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赶着鹅群来到四里外鹅市的时候，太阳才露出半截脸。
太阳老高了，鹅贩子还没有来。母亲对另一个卖鹅的妇人说：“今天的鹅这么多，价格怕是……”
“谁不说呢，可到了该卖的时候了。再说，”妇人接过话，又指着身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说，“我这孩子天天放鹅，身上都被稻叶划得没一块好皮了。”
母亲看看那孩子又摸着我光光的后背说：“我这孩子也一样，每天晚上洗澡一碰到热水，就要命疼……”
天越来越热，似乎划一根火柴就能将空气点燃。“冰棍，冰棍，香蕉冰棍，五分钱一棍……”的叫卖声从一辆自行车上嘹亮地传来。我蹲在地上，佯装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目光却紧紧地跟着自行车跑。母亲问：“渴不渴？”
我点头。
“那我到人家给你要一碗水来吧。”
我刚一点头就赶紧摇头：“不，等一会喝。”说完，我的脸红了，母亲也笑了——我知道母亲想用水灌饱我，母亲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冰棍。
终于，随着“突突突”一股黑烟，一辆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腾地跳起来，母亲赶紧站起身，鹅市随即兴奋了起来。众人围上跳下车的鹅贩子：“今天什么价？一块多（一斤）了吧？”
“九毛二。”白胖的鹅贩子抹一把额头的汗说，“最高价！”
众人来不及失望，就要鹅贩子去看自己家的鹅。
鹅贩子走进一家鹅群，抓起一只鹅，捏捏嗉子摸摸毛，丢下，报一个价，不待卖主说话，就走向另一家。
到我家鹅群了，“一撮黑”立即昂首挺胸迎上去——“一撮黑”是我的骄傲，打架从来没有哪家的鹅是它的对手。可“一撮黑”这次失算了，它刚摆开战斗的姿势，鹅贩子就飞起一脚踢上它的屁股，它“呕”一声，跑向一边，瘪了。我跳过去就要骂鹅贩子，却见母亲瞪着我。鹅贩子抓起一只鹅，粗鲁地捏着嗉子。我大叫：“你捏轻点！”他仿佛没听见，又将手指插进鹅的羽毛里。我又大叫：“摸什么摸？一根毛芽子都没有！”话音刚落，“啪”，我的后背狠狠地挨了母亲一巴掌。我退到一边，也瘪了。
“九毛。”鹅贩子面无表情地说。
“九毛？上一集还一块呢。”母亲仿佛很生气，“九毛我不卖！”
“随便你。”鹅贩子一边向另一家走去，一边冷冷地说。
见三轮车就要装满了，我说：“妈，要是卖不掉，回家后每只鹅至少要瘦七八两呢。”
母亲叹口气，走到鹅贩子面前，说：“师傅，九毛就九毛吧。”
“八毛八了！”鹅贩子头也不抬。
母亲刚拉下脸，却突然又咬咬牙：“八毛八就八毛八，也不在乎那几块钱。”
可是，鹅贩子刚要称我家的鹅，三轮车司机却嚷道：“天太热，车子再装就要爆胎了。”鹅贩子一听，扭头就走，根本不顾母亲在后面喊他。
知了的叫声越来越惨烈，“冰棍，冰棍，香蕉冰棍……”的叫声又传来了。我没有抬头看，只舔了舔干黏的嘴唇，说：“妈，给我要碗水来喝吧。”母亲没说话，走进鹅群。“一撮黑”迎上来，它或许是想向母亲诉说刚才被踢的委屈吧。母亲却一把抓起它，向三轮车走去。
“师傅，你就把我这一只鹅收了吧。”母亲说。
鹅贩子正在车上忙活，仿佛根本没听到有人在和他说话。
“师傅，要不你就别称了。你看着给，三块钱、两块钱，随便给。”母亲是在哀求。
“妈，不卖了，‘一撮黑’至少八斤呢！”我紧紧抱着“一撮黑”，“呜呜”地哭了。
“老朱，你还是不是人？”三轮车司机一把拉过我到鹅贩子面前，“你看这孩子，放鹅放得一身都是稻叶划的血痕子。这热死人的天，你总得让孩子吃一支冰棍吧！”
鹅贩子说：“说车子不能装的是你……”
“你把这只鹅收下，车胎压爆了不要你赔。”三轮车司机坚决地说。
鹅贩子这才看了看眼圈已经红了的母亲，又看了看抽泣着的我，跳下车，对母亲说：“大姐，收你的鹅行，但有一个条件。”
母亲吃惊地说：“条件？你说……”
“我收下你的鹅，你得给孩子买几支冰棍，再给他买一件衬衫。你看这背上，太阳这么毒，孩子怎么受？”鹅贩子摸着我的后背说，“你要同意，我就出最高价，九毛二，全收了……”
那天，母亲没有失信于鹅贩子：她让我一口气吃了五根冰棍，除了给我买了一件衬衫外，还给我买了一条短裤，海蓝色的，一双塑料拖鞋，绛紫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