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母亲的相册里，曾有过几张父亲的照片，他很英俊的，风度翩翩，架一副锈琅架眼镜，目光安详，微笑着，而且西装领带穿戴笔挺。听母亲说，父亲在银行里工作，解放前，那是个体面的职业。看到那些照片时，我读书了，懂事了，能体会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兄妹四人的艰辛与操劳。但母亲乐观，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只有偶尔翻那本相册，看着父亲蹲在一辆白色的、带篷的童车旁笑眯眯的神情，母亲才会轻轻地叹息一声。我从来不晓得有父亲的存在，家庭会是一种怎样的气氛和情景；至少会富裕一些吧，因为，父亲的几张照片都是在阳台上拍的。看得出那是一幢有钢窗的洋房。而母亲一个人的收入，只能让我们住简陋的小板房。很明显在小时候的印象中这是我对于失去父亲感到的最大的遗憾。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看到不少同学的父亲成了有问题的牛鬼蛇神被批斗，有的甚至被抄了家，我心里便有一种奇怪的侥幸：我没有父亲。我还想像到，在解放前穿西装戴领带的父亲如果活到今天，总要被人找出问题的。我当然理直气壮地参加了红卫兵。第一次投身“革命”的热情，使得我们个个都又虔诚又疯狂。要扫“四旧”，要从社会席卷到家庭，我肯定不甘落后，但看不出我们简陋的小板房里究竟有什么“四旧”的东西，搜肠刮肚地想，突然想到母亲的相册里父亲穿西装戴领带的照片，便奋不顾身地冲回家，振振有词地向母亲说明道理，并且不管母亲是否同意，就坚定不移地把父亲那17张照片统统撕了。母亲只是默默的，眼光里流露出哀伤与惋惜。那时候我不会体谅母亲，只为自己总算干了件“革命”的事而激动。以后，母亲不再翻那本相册。又时隔多年，我从北大荒探亲回家，有一天母亲整理衣橱才搬出那本相册，才责怪地说道：“你真不该撕你父亲的照片，现在没有了……”
我捧着相册的手发抖了，抖得厉害。到了北大荒，我似乎淡忘了自己干过的这件事。但只有去了北大荒，远离了母亲，我才第一次真正体味到母爱的深厚，体味到母亲养大我们，又一个个送走我们的不易，简陋的小板房只剩下她了。如果有父亲在，她会好过许多，不那么孤单。但是，现在连父亲的照片也荡然无存了……
假期很快到了，又要离开母亲、离开家了，我心里沉甸甸地装满了对母亲难分难舍的依恋。而当初，自告奋勇要求“去边疆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不知在哪个时刻里，一下子崩溃了。而当初，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我们真是唱着歌离开火车站的。可这一次要走，尽管母亲站在月台上仍然装出若无其事的表情，我却怎么也不能控制自己，抱着她失声痛哭。
星星点灯：
生活中有很多事物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做简单的衡量的。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和爱护那些看似简单却另具“深意”的事物，因为一旦失去就可能会抱憾终生。
弟弟
在我成长的屋子里，在同一间房的一个角落，在同样的窗下和同样的乳黄色的墙壁旁，我的弟弟奥立佛，迎面朝天在他的床上渡过了整整33个春秋。奥立佛又瞎又哑，双腿奇异地扭曲在一起，甚至没有力量抬起自己的头，当然更不能有学习任何东西的智力了。
我现在已是一名英语教师，每当我给学生们介绍又瞎又聋的女孩海伦·凯勒顽强生存的故事时，我总要告诉他们我的弟弟奥立佛的事。曾经有一个男孩儿举起手问：“哦，德·纹克先生，你是说，他只是一株植物吗？”
“是，我想你可以把他称为一株植物，可他仍是我的弟弟奥立佛。”
我母亲怀奥立佛的时候，曾被一个煤气罐里漏出的煤气熏倒，我父亲把她抱出门外，才使她很快苏醒过来。
奥立佛出生后看起来十分健康、丰满、漂亮。几个月后，我母亲才意识到她可爱的宝宝竟是个瞎子。后来，我父亲逐渐了解到，失明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
医生告诉我父母，对于奥立佛他们已无能为力了，他说：“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慈善机构去。”
但我父母坚持要带他回家并且好好爱他。
在圣诞节，我们为奥立佛包好一盒婴儿麦片，放在圣诞树下；在七月的热浪中，我们用清凉的毛巾轻抚他汗湿的面颊；在他的床头，我们请来了教父挂上他的洗礼证书……
即使在奥立佛去世后的5年里，他也一直是我所遇见的最为孱弱、最为无助的人，然而他却又是最为强有力的人们中的一员。除了呼吸、睡觉和吃饭，他决不可能做任何事，但是他却肩负着爱，激励着别人洞察世界的责任。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母亲常说：“你能看见这个世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吗？”她描述着：“当你走进天堂，奥立佛会扑向你，拥抱你，他会对你说：‘谢谢你。’”
我刚20出头时，遇上了一个女孩并堕入了情网。几个月以后，我带她去我家见我父母，我问那女孩：“你想看看奥立佛吗？”
“不。”她说。
不久，我碰到了露易。到了该我去喂奥立佛时，我很为难地问露易是否愿意去看看奥立佛。
“那当然。”她回答。
我坐在奥立佛的床边开始喂他，一匙，二匙。“我能喂他吗？”露易满怀同情地问我。我把碗递给她……
这就是无力者独具的力量。他能使您知道该和哪个女孩结婚。如今，我和露易已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了。
星星点灯：
亲情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改变的稳固以及那份如影随形般的牵挂和思念。有时一个亲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你的最大肯定，至于他是否健康是否富有，并不重要。
到底欠孩子什么
前不久，一位名叫北野的作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民族的较量实际是年轻女人的较量。
北野说有一次他到一个英国朋友家去玩，这位英国朋友有个3岁的孩子，非要跟北野一块儿洗澡，北野就敷衍他，你先洗，我一会儿就去。等阿姨给他洗完澡后，北野没有去，这孩子哭了，说北野骗他，孩子的妈妈跟北野急了：你怎么能骗孩子呢？你既然答应和孩子一块儿洗澡就要跟他洗……而在中国，差不多每位年轻的母亲都会对孩子说：“乖乖别哭，妈妈给你买糖吃，听妈妈话，乖乖去上幼儿园，妈妈替你买小汽车，乖乖听话，妈妈为你……”至于自己对孩子的承诺是否能实现，那是另一回事，中国孩子几乎都是在受骗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样的养育方式下，他将来必然形成这样一种人格——对别人充满戒备，骗别人心安理得。
还有一次北野在农村亲眼见到，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玩，其中一个被另一个欺负了，那个被打的孩子妈妈来了，厉声吼道：“你干吗打他，再打我揍死你。”而他在英国曾见过同样的场景，那位被欺负的孩子的母亲却对另外几个孩子讲：“你为什么要欺负他呢？难道你们不友好吗？”她在跟小孩子讲理，而那位中国妈妈对孩子“没有什么理可讲”，这种教育方式起码有两点不好的后果：一是使孩子养成依赖性，依赖强权；二是会养成一种非理性性格。
有人曾问过，父母到底欠子女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欠，就只欠把她良好的道德品质传给子女。
（谷云华）
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确实是做母亲的女人最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是女人对社会应尽的另一种义务。母爱，应该成为一种呵护，更应该成为一种力量，并由它来指导、计划孩子们的未来。
悬念
一个有钱的英国人非常喜欢小鸟，这天，他去动物商店，要挑一只最好的鹦鹉。于是营业员便建议他买那只停在横杆上的一万元的鹦鹉。营业员介绍说，这只鹦鹉训练有素，是目前同类中独一无二的。如果拉一拉拴在它左腿上的绳子，它就会朗诵名诗，如果拉一拉拴在它右腿上的绳子，它就会高唱圣歌。“太好了，太好了！”英国人听到这些，忍不住连连拍手叫好，把这只鹦鹉买了下来。英国人兴高采烈地带着鹦鹉走出商店，突然又转回身来问营业员：“如果我同时拉两根绳子呢？”
年轻小伙子讲故事正讲到兴头上，这时候电车正好进站，他的同伴便急急忙忙把他拉上了车。
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舒拉在守卫列宁格勒的部队服役。一天，在战斗间歇中，一个战友给舒拉讲了这个故事。
战友这番话把舒拉的好奇心又重新吊了起来。“后来怎么样？”舒拉急不可待地追问道。那个战友刚想说下去，营长派人来叫他，他走了。这个战友自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