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房四宝砚、纸、笔、墨中，砚尤为文人墨士所钟爱。因为砚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外，还以其质地、工艺等方面的优势而兼有观赏价值。所以，砚不仅是书画家及业余书画爱好者的创作工具，且为历代收藏家所珍重，这是砚居文房四宝之首的主要理由。
自从中国文学创始以来，砚随着书法艺术一起跻身于中国浩瀚的艺术殿堂之中。其本身虽不及诗词铭赋自成一家，却也伴随于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据甘肃玉门千秋燧的出土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一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汉时期，就有了相当考究的砚、毛笔和粗制的草纸。砚，作为历代文人墨士朝夕相处的挚友，共同在中国灿烂多姿的文化长河中，撒下了串串珍珠，粒粒翡翠。从《离骚》、《史记》，到《出师表》、《赤壁赋》，写史也好，抒情也好，只要用笔就离不了砚；从《清明上河图》到《嘉陵江三百里山水图》，工笔也好，白描也好，还是离不了砚。从王羲之、张旭，到颜真卿、柳公权；从韩混、吴道子，到唐伯虎、齐白石……不论你艺镇三江，才高八斗，还是下笔千言立就，挥毫四座皆惊，其创作的成果中有那一篇离开过砚呢？他们留给后人浩瀚的、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里，有哪一笔，哪一点没有渗透砚的功劳呢？
旧时的读书人以文墨为生计，将砚台喻为田地。戴复古在《寄王溪林逢吉》诗中有“以文为业砚为田”的句子；苏东坡《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诗中有“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句。砚几为文人墨客之衣食父母，统称为砚田。由此引申出同学为“砚友”，书房为“砚斋”、“砚亭”。许多文学团社也多以“砚友”为名。清乾隆中金忠淳所辑明人着笔记小说起名“砚云”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而言之，提到中国的书画艺术就离不开砚，论到中国的文化亦离不开砚。即就是在今天普及钢笔、墨汁的时代里，砚仍为大多数书画爱好者所熟悉，为鉴赏收藏家所珍爱。在每年的旅游季节里，数以万计的海外游客，也能为在中国购得一方端砚、洮砚、歙砚而引以为幸。近年来，我国各地旅游业发展极快，在赚取的大量外汇中，古石砚、古陶器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贸易额所占的比重相当可观。这些艺术品为中国的文明在全世界得以广泛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介作用。
砚的用途，众所周知，是用来研墨的。以其材质分类，有石砚、砖瓦砚、陶瓷砚、铁砚等。诸砚中，石砚最佳。其原因是石砚较其他诸砚有不渗水、不损笔、不耗墨的优点。陶瓷砚不发墨，且损笔；砖瓦砚渗水耗墨，研磨的墨汁中夹杂有砖瓦灰粒，直接影响墨的光洁度。铁砚用久后光滑如镜，越用越不发墨，且留残墨极易使砚生锈，墨亦腐败，奇臭难闻。只有石砚克以上众家之短，扬己之长。当然，石砚也非尽善尽美，它由于存在刻砚石料石质上的差别，品级又有高下之分。除洮砚外，较有名的石砚还有产于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西的澄泥砚，江浙的太湖石砚，宁夏的贺兰山砚，甘肃的嘉峪砚、滩歌砚，湖南的澧水砚等。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三大名砚、四大名砚之说，但真正被人们承认的，还是端砚、洮砚、歙砚三大名砚说。至于山东齐鲁红丝砚、山西澄泥砚、河北天坛砚、宁夏贺兰山砚等在某些历史阶段虽曾受到一些文人的偏爱，分别跻身于名砚行列，与端、洮、歙共凑成四大名砚，甚至五大名砚，但终究因品级上的差别，不能与端、洮、歙相提并论了。
-、端砚
产于广东端州。端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以境内端溪水而得名，端溪也为端砚之别称。端州治所在高要（今肇庆市）。唐代时辖境为今广东肇庆市、高要县和高鹤县西北部。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开为肇庆府，产银和砚石，砚石史称端砚，以出于斧柯山者最佳。端砚使用始于唐代。端石石质坚实，色泽鲜丽，脉络细润，具有发墨快、不损笔、书写流利生辉等优点。端石色紫如羊肝，石中有圆晕，称为眼。其眼有死眼、活眼、阴阳眼之分。晕有多有少，色分青、绿、黄，亦有各色相间者，更为名贵。端石之贵，贵在有眼；端石有病，病亦在眼。有谚云有眼端之病，无眼不成端。”眼晕即是端石中的瑕疵。故端砚雕刻，均将石眼处理在墨堂之外，不然，在石眼上是无法磨墨的。
端砚在我国流传很广，具有悠久的历史。其雕琢也很精美，李贺的《青花紫石歌》中赞云：“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端砚造型奇特，图式多样，历来被人们公认为诸砚之首，以实用、经济实惠见长。
二、歙砚
歙砚产于歙州（今安徽省歙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治所在今休宁县东万安镇，后移治歙县。唐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及江西省的婺源等地。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名徽州。其地除盛产歙砚外，还产徽墨，蜚声中外。
歙砚使用，始于晋代。砚料石质坚韧，纹理润密不吸水，发墨如油不伤笔；雕工精细，构图奇巧。南唐时推崇李廷珪墨、澄心堂纸、诸葛氏笔、龙尾歙砚为文房四宝。歙砚曾一度受宠若此，荣登砚魁。因其石料主要产于歙县龙尾山，故又称为龙尾砚。
三、红丝砚
红丝石产于青州黑山。青州，古九州之一，西汉武帝时置十三郡，当在今山东淄博附近。红丝石纹理红黄相间，二色皆不太深。理黄者丝红，理红者丝黄。纹理上下通彻匀布。如果将红丝石蘸水，石间即有滋液渗出。用手轻轻摩拭，如有油膏黏腻，放在匣中数日，墨色不干。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和明吴景旭的《西溪丛语》红丝砚辨说中，均以其为名砚第一。吴景旭在文中告诫使用者，对红丝砚要“常饮以水，若饮水不足，则干燥如砖石耳”，一矢中的地道出了红丝砚的致命弱点。吴景旭对名砚的排列顺序是：红丝砚、洮砚、端砚、歙砚，四大名砚之说始于此时。由于红丝砚出产、流传很少，虽说也曾在砚行中红极一时，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有史以来，石砚不仅是文人墨士进行创作的必备用具，即就是砚台本身，亦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喻体和野史铭文、杂记诗赋的对象。有以颂砚为主的诗、词、铭、赋，有借砚抒情的杂记、散文，更有详述砚台品种、质料、款式的史、记、谱、录。很多记叙石砚的史志类作品，大多出自名家巨匠之手。如宋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其中卷三为砚谱；宋米芾所着《砚史》中，详细辨析了端、歙二砚；又有宋叶樾所撰的《端溪砚谱》，对端砚的石性、石色、石眼、石病等作了详细的记叙；又有宋唐积所撰的《歙砚图谱》，对歙砚的石料采发、品目鉴定、修斫、图形、道路、石病等记叙也很详细。宋唐询着《砚录》二卷，高似孙撰《砚笺》，李之彦撰《砚谱》。其余如《东谷所见》、《砚录》、《歙砚记》、《辨歙砚说》、《春风堂随笔》等等杂记史志，几乎都是端、歙砚的专记。据初步考证，在浩瀚的书海中，尚无一部有关洮砚的专着。部分文章中偶尔涉及洮河绿石砚，也仅仅是一鳞半爪，难窥全貌。故洮砚虽在苏东坡、黄庭坚、张文潜、元好问等诗词大师们和吴景旭、赵希鹄等史学家的笔下，曾得到过异乎寻常的赞赏褒扬，但很多人也只是仅闻其名。洮砚在海内外之声名，始终难及端砚、歙砚，与此有直接关系。“龙泉之剑长埋于丰城，卞和之璞久委于荆山”！受天时、地利、人和之限制，洮砚这种天然孕育的瑰宝长年屈居檐下，没有完全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致使其名不见经传。那么，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哪里呢？
洮砚名不见经传的首要原因是本地民族文化事业落后，不可能产生给方物名产着文立传的意识，更没有这种条件。卓尼地区历代为羌、戎、吐谷浑、吐蕃等古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受落后生产力的制约，民间普遍信仰宗教或多神崇拜，兴盛一些落后、愚昧的封建迷信习俗。同时古代的洮西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直至民国初期，此地尚无一所小学校，民众素质普遍较低，使用砚台的人也就寥若晨星，更不用谈及撰写《砚史》、《砚志》或《砚铭》了。
民间情况如此，那么官府又是如何呢？此地既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兵燹战事连年不断。即使暂被朝廷收复，也由战争的指挥官暂署民事，兼理军政。如唐代的李晟、哥舒翰，宋代的王韶，明代的沐英、李文忠等。虽然这些人及其属僚中不乏翰文之才，但战事之中，军务倥偬，整日提心吊胆，枕戈待旦，使你纵有李杜之才，恐怕也无这份闲情逸致去考察洮砚的来龙去脉而为之吟诗作赋。如果说能吟诵出作品，也只能激发出像柳开的《塞上》、王昌龄的《凉州词》、岳飞的《满江红》之类气势磅礴、充满火药味的战斗进行曲来，而绝无充足宽裕的时间和情绪去考经据典，采访民俗为洮砚撰谱铭志。以洮砚产地的这种政治、文化条件与端、歙砚作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洮砚名不见经传的根本原因。
端、歙砚产地虽也历经改朝换代，但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国泰民安的。不能说经常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起码有个比较安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环境。更加江南人杰地灵，老幼妇孺，虽不尽是李杜、三苏，却也人人识文断字。男子尚且不论，就女子来说，大家闺秀，自有家庭教师讲授学业，多半熟读四书五经，达到能吟诗作赋的程度。即就是庄户人家的女儿，除习学女红针指外，也要读习些《烈女传》之类的道德伦理书籍，以此为做人妇的准则。南宋之后，中原的人才更是集中于江南苏杭一带。这些文人墨客，个个才华横溢，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和创作热情。他们在治郡理民之余，酒足饭饱之后，从容不迫，细细琢磨，许多野史、杂记、谱、录、铭、赋应运而生，愈演愈深。他们用端歙，看端歙，写端歙，颂端歙。翻来覆去，不外乎端溪下岩，斧柯龙尾。其名彰，彰至砚行中盛誉不衰；其播远，远至海内外妇孺皆知。
洮砚名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产地位处西北偏僻山区，山大沟深，交通极不便利。况历代此地为少数民族聚居，物产、经济贸易流通渠道严重滞涩。既影响各类信息的传递和砚品贸易的流通，又增加了撰文者调查研究的困难。正如丁旭载先生所说凡物产于舟车交经之区，则其名易彰，而播易远；产于梯航难及之乡，则其名不彰，而播不速。”真是一语道破机关！洮砚在以自己的圭璋之质自豪之余，也应为自己产于偏僻之地而感到遗憾。
端歙产地位处江南，水陆畅通，舟车交经。自唐宋之后，更成为全国经济贸易的中心。即使是广东端州，虽处南隅，却也交通便利，贸易繁荣，更加上临近口岸，贸易交流渠道畅通无阻，仅此优越条件洮砚则望尘莫及！交通的不通畅除给洮砚造成了贸易流通上的极大困难外，对洮砚的声誉传播也有相当的制约。仅调查资料的艰难程度就显而易见。端歙产地位于风景名胜之地，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许多考察采访工作可寄寓于游山玩水之际。而洮砚产地处于边远山区，贫瘠荒芜，尤其在古代、近代，长年兵荒马乱，生活在这里的文人墨客们即使有再高的创作热情和极强的民族责任感，也为身家性命担忧，无兴顾及洮砚。虽说米芾抱砚而眠，苏东坡、张文潜、黄山谷等人对洮砚爱不释手，曾一度给予极高的评价。但论起洮砚的石质、雕琢、色泽等具体特征来，如不能亲临其地，细勘其质，终属茫然。所以，洮砚虽有名家巨匠的赞颂辞赋，毕竟是些断章遗句的抽象概念，当然比不上端砚、歙砚大量专书专论的舆论威力了。
洮砚名不见经传的又一个原因是部分产品制作不精，本地所用无几，外地购砚者不明底细，更无法着书立说了。
制砚者只有求售索值这一目的，余皆不虑。当地砚工中技艺精湛者愈传愈少，大多数砚工循习旧谱，不求新颖，选料粗糙，鱼目混珠。因洮砚石料一脉数苗，质地不一，上品石料又多在深洞险窟之中，求取甚难，售价甚昂。路边与石料石色相近之粗燥劣石，俯首皆是。有些技艺中下流的徒工新匠，无所顾忌，一畏取石之难，二吝石价之贵，遂以赝充真，以劣充优，且图案陈俗，工艺粗糙。这类砚台只求索值，并不计较对洮砚的声誉有何损伤，其结果导致求得此砚者以质立论，不辨真伪，难以为它讲多少褒扬之词，更不屑为之着经立传了。
反观端歙砚产地周围，几乎人人用砚，对砚的特征熟谙在胸，如数家珍。当地砚工不能贸然以假乱真，以劣充优。他们的竞争方式就只有放在精选石料和不断更新技艺之上。所以，他们的工艺日趋纤巧精湛，布局构图新颖典雅。除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外，端歙砚的后天发挥可谓淋漓尽致了。可恰恰相反，挑砚石料的先天之质得天独厚，而其后天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当然，洮砚中相当一部分产品还是货真价实的，不论石质、雕工都不失为上乘的艺术珍品。可是在鱼目混珠的背后，毁誉参半亦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