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公理型
理论陈述的公理型组织包括下列要素。首先，它包括一组概念。有些概念是高度抽象的；其他则是比较具体的。其次，它总有一套现成的陈述，这些陈述描述了具体运用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情况分类和分级。这些现存的陈述往往决定了通常所谓的理论范围状况。再次，也是公理格式中几乎最独特的要素，便是命题的陈述用等级序列来表达。等级的顶点是公理，或者说是高度抽象的陈述，从那里所有其他的理论陈述都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来。随后的这些陈述通常称作定理，它们是按照不同的法规从比较抽象的公理推导出来的。事实上，公理的选择多多少少是件任意的事情，但是通常人们是按头脑里的几项标准来选择的。各个公理尽管在逻辑上不必相互有联系，但应当是一致的。公理应该高度抽象，它们要阐明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从它们中推演出来的一些具体定理中应如同法律一样，不会被经验研究所驳倒。并且，公理应该在直觉上是有道理的，它们的真理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公理原理严格一致性的最终结果是产生一批或一套相关的命题，每个命题都能从至少一个公理或一些通常较为抽象的定理中推导出来。这种理论构造方式有一系列优点。首先，高度抽象的概念，能运用于包含广阔范围里的有关现象。这些抽象概念不必直接可测量，因为它们在逻辑上和比较具体的可测量命题有联系，这样在经验检验时，这些比较抽象的命题和公理就能间接地受到经验的检验。因而，根据命题和公理之间这种逻辑关系的长处，研究便能变得更为有效，由于不能驳倒一个具体的命题就导致相信其他的命题和公理。其次，利用逻辑体系从抽象公理推导出命题还能够产生一些附加的命题，这些命题指出了我们原先所不了解或没有预料到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２．形式型
形式理论本质上是对公理型方案的一种淡化。它的基本思想是发展高度抽象的命题用以解释经验事物。这类命题通常组合在一起，被看成是层次较高的有序规律。解释的目的则是把经验的事物看作是这一具有“覆盖面规律”的高层次理论命题的例证。此外，形式理论还承认外界变量并不总被排除在外，所以命题通常都否定一句“其他条件都是相等”。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其他外界力量的冲击，那么命题中所叙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信为真理。例如，冲突和团结的关系就是形式系统的一种抽象命题。如形式方案可能会说，“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群体团结是冲突的积极功能”。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规律去解释一些经验事件，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变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团结变量）。同时，我们也可能发现某种与法则或规律例外的情况，比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就与上述原理相矛盾，迫使它加以修正或者认识到“所有条件并不完全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修正这个命题，办法是说明一个限制性条件使它可信为真理：当参加冲突的一方觉察到这种冲突危及他们的幸福时，那么群体的团结水平是冲突程度的一种积极功能。这样，越南战争就不会产生美国内部的团结，因为它无法解释为对美国人民的普遍幸福构成一种威胁（而对北越来说，这是一种威胁，并由此产生团结）。
这里的中心思想是在形式理论中，已努力去创造抽象的原理，这些原理往往聚在一起形成一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我们用相当松散的演绎方式来解释经验事物。形式理论系统十分像公理型系统，也是有等级的体系，但公理型系统所受的限制在这里却大为放宽。因此，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大多数命题方案都是这种形式理论类型。
３．经验型
这些经验型格式是由特定经验条件下对具体事物的概括所组成的。戈尔顿法则表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这样的命题并不很抽象，它充满着经验内容——工业化和文化。而且，它说的并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为工业化仅仅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文化的出现按某些学者的研究也只是从一万五千年以前开始。社会研究中，有许多这样的概括被认为是理论上的东西。他们表达了学者们认为是值得理解和应予以重视的经验规律。事实上，社会研究的大多数领域和分支领域都充满了这种类型的命题。
但是，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理论性的东西，事实上，它们正是需要用一种理论去解释的种种概括。
然而，还有另一种经验概括对这种经验理论的优点所引起的怀疑少些。它们被称为中距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比调查研究的发现抽象些，而同时和它们的经验内容有关的变量又是在社会现象的其他领域里也能找到的。举例来说，从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系列的中距命题了：“一个科层组织机构的增长规模与下列各点正相关：（ａ）结构复杂性（变异性分化）的增加。（ｂ）对正式规章制度的依赖性增加。（ｃ）权力分散增加。（ｄ）各权力中心控制幅度的增加。”这些原理（暂且不论其真实性如何）比戈尔顿法则就抽象了些，因为它们指出了社会组织这一现象的所有的等级。它们也涉及比较一般的变量——规模、分化、权力分散、控制幅度、规章和制度——这些所有时间、空间条件下都存在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可以不仅仅指科层制组织，还能够说得更抽象些，用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系统。这里的中心论点是某些经验概括比其他一些经验概括更带有理论上的潜力。如果它们的变量是比较抽象的，和它们所有关的那些社会总体事物的基本性质也存在于调查研究的其他所属领域中，那么我相信，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理论性的东西。
总之，命题方案有三种基本的类型：公理型、形式型和各种各样的经验概括型。虽然，公理方案是高雅而有权威的，但社会学研究的多变性和代表性不能适应于它们的种种限制，我们必须有赖于形式方案来取而代之，形式方案产生一些命题来说明变量之间的抽象关系，然而用松散的有组织的“推论”演绎到具体的经验事例中去。最后一种是经验的格式，它们是从特定的研究领域里概括出来的。它们在该领域中往往被视为理论。其中有些近乎于一种研究结果的总结，但还需要用理论来解释它们。而中距理论，则具有较大理论潜力。因为它们较为抽象，并涉及一些更为一般性的变量。
四、模型方案
模型就是对社会事物的一种图示。任何模型的图解要素应包括：（１）指出并突出整个事物某些特征的概念；（２）这些概念在直观空间内的布局，从而反映出事物的整个秩序；（３）用各种符号标明概念之间的联系，比如线条、箭头，矢量符号和其他表示和变量间联系的符号。模型的要素可在各个方面有所侧重，也可以连续组织以表示事物在时间上的连续过程，或可以表示复杂的关系类型。社会研究人员通常构造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型，它们为分析模型和因果模型。
分析模型是比较抽象的；它们突出事物总体最一般的性质，描绘变量之间一系列复杂的联系。与此相比，因果模型就比较经验实在；它们更像是在指明具体经验事例中的特殊性质，更像是在为因果关系提供一种简单的线性观点。
因果模型是为了对某一经验概括作比较详细的说明而象征性地描出来的。
在设计模型图时，针对某些感兴趣的自变量、挑出它们各自的影响，一般都是些临时性的关联就行了。有时，因果模型成为表示中距理论要素的一种方法，这就只需将这些要素与具体的经验背景结合起来就成了。例如，我们要了解在一个发展中的机构这一具体经验事例中，为什么科层制组织机构的规模大小和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有关。我们可以把规模大小和复杂性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经验指标，也有可能设法引进一些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在这个经验事例中也对规范和复杂性的关系产生影响。于是，这种因果模式便变为具体条件下更明晰的规模和复杂性之间的经验联系。
分析模型通常描绘、说明较为抽象和一般过程中的关系。它们常被用来描绘公理概念之间或者更可能是形式理论的概念之间结合起来的操作过程。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模型，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产生冲突和团结之间关系的作用过程或产生社会系统中大小与分化关系的作用过程。这要引进一些附加的概念以及它们作用的权数、直接性、间接性、反馈圈、循环性、滞差和其他相互之间的影响都要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模型就告诉我们更多有关事物总体特性是如何和为什么会联系起来的。除了形式命题中指定的过程外，分析模型还能用来描述中距理论命题中的变量联系过程。例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个模型来计划如何通过组织中其他过程所产生的功能来把机构组织的大小和复杂性联系起来。
总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分析出四种一般的方法和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供社会研究人员将概念和理论陈述组织到理论格式中去。正像我们在理论要素的叙述中所经常提到过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案常常是相互有联系的①。
第三节理论分析方法
一、矛盾分析法
要了解和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
矛盾是指事物内部对立着的诸方面之间的互相依赖又互相排斥的关系。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是一切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所谓矛盾分析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学说的原理、法则去具体分析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状况和外部事物的关系，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法是定性分析的一种方法，它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最一般的、最根本的、符合辩证规律的哲学认识基础之上，通过客观地、历史地了解事物发展的进程，具体地分析、认识事物。可以说，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矛盾。矛盾组成世界，不做矛盾分析，人们就无从认识世界。
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这就是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是具体的，都有其自身特殊的矛盾或特殊的质。这里所说的特殊矛盾，又包含矛盾的各个方面，是矛盾各个方面的综合统一。而且，矛盾的每一个方面还有其特定的地位，以特定的形式和其他方面发生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要真正认识一个具体的事物，就必须把矛盾内部的各个方面找出来，把它们的具体关系搞清楚，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具体”所说的规定性和多样性，绝不仅仅限于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还包括外部联系的各个方面。亦即是说，客观存在的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他事物处在相互联系之中，一事物和它事物的外部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联系同样有其特定的形式和具体关系。我们要认识一个具体的事物，还必须注意掌握和分析事物各方面的外部联系。
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运用矛盾分析法去获得对客观事物现状的正确认识，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发展，有着其他方法不能代替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通过矛盾分析法而认识现状来预见未来的典范。《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内部矛盾开始，首先揭示出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从商品的二重性进而分析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接着分析价值形态与货币，指出由于劳动力变成商品，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资本又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种形式，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可变资本则创造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即通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也就是由工人创造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地占用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又分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就是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又引起新的矛盾，即由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加得快，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于是社会的两种集中：一方面是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日益现代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聚和集中，这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在阶级关系上的表现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这对基本矛盾又规定和影响着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城市和乡村的矛盾等等。
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矛盾的总爆发，即出现经济危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丧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被替代，这是运用矛盾分析法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中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所着的《论持久战》一书，是成功地运用矛盾分析法的又一范例。《论持久战》从分析中日矛盾双方的特点，对比、斗争、力量的变化而预见到中日战争必然经历防御、相持和反攻这三个阶段；同时也预见到每一个阶段将会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得出中国最后必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结论。抗日战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