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李长春同志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陈奎元同志2004年4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是要坚决反对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教条主义；二是要坚决反对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当作圭臬的教条主义。长春同志和奎元同志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两种教条主义在表现形式上虽有异同，但其认识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上都是形而上学，同样会危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两种教条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必须正确处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关系。我们所进行的包括应用对策研究在内的全部学术活动，必须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这是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应用对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根本价值。是否坚持“二为”方向，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性质的根本尺度。在思想理论研究工作中，我们社科院系统，必须坚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要切实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不同学派之间的切磋和争鸣，提倡大家敢于追求和坚持真理，同时又要勇于修正错误，使我们的学术充满生机和活力，切实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为守法律”。
（二）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才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旗帜鲜明地反对僵化，反对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用本本框实践，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理论和学说。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亿万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将其升华为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要善于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三）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胡锦涛同志指出：“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要确保应用对策研究的科学性，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既要立足当代，又要立足国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深入群众；既要了解历史，又要了解现实；既要认识中国，又要认识世界。要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获取学术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要坚持扎扎实实做学问，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回报祖国、回报人民。
（四）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优秀科研队伍学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队伍建设问题。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所作为，首先要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优秀科研队伍。当前，无论是对中国社科院来说，还是对兄弟单位来说，科研队伍建设都是当务之急。只有建设一支具有较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业务精湛、学风优良的科研队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才不会落空，在各种学术思潮的交锋中，才能听到反映党和人民意志的声音，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落到实处，应用对策研究才能真正得到加强和推进。
总之，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是一项长期的严肃的科学工作，只有明确方向，抓住重点，通盘筹划，持之以恒，才能收到较好的成效。
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增强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或削弱基础理论研究，相反需要我们更加扎实、深入地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二者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但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都统一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服务于这一实践。
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泉和基础，是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解答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科学执政提供智力支持的前提条件。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为应用对策研究提供动力、后劲和理论指导，增强应用对策研究的科学性。历史经验表明：基础理论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带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进步，促进科学的发展，引起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
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漠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国情和当代、科学判断形势，应用对策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会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中迷失方向，更谈不上推出对党和国家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也就是说，我们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必须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必须高度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
另一方面，加强应用对策研究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哲学社会科学之价值，从来都只有通过关注和影响社会现实才能得到充分体现，也只有在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才能获得丰富和发展。在当代中国，这一规律就表现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时，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应用对策研究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领域，提出新思想，必将检验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开阔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从而增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时代感，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往的学术历史反复证明：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中，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大力推进应用对策研究理论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感和启迪，获得新的更大的学术活力，从而推动学术的全面进步。
总之，在指导和规划学科发展中，我们应当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应用对策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促进应用对策研究，做到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不断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创新能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呼唤着应用对策研究的进步，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神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必将大有可为，也一定能够大有可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团结协作、奋发努力，为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顾海良
一、要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学习研究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央提出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并就如何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指导性和建设性意见。我认为，当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建设、改革与发展。但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还是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也是列宁所倡导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那就是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因为任何一个理论成其为一个科学的理论，都有它的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我觉得有两个历史，是特别需要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就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讲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二个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历史。如果将前者称作是一种客体化的历史，那么后者则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它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这两个历史尽管是已经存在的，既定的，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研究和探索中，我们必须回首这两个历史，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能脱离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假如脱离了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产生的科学意义及其科学价值，更不能理解由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此文为顾海良同志于2005年9月31日在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
顾海良，“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
此而产生的科学精神。由此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现实，形成一个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研究，我觉得是当今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清学习、研究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所谓学习、研究就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应该有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对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基本理论，也要有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发展和创新。
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1883年去世以来，特别是恩格斯1895年去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我认为其中最显著的是两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是在恩格斯去世后出现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伯恩斯坦在1896年和1898年，连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论文，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释”进行公开的“批判”。后来，他很快把其中的六篇文章收入他的文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中。这些论文同伯恩斯坦继189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实际上宣告了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上一世纪之交，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历的第一次大的争论。伯恩斯坦看到了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尽管只是一些现象和数据的堆砌），以此来质疑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特别针对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基本原理，更有“过时”的说法。伯恩斯坦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垄断资本主义已见端倪的新时代，还有没有现实价值？当时严肃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此进行了否定的回答。伯恩斯坦是一种修正主义，其实质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森堡、倍倍尔，以及1901年以前的考茨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没有说明时代是否发生变化。他们都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和他们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是没有本质的或者说根本的变化。因此，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明，就是时代没有变化，所以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都是管用的。但是，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那就是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看到时代的变化，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正确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实效性和时代性，所以，在理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反而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