元陷阱给自己挖坑，也表明美元已经很难从这个陷阱中走出来。正因如此，全球各国才会纷纷提出各种有关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
2009年6月，“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俄罗斯举行首脑会议，带头打响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攻击，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来维持美元和美国国债市场稳定，在经济稳定中逐步实现全球货币结构转变。
应该说，这四个国家首次联合起来抗击美元陷阱是有分量的。要知道，他们合起来占全球GDP总量的15%，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中占70%，在美国国债海外持有额中占33%。所以，俄罗斯宣布准备出售美国国债，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相继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债券，一些石油输出国开始用其他货币卖出石油，巴西总统在访问我国时宣布要和我国用本币进行结算……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被美元陷阱逼的。
长期以来，美元陷阱害得全球各国苦不堪言，于是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际纷纷“揭竿而起”。继欧元成功地被市场接受后，一些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崭露头角。除人民币外，拉丁美洲地区的区域货币也在浮出水面，海湾国家更是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推行单一货币计划。
可以相信，如果全球有若干种主要货币可以和美元分庭抗礼，那么就意味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独霸地位随之消失，美元陷阱就不再像过去那么可怕。现在美元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漩涡中一度被重新拾起，但可以预见，随着金融危机慢慢过去，这种“去美元化”进程必将加快，对美元陷阱说“拜拜”的那一天将会越来越近。
例如，2009年10月16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构想的左翼联盟“玻利瓦尔美洲国家联盟”的九个成员国就在玻利维亚开会，一起商讨如何推动新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区内贸易计价货币，以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主持会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宣布，他们的新货币名叫“苏克雷”。
与此同时，海湾地区石油输出国也在筹划如何逐步取消原有用美元定价的交易模式，推动一揽子货币计价。
2009年10月18日，海湾四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重申对创立货币联盟及单一货币机制的承诺，宣布于2010年正式推动该计划。海湾合作委员会表示：“一旦会员国同意，我们将设立海湾中央银行，并启动单一货币计划”。
至此，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伟人的一句名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正因如此，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09年11月11日在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时再三警告美国：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是美国用约200年的辛苦努力换来的，美国对此不要“想当然”。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处理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美元就有可能失去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首先要了解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怎样的。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其根本特征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美国是全球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这些决定了美元能够成为全球普遍接受的计价单位、结算手段和价值储存。而这一方面使得美国能以最低的成本支配使用全球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反过来强化他的超级大国地位。可以说，美国在挖掘美元陷阱时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只是因为担心债权人（美元储备持有者）失望或绝望，才不至于滥用这种权利（美国人很清楚，当初美国就是因滥用权利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
在国际上，目前这种货币体系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BWⅡ的混合”。这是因为当初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目的就是要通过固定汇率确保全球贸易顺利进行。可是能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马克、日元和英镑等货币之间的汇率虽然每天发生变动，国际贸易体系好像并没有乱成一锅粥，这又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BWⅡ”（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在起作用。
以中国为例：我国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必须依靠产品出口来维持贸易顺差，为此就需要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而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我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构成了所谓的“中美国”模式。直到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才算彻底打破这一“平衡”。
而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欧元和日元其次。全球各国要想抗击金融风险，得到储备货币，就必须追求贸易顺差。一旦金融条件恶化，要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金融援助，则会困难重重。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美国掌控的，美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利益需求对受援国提出各种苛刻要求。
正因如此，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遭人诟病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因而被认为改革这种体系已经到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他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师，对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以及如何改革看得相当清楚。
2008年8月，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储备货币制度）提出批评，认为这意味着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可以无成本地从美元储备国那里得到廉价资金，投资风险却由美元储备国来承担，其中尤其是中国，这很不合理。
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储备资产积累必须和储备货币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二是对经常项目顺差国必须有所约束；三是应该找到一种比美元更加稳定的国际价值储备载体。
而要做到这一切，最简单的办法是大量增加SDR发放，因为SDR发放与所有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无关；并且SDR价值是由一揽子货币决定的，当美元兑其他一揽子货币贬值时，SDR的价格会比美元更稳定。所以他建议，每年增发2000亿美元的SDR，这样，满足全球经济对储备货币积累的需求就用不着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逆差了。
那么具体怎么来操作呢？他建议成立一个俱乐部，其成员国按规定每年向共同设立的“全球储备基金”提供一定数量的（可自由兑换的）本国货币，从全球储备基金那里换取等值全球货币，作为各成员国的储备货币。
容易看出，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同时增加一笔等值资产（全球货币）和负债（本国货币），但净资产并没变。更通俗地说，可以把它形容为换取一种“代币券”，其目的就是要跳开美元计价和结算，更好地避开美元陷阱。
斯蒂格利茨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系统地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呢？原因就在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各国更加看清了美元陷阱真面目，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识到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努力方向。
2008年11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整个会议主题就是围绕金融危机来展开的。会上有许多国家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而这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和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匹配造成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旗帜鲜明地表示：“美元不应该再被当做‘唯一的全球通用货币’。”
如果进一步展开看，目前全球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国际社会缺乏对美元在发行、流动和回流等方面的有效约束；美元放弃了稳定全球汇率的义务，对其缺乏任何必要的约束机制，在取消它与黄金间的联系后没能建立起发行监管与制约；资本跨境流动缺乏必要的国际监管机制、统一的监管标准以及国际监管协调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和能力存在严重偏差，他占有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了一票否决权，妨碍了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
有鉴于此，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方向应当放在：探讨和设计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对美元发行机制的国际制衡；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来超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多边和双边监管协调机制；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建立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流动资本的统计与监测体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国际主要货币在以美元为主的背景下，尤其应当提高欧元和亚洲国家货币的地位，从而形成多级的和适当决策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清了这些脉络，就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3月23日提出的世界货币概念，与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全球货币概念有许多相通之处。周小川认为，可以在扩大SDR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世界货币。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构想虽然很好，但其中有许多技术问题无法克服。
所以国外通常认为，周小川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我国外汇储备安全性表示担忧后提出这一设想，更多的是我国政府对美国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美国在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时不要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其中尤其是中国。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又谈何容易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是众望所归，但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更不是哪个国家甚至多数国家说了算的，所以改革起来有相当大难度，并且甚至可以或者应当上升到政治乃至军事高度来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经济学家坦言，改革货币体系在今后几十年内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而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元陷阱虽然使得全球金融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可是无论全球经济如何，只要美国拥有美元的全球本位币地位，就能从中享受到无限好处，根本不会去主动关心国际货币体系要不要改变和如何改变。
相反，如果美国觉得美元的这种本位币地位受到实质性挑战，还会出面竭力阻挠。而现在他根本就不担心有这回事，因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目前根本就没有联合监管机构。既然缺乏有效监督，那么一些“倡议”和“建议”只不过代表个别国家的观点而已，并且只是停留在表面议论阶段，不可能有实质性行动，所以美国才懒得理会呢。
虽然经过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但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并且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贸易计价货币等地位依然如故，所以不要说现在，至少在将来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都很难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这也意味着美元陷阱还将长期存在，我们能做的不是填平陷阱，而是尽量绕开陷阱。
当然，这只是从某个国家角度而言的，并且即使如此，也不否认各国联合全球组织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摆脱美元陷阱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全球金融稳定的作用，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能力，避免某些国家和地区受美元陷阱迫害而一蹶不振。
而全球各国从美元陷阱中也必定会吸取教训。所以能看到，目前全球金融综合化服务趋势已有加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如果在此基础上，全球金融体系中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专门针对全球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对全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各种表外业务和金融评级机构等进行规范监管，就不但会限制美元陷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推迟新的金融危机。
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著名的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是指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他的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发现的一对矛盾：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其他国家为了有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与国际储备，就必须使得美国成为贸易逆差国。可是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稳定和坚挺，又必须成为贸易顺差国，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
换句话说，美元是全球需要的，可是发行美元的美国却只是其中一个国家，这种“局部支撑整体”是矛盾的。
但读者不能不承认，就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只要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各国就会感到未来的美国依然能支撑美元币值。这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升级版”。不过，从短期看虽然这能使得美国国债价格得到支撑，可是从长期看仍然不会影响美元陷阱发挥作用。
因而，从发展趋势看，美元陷阱一定会把美元逼进死胡同，不过短期内不一定能看到它一命呜呼，很可能会苟延残喘几十年。这就是读者看到，为什么美元在不断贬值，可美元价格有时候不但坚挺甚至还会上扬的真正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货币体系改革，难度可想而知。这就不仅是美国在阻挠的关系了，而是许多人会蒙蔽双眼或心存侥幸，认为美元的这种霸主地位还没有到“该死”的时候。
再换个角度看，一般认为，要想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比较理想的是能够在其中包括所有国家货币。退而求其次，也应当包括所有主要国家货币。并且，这些货币都要与金银挂钩，否则仍会出现“××（货币名）陷阱”。可是这样一来，由于其中含有多种主要货币，无论哪个国家不负责任开动印钞机，产生的后果都会比单一美元陷阱更复杂。
显而易见，重建这样的货币体系，在调控方面会有相当大的难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0个成员国中有158个币种，如果他们的汇率都在动，整个货币体系就稳定不下来。
有鉴于此，一方面要避免美元陷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因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上述混乱，最好的办法是能采取一种比较自然的过渡方式，慢慢地实现上述目标。
回过头来看整个20世纪，美元价格一直是上下浮动的；而当美元价格下跌时，国际货币体系或汇率体系会自动发生一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对冲和微调的作用，这被称为美元体系自愈能力。尤其是在每次发生金融危机时，这个体系都会自动运用调节机制来应对危机、渡过难关。
不过，从长远看，仅仅靠这种微调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存有巨额债务的背景下，美国一定会制造并利用美元陷阱来坑害别国。所以，国际货币体系单一依赖美元必定会出问题，非常有必要寻求其他解决方案，虽然这很难。
例如，在目前重建全球国际货币体系中，呼声最高的是首先建立一种统一的亚洲货币（例如可以叫“亚元”），与欧元一起共同与美元分庭抗礼。但遗憾的是，中国和日本等国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都比较强，都不肯放弃本国货币，所以建立这种亚洲统一货币的可能性很小。而这就意味着，美元继续称霸全球的时日还会持续。
美元霸权羁绊国际货币体系重建
无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都不是目前处于全球货币霸权地位的美元乐意看到的，它也决不甘心就这样退出独霸全球的历史地位。
所以，虽然全球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很高，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推翻美元霸权，这条路注定会很艰难。
就在周小川发出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建议后，各国普遍认为，如果能创造出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同时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会有效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堪称一种理想目标，但实际操作中又会面临异常复杂的困难。所以，全球各国的响应各不相同。
先来看美国的态度。就在周小川发表建议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响应说，“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奥巴马高级经济顾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沃尔克认为，这一建议“不切实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这一建议虽然是“合理的”，但这种讨论却不是什么“新事物”。他认为，美元并没有丧失主导地位，并且他相信中国也会这样认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表示，中国提出这样的建议表明全球各国对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有效性普遍感到忧虑，但说到底，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非常复杂，即使支持该提议的人也不会认为短期内就能得到解决。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阿尔穆尼亚表示，所有人都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可是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美元作为一种主要储备货币的作用在结构上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意思是说，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仍然会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明确表示，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无可争议。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马骏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或许是未来几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最深入的改革之一，值得认真考虑。并且从长远看，会有助于结束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这个想法虽然有可能获得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可是在实施中会面临巨大的技术性障碍。
这种技术性障碍，主要是指技术方面如何对待共同体系货币与各国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其中某个成分变化后的权重调整及如何进行调整，这方面会异常复杂和困难。
更不用说，虽说这是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可显而易见与全球各国的政治因素密不可分。至少与地区货币欧元相比，建立这样一种全球货币（“世界元”）的难度要大得多。
技术性障碍和美国的阻挠，是影响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关键。以后者为例，我国倡导建立超国家主权货币SDR（特别提款权），就注定会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力反对。
要知道，SDR本来就是利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4种货币加权定价的（权重分别为44%、34%、11%、11%），其中美国的份额最大，为371.5亿SDR；我国位居第8，为63.7亿SDR。
具体地说，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16.77%的份额，而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重大事项的通过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如果不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去讨论SDR或“世界元”，基本上没什么意义。因为你无论怎么讨论，美国一票就否决了，可谓“一夫当道，万夫莫开”。
过去40年中SDR一直没能做大，根本原因在于SDR的主要份额是发达国家把持的，而发达国家的货币一般来说在全球多是硬通货，他们并不需要用SDR来平衡国际收支，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推动SDR被更多、更广泛使用的内在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出以SDR或者这种性质的货币来取代美元，又怎么可能行的通呢？这不是明摆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集体自宫吗？要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吗？正因如此，香港自由经济学家张五常打赌说，这样的建议不可能成功推出，“中国会是天下第一输家”。
所以从实际出发，更现实的态度是“制约”美元，而不是“取代”美元。至少从短期来看这比较现实，也容易做到，更容易达成共识；“取代”美元只能作为长期目标，虽然是发展方向，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尤其是对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中国来说，要想避开美元陷阱，前者更容易做到，也更容易得到全球各国的支持，甚至得到美国的认可。
要知道，虽然建立“世界元”这样一种多元化储备货币表面上看能够克服“特里芬两难”，即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世界货币的矛盾，可实际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美元陷阱，充其量不过是分散矛盾罢了。
换句话说，原来是一个大的美元陷阱，现在则变成几十个上百个小陷阱共同构成的货币陷阱，这样一来更容易造成互相推诿和指责，最终导致全球货币和经济发生动荡。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自从欧元诞生以来，美元、欧元和日元三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经常发生大幅度汇率变动，这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可想而知，如果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品种大大增加，这种不稳定因素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找不到“主”。
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世界元”货币的发展前景，说不定很可能会落到“世界语”那样的境地。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Lazarz Ludwik Zamenhof）为了方便全球人的语言交流，创立了世界语，被誉为“国际普通话”。经过120多年的发展，现状怎么样呢？目前全球用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只有1000人左右，能够流利使用世界语的人估计也只有10万到200万人。全球各国对世界语是既不抵制也不采用，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你又奈之如何？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区别。更何况，货币和语言不同，货币涉及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利益。巨大的利益差异，注定了想在短期内建成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几乎不可能。
所以总体来看，既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又必然会受到美国的极力阻挠，更务实的做法就应当是首先“制约”美元，迫使美元放弃过于“独裁”的做法，慢慢走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民主共和”之路。
这样一来，虽然美元还是美元，但如果能去除昔日的霸气，真正为全球经济服务，就不啻是一种理想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