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互动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像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末等的人种都已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战斗，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战斗，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取君权也漠不关心。”周宁：《第二人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除此之外，黄祸论的出笼还跟甲午海战有关。甲午海战中，中国一调动军队，西方媒体就想当然地描述“中国军队人数如同蝗虫般多”。甚至有美国报纸计算说：即使日本人每天杀掉一千名中国人，要杀光中国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澳）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自称中华神州，与中国同文同种，并且宣扬兴亚主义，把满清中国当作商纣，把自己想象成周武王，自认是西方文明的使者、千百万沉睡的中国人的唤醒者、解放朝鲜人民的大救星，希望战胜中国后改造中国，让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崇文传统相结合，在中国本土打造一百二十万的军队和百艘以上的舰队，“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同上，第196页。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更是把日本视作东方的美国佬甚至东方的普鲁士，若中国在日本的改造下崛起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白种人的戏吗？
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于中日甲午之战后正式提出了“黄祸”论，并命宫廷画家为此作画。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据说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美等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站在崖边，面对大家宣布：“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郭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火焰中是佛陀（代表日本）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代表中国）身上。该画制版印刷后威廉二世分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我们本来还可以认定，德皇的“黄祸”论是虚幻的，一切都是对中国人的丑化与妖魔化。但是义和团非得证明，德皇是对的，中国人真的是黄祸。更要命的是，画中的七个天使恰好是八国联军进中国的七国，没包括进去的，八国中的第八国，是亚洲的日本。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也在黄祸之列。只不过，古老的中国以其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拒不接受西方文明的执拗构成其主背景罢了！
下面我们看看，这股黄祸是如何从山东喷起的。前面说过，山东义和团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直鲁边界的梅花拳，起于鲁西冠县梨园屯拆庙建堂事件。早在咸丰年间，该村士绅曾公众捐款购买义学坡地，在义学后面建有玉皇庙，占地三十八亩；咸丰末年毁于兵祸，绅民无力兴建；同治八年（1869）村中民教都要求公分义学公产，包括田地与宅地。全村近三百户，加入天主教者二十多户，村民分得三十多亩坡地，教民分得三亩宅地。教民分到宅地后即转让给法国传教士梁宗明，村民不依，双方多次打官司并引起冲突。
同治十二年（1873），梁宗明在宅地上拆庙建立教堂，引起村民公愤。官司打到知县那儿，知县以同治八年所立地亩分单为依据，判决梁宗明胜诉。
光绪十三年（1887），梁宗明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三歪等试图扩充地基，再次引起村民公愤，将教堂拆掉重新建庙。双方又打起了官司，经过一系列波折，县令对村民一方的领头人王世昌等六人革除功名并施以监禁。经十八村绅佬出面调停，双方协定：教民王三歪等情愿将教堂所占庙基归于该村为庙；村民等情愿另购地基为王三歪等新建教堂。这就是所谓的梨园屯第一次教案。
光绪十五年（1889），新任教士欲摧毁当地人民对玉皇庙的偶像崇拜，重提同治年间的判决，希望在玉皇庙的地基上建立教堂，并且咬定教民已把该地基让与教堂、光绪十三年（1887）的调解教堂并不知情、教民无权代替教堂签订协议，所以不予承认。
与此同时，村民们也心怀不满，他们把王世昌等六人称作“六大冤”。村中侠义人士阎书勤等十八人联衔举事，号称“十八魁”，拟诉诸武力拆毁教堂，怕自身势力不够，他们引进了外援——直隶威县的梅花拳。
光绪十七年（1891），各地教案掀起了高潮，清政府一方面着令各省弹压，一方面下发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法国方面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总理衙门给山东地方官施压。光绪十八年（1892），当地知府下令，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教堂；并令冠县县令个人掏腰包给村民，让他们另觅新地，重建新庙。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跟利益无关，跟信仰沾些边，但更多的是义气之争。当地村民本就没有资金重建玉皇庙，早就拆分到个人了。现在，玉皇庙地基归了教民，地方官自己拿钱给村民另行建庙，也算两全其美了。但是村民不服。洋鬼子在中国百姓眼里不是好人，就是教民，在深受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影响的村民眼里，也是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府偏袒他们，村民当然不服。不服的结果，就是与教民殴斗。双方都有人受伤。事后，村民再次请来外援——临清的道士魏合意和沙柳寨的梅花拳，摆出了武力护庙的姿势。教民干脆报告官府，梅花拳有谋叛嫌疑。
山东巡抚亲自过问，处理结果是：地方官拿获魏合意，拆毁玉皇庙交还教士。晓谕地方绅士，申明利害，劝令村民组织解散。
光绪二十三年（1897），教民在玉皇庙旧址建立天主教堂时，“十八魁”领导的梅花拳及村民百姓五百余人到现场阻止，教民只得停工。之后，梅花拳聚众千人，与教堂数百人武装械斗，打死教民五人，重伤数人。官府前来镇压，“十八魁”率众对抗，后撤到直隶威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八魁”与威县赵三多的梅花拳拳民联合举事。由于梅花拳其他领导不愿意本拳派掺乎叛乱活动，赵三多只好改名义和拳，他们针对山东、直隶的教会及教民，四处攻击，名声大噪。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政府一再镇压他们，他们打的旗号则是“扶清灭洋”。一句话，他们只反对洋人，不反对自己的政府。
其实“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并不是山东义和团原产，而是从外面引进来的。具体来讲，是从四川大足教案那里学来的。大足教案闹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九（1886年7月20日），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一年一度的庙会，四乡百姓前往参加。但他们更好奇的是龙水镇新建的教堂，前往围观的时候，与教民发生口角，口角的结果，教民新建教堂被夷为平地。此后不久，龙水镇周边的其他教堂与医院也相继被百姓捣毁，教民房屋也受到袭击。事后，政府通缉主犯并赔偿教民一万五千两银子。教民重新建堂，可是到光绪十三年（1887）的下一年庙会，新教堂再次被村民捣毁。政府再次赔款，并通缉主犯。这就是第一次大足教案。
光绪十四年（1888），龙水镇教会第三次建堂，光绪十六年（1890）建成。一年一度的庙会又要到了，教会请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结果民教还是起了冲突，教堂第三次被毁。清政府把蒋赞臣当作打教的主凶，派兵前往捉拿。蒋逃往表兄余栋臣家中。每次打教，余栋臣与其兄弟余翠坪都是积极参加者。表弟投奔他后，他激于义愤，开始拉拢人马，歃血订盟，组织煤窑与纸厂工人，攻入了水龙镇，杀教民十二人，打毁教民房屋二百余间，没收教民财产，并且强迫教民退教。周边群众闻听之下，也开始纷纷打教。清政府派兵镇压，余翠坪牺牲，余栋臣逃匿。是谓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足县令调任他方，余栋臣回家，娶妻置产，不再和教堂斗争。但是教士与教民对之不安，给清政府施压，促使地方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逮捕了余栋臣。蒋赞臣率人劫狱，成功。余栋臣势成骑虎，不得不再次举事。他们首先没收了教民与教堂的粮食，在起义檄文中则别开生面地提出：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当然了，如果官兵剿灭他们，他们则反过来要把官兵当敌人看——“并非我朝臣子”。至于起义军的小旗上，更是写有“顺清灭洋”的口号。现在无由评断余栋臣提出此口号是什么心机，但是起义中间他与蒋赞臣曾有过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只是在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余栋臣的“顺清灭洋”却影响深远。第一，这个口号通过会党传到了北方，让山东的义和团也稀里糊涂地打起了“扶清灭洋”的小旗；第二，这小旗让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义和团的地方官也稀里糊涂起来，对于义和团弄不清是剿还是抚，摇摆不定中让其势力坐大并直接影响了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事实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几任山东巡抚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
李秉衡说：“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致一发而不可制……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谦立之，王守中：《义和团资料丛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71页。
张汝梅说：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同上，第173页。
毓贤说：“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同上，第176页。
袁世凯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案，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士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代史资料专刊·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只不过，同情是一回事，执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国的压力与慈禧太后的情绪之间来回摇摆。无边的谣言与现实的不平，加剧了山东百姓愤怒的情绪。就在直鲁边界的梅花拳因梨园屯教案而举事的同时，鲁西南又出了大刀会。
大刀会，山东义和团的第二组成部分，起于鲁西南，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这一支流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
大刀会最早起于山东曹州府。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剽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以致周锡瑞先生不无黑色幽默地说：“长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人们已学会与盗匪共同生活。”（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所以民间有些玩大刀片的，也不算稀罕，其动机也不过是保卫身家。按周锡瑞先生考证，大刀会的领导阶层应该是小地主。虽然大刀会成员多有佃户与贫民，但是小地主掌控他们，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其主要首领刘士端及其门徒曹得礼、彭桂林都是拥有五十至二百亩土地的地主。虽然大刀会的排刀排枪在地方官眼里不外是邪教，但是由于盗匪横行，地方政府难免借用他们作为剿匪的工具，只不过由于洋教传入，大刀会逐渐改与洋教为敌。具体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大刀会的一个敌人，名叫岳二米子，带领三千多没吃没喝的人抢富户的东西，挨了大刀会的打，就入了天主教；另一个是：天主教徒对大刀会的刀枪不入表示怀疑，指为妄诞，这让大刀会很气愤。所以双方渐起摩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双方因为口角之争差点械斗起来。教民认为大丢面子，大刀会因地方官重申政府邪教禁令而大为窝火。几个月之后，终于爆发曹州教案、徐州教案。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徐州庞姓家族与刘氏家族因争夺无主地而爆发冲突。鉴于刘氏家族已奉教，庞氏家族的领头人物庞士杰便入了大刀会，并且跑到曹州找刘士端借兵去了。刘士端不但给了他兵，还给了他将，把自己的弟子彭桂林派过来了。庞士杰有了兵有了将，就从徐州开始一直打到曹州，除了打教之外，还捎带着把不信教的富户也给打劫了。结果，彭桂林被徐州地方逮捕，庞士杰虽然跑了，但是山东地方官却诱捕了刘士端与曹得礼，将其斩首。徐州那边更是逮捕了庞士杰的哥哥。庞家一看不妙，马上准备入教，一下子把十八个村庄四千多口子的名单提交给了当地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神父出面保护，徐州地方官明面上虽然不敢赦免庞士杰之罪，但却告诉对方，隐藏一段时间，官府自然会说抓捕不到，过过风头，就可以回家住了。对于这种掩护，当地的传教士很得意，认为中国百姓遇上官司，都得拿钱打点，唯有他们，“伸长正义而不索取任何东西”。当然，他们只有一个条件：请加入我们天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