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性失业的存在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特殊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精简了两千万左右的工人，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去。在农村，人人都被认为是就业的，于是也就不存在失业问题了。又如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升不了学或找不到工作的，就让他们到农村去插队，插队就是就业，于是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些都是把公开的失业转化为隐蔽性的失业，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作为代价。这也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公开失业率很低。然而这决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好办法。农村本来就有多余劳动力，再下放就几近饱和了。幸好在1976年秋天粉碎了“四人帮”，往农村硬性“塞人”的做法才停止，否则可以想见，每年把几百万知识青年“塞进”农村，再过几年非天下大乱不可！再比如企事业单位中人浮于事，一些人闲着没有工作做却有工资可领，这其实也是失业，不过是隐蔽性失业。这样，在现阶段讨论就业问题时，我们所要注意的就不是有多少人没有工作可做，而是实际上不能取得收入的人或不能取得全部工资的人究竟有多少。对一般家庭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有没有收入，而不是保留不保留职务的名义。
现阶段的中国，哪些人该归入失业者的行列呢？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归纳出以下几类：一类是关于农民的，有些人离开了本乡本土，外出寻找工作而又未能找到工作或者暂时找到了工作但后来又失去了工作，因此没有收入；这两种失业均属于隐蔽失业的公开化。另一类是关于城镇居民的，有些人达到了就业年龄，愿意工作却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原来在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工作，因此也没有收入；这两种失业属于公开的失业。此外还有些城镇居民原来在企事业单位中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尽管仍然留在单位中，有名义上的职务，但却领不到工资或只能领到一部分工资。这种情况则被看成是隐蔽失业公开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鉴于现阶段中国就业问题的独特性，我们该确立怎样的就业目标呢？研究就业目标的目的在于：政府在实行宏观经济管理时，要确定一个失业率水平，使之不超过社会可以承受的界限，这就需要统计失业人数。于是厉以宁教授提醒我们，在统计失业人数时不能仅仅把达到就业年龄而找不到工作的城镇居民和原来在企事业单位谋职而又失去工作的城镇居民包括在内，而忽略了那些隐蔽失业公开化的人群。从收入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比从名义上的职务或工作场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更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虽然一切隐蔽的失业可以不计入失业人数之中，政府在制定就业目标时也可以不考虑隐蔽失业状况，但只要隐蔽的失业公开化了，那么这就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政府就必须认真对待。
结合厉以宁教授的观点，中国的失业率（将隐蔽失业公开化的失业者全都包括在内）是高于官方统计中所列出的失业率的。而且只要农村的多余劳动力继续外出而又找不到工作，失业率就会上升；只要更多的企事业单位不能使那些名义上仍留在本单位的职工得到收入或领取全部工资，失业率也会上升。事实印证了厉以宁教授的判断，全国性的下岗浪潮促使我们进一步正视中国的就业问题。那么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厉以宁教授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以通过第三产业和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多吸收一些劳动力，拓宽就业门路，争取收到一定效果。从消极的方面看，则要设法延缓隐蔽失业公开化的进程，毕竟隐蔽失业公开化的速度太快是社会所难以承受的。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着从农村释放大量多余劳动力的问题；即使在城市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如果政府不设法为大批多余的劳动力找到合适的出路，不仅社会难以稳定，而且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会因城市秩序的混乱而受到严重挫折。
从历史上看，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不同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方式。一是在移民可以前往国外的条件下，用劳动力外流的办法来缓解本国的就业压力。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至少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缺少现实意义。二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把劳动力就地安置在农村与工厂中，以隐蔽性失业代替公开失业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样对社会安定的威胁小一些，但这种方式顶多可以维持一代或两代人的表面的安定，时间长了问题仍然会爆发出来。何况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缓解就业问题的方式再也不适用了。三是用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办法，增加就业岗位以缓解就业问题。经济中取得较显著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依靠这种办法，既解决了多余劳动力的出路，又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
厉以宁教授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就业优先”，实质上就是“发展优先”，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发展问题摆在政策目标的首位，通过经济的加速发展来扩大就业，吸收多余劳动力就业。人们常说，不怕社会上有人找工作，就怕社会上没有工作岗位。厉以宁教授对此话颇为赞同。社会上有人找工作，这表明社会对于找工作的人将有一定程度的挑选，找工作的人必须有能力，能胜任工作且不偷懒，否则就不会有单位来选择他；而社会上没有工作岗位就麻烦了，这表明经济的停滞，就业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因此，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容纳更多的人就业。
当然发展也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分两种，一是一般性的通货膨胀，二是恶性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发展停顿和社会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应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通货膨胀，则仍应突出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在取得显著经济发展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至少在经济发展的前期是这样。经济发展了，人均收入提高了，问题自然容易解决，其中包括了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市场经济为中国提供了逐步解决失业问题的前景。厉以宁教授为此举了珠江三角洲的例子——那里人多地少，但劳动却不足。原因就在于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后，经济发展了，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力，这不但解决了本地的就业问题，而且还从其他省市吸收了好几百万劳动力。此外，其他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如苏南、浙东、闽南等，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在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地区涌现得越多，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越快，中国的就业问题也就可以妥善地解决。
市场经济下的就业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公开的失业隐蔽化了；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隐蔽性的失业公开化、表面化了。从计划体制转到市场体制，旧的问题会解决一些，但新的问题未必就不会出现。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就业问题的前景如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还是先听一听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吧。
无论是大量农村多余劳动力离开故土南下寻找工作，还是亏损的企业采取精简措施而导致职工下岗，都是隐蔽性失业的公开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总要经历一个隐蔽性失业公开化的过程，否则中国经济就无从发展。当然市场经济决不可能一下子就为这么多的多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吸收多余劳动力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观念不同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中，人们通常只把进入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才叫做就业；而在市场经济中，凡是靠本人劳动取得正当收入的都是就业，无论是个体经营还是到私营企业打工抑或为居民家庭服务都是就业。就业观念的转变会带来就业门路的拓宽，这也有助于多余劳动力找到工作岗位。所以厉以宁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就业问题的前景是乐观的。
但是，市场经济下也并非万事大吉。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将会出现另一种失业——个人职业选择性失业。与工作岗位不足从而劳动力闲置的一般性失业不同，个人职业选择性失业的特征是：客观上存在着工作岗位，但人们不愿去填补这些空缺，而宁肯继续等待合适的工作。比如说修下水道，打扫街道，清除垃圾，下矿井，上山植树造林等等，这些都被看成是脏活、累活、苦活，即使工作岗位有空缺，人们仍然不愿去就业。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这种新型失业呢？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做了如下的分析。
首先，市场经济中讲究“双向选择”和人才流动。即工作岗位选择劳动者，劳动者也选择工作岗位，且人才是流动的，不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指令性的就业，于是劳动者在就业机会上就有个人挑选的余地。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家庭收入的增加，在市场经济中比较有钱的家庭里的孩子对就业岗位的要求提高了，既然不靠自己就业来养家，也就缺少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急于就业的动力与压力。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行业不断产生，谋生和盈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劳动者自然用不着非到被认为是脏活、累活、苦活的岗位上去工作了。
最后一点与计划生育有些关联——随着城市里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孩子越发变得娇惯了，因此独生子女挑工作避重就轻，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家长们的顾虑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