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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征东吴兵败夷陵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蜀将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东吴所杀,其兄长刘备就一直想替他报仇。
夷陵之战前,曹操的儿子曹丕篡夺汉献帝的皇位,建立魏国,自称魏文帝。汉室宗亲刘备非常恼怒,为传续汉室,他在西蜀称帝,即汉昭烈帝。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便积极备战。曹丕见到孙刘联盟内部分化瓦解,心里十分高兴,并乘机煽风点火,多方寻找机会以加剧吴蜀之间的矛盾冲突,好坐收渔人之利。
蜀汉方面的诸葛亮、赵云等绝大多数大臣、将领都看到了大举攻吴对蜀不利,因此再三规谏刘备不要出兵攻吴。但是,正在气头上的刘备丝毫也听不进这些意见。
孙权夺得了荆州之后,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也不愿再加剧吴蜀之间的冲突,曾两次遣使主动向刘备求和,但均为刘备断然拒绝。任东吴南郡太守的诸葛亮之兄诸葛谨也曾给刘备写信,向他陈说利害,希望刘备停止攻吴行动。刘备同样置之不理。于是在221年7月,刘备亲率蜀汉军队七十多万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由于吴国得了荆州,当时吴蜀两国的国界已西移到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派遣将军吴班、冯习率领四万多人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李异、刘阿部,占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乘机袭击,刘备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到武陵活动,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一时有虎吞东吴之势。
不过孙权因先前因在赤壁胜过曹操八十万大军,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况下,他虽然很害怕,但还是奋起应战。他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
陆逊上任东吴都督后,通过对吴蜀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不能以硬碰硬,而应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他耐心说服了吴军诸将放弃立即决战的要求,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
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而吴军却在集中兵力,准备相机决战。公元222年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六百里,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顽强抵抗,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
后来刘备虽然派遣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8000人马,企图引诱吴军出战,伺机加以聚歼。但是此计依然未能得逞。陆逊坚守不战,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接下来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
时间转眼到了农历六月,江南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扎营而居,挤在一起酷热难耐,刘备也不胜其苦,只好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进攻。
由于蜀军是处于狭长崎岖的山道上,又远离后方,故后勤保障多有困难,这是兵家大忌,再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作战方针,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的作战方法。
这日,陆逊准备决战,他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此时又是炎夏季节,火更易燃大,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并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蜀军数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刘备乘夜突围逃遁,行至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被吴将孙桓部追逼,几乎被擒,后卫将军傅彤等被杀。后依赖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的装备堵塞山道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入白帝城中。次年四月,刘备懊恼抑郁成疾,亡故于白帝城中。
夷陵之战是历史上很着名的一次战役,也是刘备指挥的最后一战,他领导蜀国的近70万大军兵力,却大败于东吴陆逊数万兵力,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可以说,刘备伐吴是战略上的失策,而伐吴的失败,则是战术上的不懂装懂。
作为一个领导者,刘备军事才能一般,并不擅长指挥大军作战,但他在关羽死后,内心已乱,完全不顾及别人的劝阻,自领大军前去攻打东吴,在取得了一些小胜之后,自以为也是军事天才,还想出了连营七百里这一“创举”,结果被东吴陆逊放火烧了个落荒而逃。
不擅长的事,何不放手让能者去做
刘备是一个不错的领导者,但经营才能并不高,尤其不善于用兵,他竟自领七十余万大军而出西川,实是极大的冒险。倘若他能遣诸葛亮替他一行,当不至于有此大败。其实现代人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比如一些做领导的人,在重大事情上,多数领导者往往不放心属下,即使自己不擅长做某些事,也往往要亲力亲为,结果有时便不免弄得一塌糊涂。
有一则寓言故事:在一个粮食仓库里,有一只看门的狗和一只捉老鼠的猫,狗因个大力大,便经常欺负猫,让它为自己做这做那。这天,有一只老鼠去偷粮食吃,被猫发现了。猫去捉老鼠时,老鼠为活命,跑来跑去跑到了狗的面前,而猫是怕狗的,因此胆怯而不敢再捉。狗见猫跑了几圈没捉着,便嘲笑猫太笨,又想自己捉住老鼠,就朝老鼠扑了过去,无奈身子大不够灵巧,老鼠一下便从狗的胯下蹿出去逃掉了。
狗没捉着老鼠,觉得很没面子,心里也很生气,便拿猫撒气说:“你看你笨的,连个老鼠都捉不住,非得我亲自出马,我很久没锻炼过了,有些手生,看让老鼠跑了吧!”
猫知道狗是在为自己找理由,便也为自己争辩道:“我本来快要捉住了的,谁让你站在那里挡着道,妨碍我捉它,你要是能捉,你倒捉住它啊!捉不住老鼠反倒赖我,真不知羞!”
狗见猫竟敢跟自己这样顶嘴,很是生气,便要揍猫。而猫怕被狗打,只好逃出了粮库。
老鼠在洞里听了猫和狗的争吵,得意地笑道:“这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猫找狗斗,自讨苦吃’。从此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个故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在企业管理和职场上经常能得到体现,也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俗语常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其实不只是多管闲事,还有越权行事和捣乱的嫌疑。
故事中的粮库就好比一个企业,狗是企业的领导者,猫是具有某些专长的下级管理者或职员,老鼠则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本该是下级管理者或职员解决的,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些问题,也更擅长解决这些问题。而这时若领导者突来兴致参与其中,则往往会让下层管理者或职员放不开手脚,这样问题反倒不好解决了。而若领导者不是工作上的专家,却嫌下层管理者工员工太笨而自己亲自去解决的话,问题往往会变得更糟。正如上文,捉老鼠是猫的工作,狗是看门的,若非要参与捉老鼠,就只能是捣乱,这样就更不易捉到老鼠。
无论是在管理和工作上,还是在处世上,当你做一件自己不擅长而别人擅长且较为重要的事情时,这时就要能放开人让别人做,而不要自己逞能强为,因为那样不但是自己浪费精力,也浪费了别人的才能,更有可能把事情搞砸,所以一定要注意避免。
观史悟道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不单是指事情的道德性上面,也可以用在你适不适合,或者会不会做某一件事上.如果不适合,或者根本不会做,而身边的其他人却可以做得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让别人去做,没有必要自己非要逞强,结果却不是自己想要的。
隋文帝爱惜民力天下大治
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的大臣,他是从自己的外甥——北周静帝手中夺得帝位的,但杨坚是个很英明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在称帝以前就很了解暴虐的统治不得人心。所以他自己当上皇帝以后,总是警惕自己,谨慎地处理政事,在许多方面都做出榜样,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
隋文帝认为,如果法律太苛刻,百姓就会反抗,法律和缓,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自己的统治才能巩固。因此,他下令制定《隋律》,废除了前朝的许多残酷刑罚。百姓有冤枉可以越级上告,直到朝廷。各地判了死刑的罪犯,不能在当地处决,一定要送交最高司法机关大理寺复审,然后由皇帝批准执行。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叫王伽的小官,送七十多个罪犯去京城长安,当时法律规定罪犯在押送途中,一定要套上枷锁。走到荥阳的时候,王伽见这些罪犯头顶太阳,颈套枷锁,就有点于心不忍,王伽对那些罪犯说:“你们犯了国法,受了处分,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你们不想想,你们犯了罪,也让押送你们的官员跟着吃苦,你们忍心吗?”罪犯们都说由于自己的罪过连累了大家,心里很过意不去。王伽说:“你们带着枷锁,长途跋涉,也很不容易,我想把你们的枷锁去掉。咱们约定时间,到长安城门集齐,你们能做到吗?”罪犯们都很感动,一齐跪在王伽面前,说:“大人的慈悲我们永生难忘。”接着王伽把罪犯的枷锁去掉,说:“希望你们不要失约,要是那样我就得替你们代罪了。”说完,王伽便放了罪犯,自己带着随从向长安进发。
到了约定的日期,罪犯们都按时来到城门口,一个也不缺。后来这件事传到了隋文帝的耳朵里,他觉得王伽是一个非常仁和的官吏,对他大加赞赏。还把罪犯们召进宫里,设宴招待他们,并赦免了他们的罪行。随后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学习王伽,用感化的办法管理百姓。
除了仁和之外,隋文帝还是个以节俭着称的皇帝。有一次,他的车马用具坏了,宁愿派人去修补,也不愿意做新的。平时,他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来给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下令饥荒期间不吃酒肉。隋文帝的这些作风得到了大臣和百姓的尊敬。
杨坚还让人修订了《开皇律》,对前代法制遗留下来的81条死罪、150条流罪、1000多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他又下令减轻了许多法律的惩罚程度,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另外,他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这很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更是很好地为隋朝的统治赢得了民心。
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减轻了百姓负担。开皇十七年时,隋朝“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朝玄宗皇帝时才勉强达到。因隋炀帝的荒唐统治,加上隋唐之交天下大乱,各地军阀争战不休,战死无数,社会凋敝民不聊生,人口剧减,使得唐朝虽经贞观之治,但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时,全国才计户口380万户,再经武则天的有效治理,直至唐玄宗开元盛世时代,全国方有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才为1430万顷。隋朝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从中也可以看出,隋文帝之杰出施政才能是多么的能造福于民。
正是由于隋文帝能仁慈爱人,躬行节俭,勤于政务,大力改革,才使得国家财富日增,开创了“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的“开皇之治”。
以德服人,大事可成
大学问家孟子曾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就是说为人要有仁心,要有礼地去对待人。唯有律己而爱人,才可赢得大家的尊敬和拥护。
不但在古代,现在也一样。牛根生是我国奶业的龙头老大、蒙牛集团的总裁,他的经商理念就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信奉以德服人的交际原则。他常说:“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年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商德绝对不行。”厚德是牛根生做人、经营企业的法宝,厚德使牛根生绝处逢生。而牛根生的厚德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律己而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