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对突厥采取的战略是分化瓦解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为抗衡突厥侵扰，奉车都尉长孙晟献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被隋文帝采纳。开皇二年（528年）五月，突厥首领沙钵略率40万军突人长城抢掠。隋派卫王杨爽等率军分道反击，取得了胜利。长孙晟再用反间计使突厥另一首领阿波降附隋朝，使其与沙钵略互相攻击。阿波频胜，其势渐大。沙钵略为求存计，不得不向隋求和。隋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取得成功，得以化干戈为玉帛。沙体略死后，隋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闾为叶护可汗，令其与阿波“两存之”，使之互相羁绊，无暇南顾，为隋南向伐陈消除了后顾之忧。隋代陈的战略是先疲后打，多路出击，直捣建康（今江苏南京），降服全国。在策略上也采取了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法，如发檄文宣布陈后主之“罪状”，以瓦解其军志民心；不断袭扰其国以破坏其经济；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攻其无备等，均取得成功。夺取建康后，隋文帝命总管韦洸招岭南，也采取了政治争取的策略。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为分比瓦解敌对势力，采取了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之策。他卑辞厚礼以结交突厥，取得其支持；推戴李密，使其为己所用，成为阻挡隋军西进的借用力量；攻占长安后，拥代王杨侑为帝，尊隋场帝为太上皇，以争取隋室旧臣的支持，许多州郡都因此不战而降服。在翦除群雄，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李渊集团也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策略。在分别消灭了雄居陇西的薛举父子、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江陵（今属湖北）的萧铣等势力之后，命李靖招抚岭南，南方州郡望风归附，也较好地体现了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并用的战略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在对周边各部族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坚持了文武并用的原则。他反对对别国轻易用兵，如有人劝其对林邑（即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高丽用兵时就遭到他的拒绝。对表示臣服的国家和地区，他实行羁縻政策，用和亲手段加强、巩固友好关系。即使对突厥这种曾多次侵扰唐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太宗也坚持“必待有罪，然后讨之”，但对于那些对唐构成威胁、并用政治手段不能使之服从者，才坚决予以军事打击。他灭高昌、伐焉耆、征龟兹、攻高丽等，都体现了这种文武并用的策略思想。
隋末农民起义军李密、唐末农民起义军黄巢所采取的对敌斗争战略，也都体现了分化瓦解、文武并用的思想。如李密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十大罪状；黄巢北伐檄告各镇“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人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等，都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
五、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战术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战法，体现了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思想。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击溃战思想。阵后反击，是李世民与敌决战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战法。他认为，两军相持，如果敌乘己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而己乘敌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北）之战，李世民先令庞王于原南列阵，与敌军苦战，李世民“亲御大军，奄自原北”，“于是王师表里齐奋，罗喉大溃”（《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介休（今属山西）之战，他令李勣先与宋金刚交手，在李勣开始退却时，自己“率精骑击之，冲其阵后”（同上），大败宋金刚军，都是采用的此法。
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李世民认为，“兵法尚权，权在于速”（《旧唐书》卷57《裴寂传》），主张正确料势，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使敌“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如此，则可“取之若振槁叶”。反对犹豫不决，贻误战机。在取得决战胜利之后，主张乘破竹之势，穷追猛打，务求将敌人全部歼灭。他在击败薛仁果部将宗罗喉后，其舅窦轨劝他不要轻进，李世民回答：“破竹之势，不可失也。”坚持乘胜追击，迫薛仁呆献城投降。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体现了速战速决、务求全歼的作战指导思想。李靖指挥的攻东突厥之战、征吐谷浑之战、苏定方指挥的灭西突厥之战等，均是贯彻这种指导思想取得成功的战例。
正确料敌、“一举两克”的围城打援思想。李世民指挥的洛阳。虎牢（今河南荣阳汜水镇）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围城打援的一个范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李世民东击洛阳王世充，窦建德应王世充之求，率兵10余万出虎牢之东以救洛阳。唐将多担心腹背受敌而主张撤洛阳之围以避其锋。李世民对两敌进行了本质的分析，认为唐军不会陷于两面作战：“世充兵推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即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于是，命李元吉继续围洛阳，自率精锐东趋虎牢，凭据险阻，待窦军饥倦时，率主力出其阵后，大败窦军，而后回攻洛阳，王世充被迫出降。此战，李世民对窦、王两军的实际情况分析准确，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变可能出现的两面受敌为各个击破，对“城”围而不攻，对“援”避锐击惰，最终使“援”败“城”降，表现了很高的指挥艺术。
水陆协同、多方误敌的渡江攻城作战思想。隋灭陈之战，唐平萧铣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两次著名的水陆协同渡江攻城作战，两战在作战指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充分准备，先胜后战。战前，隋军和唐军都积极建造战船，训练水师。如杨素在永安（治今山西霍县）造大舰，引舟师东下时，“率黄龙数千艘”；李孝恭在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也大造战舰，对水军进行训练，率军东下时，有战舰2000余艘。他们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谋划，制定了较妥善的作战计划。第二，多路出击，主次呼应。隋攻陈分兵8路，其主攻兵力布置在下游，但在中上游也派军进攻，以牵制敌军兵力，使主力能以“专”击“分”，直捣敌之腹心。唐攻萧铣，亦采取多路进攻，如李援出襄州（今湖北襄阳），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黔阳县西南），周法明出夏日（今湖北汉水人长江处）等。第三，多方误敌，以巧取胜。贺若弼让沿江部队在换防时大张旗帜，营幕遍野，陈人开始以为隋军要发起进攻，因而悉发兵民以防备；后来得知是隋军换防，常见不怪，遂不复为备。隋军于是“无中生有”，大军偷袭渡江而陈人不觉。李靖率军围江陵，为防止敌兵前来救援，将舟船散弃江中，任其飘流，造成江陵已被攻下的假象，使下游梁之援兵见后狐疑不前，萧铣不见援兵到来被迫先降，援兵听说江陵已破亦降。李靖一箭双雕，用小力而获大功。
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思想。碰到我为客军、利速弊久，而敌坚壁固守、欲疲我师的情况，一些聪明的将帅多采取避攻坚城、调动敌人、野战歼敌的打法。具体方法有攻其必救，迫敌出战；实而示虚，诱敌出战；羞辱敌人，激敌出战等。唐建中三年（782年），河东节度使马燧所指挥的在洹水（今河南安阳河）地区挫败魏博节度使田悦的作战，采取的是攻其必救的战术。当时马燧军越过漳水，只带10日粮进屯仓口，隔洹水与田军相持，田悦坚壁不出，以老店军。马燧为了调动敌人，命部队半夜起食，沿洹水直趋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留百骑藏匿桥旁以断田军之归路。马燧军东行10余里后，田悦得到消息，为救魏州，匆忙率步骑4万追击。马燧结阵而待，变客为主，纵兵反击，大败田军。五代时李存朂败刘寻于莘（今山东莘县），周德威歼王景仁于柏乡（今属河北），则分别采取了诱敌出战和激敌出战的方法，都达成了反客为主的目的。
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思想。利用人们常见则不疑、形成某种思维定势的特点，反其道而行之，或虚而实之，或实而虚之，或实而实之，虚而虚之，使敌莫测，以达出其不意之目的。常见之法有二：一是利用人们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反常取胜。如李愬攻蔡州，乘风雪之夜长途奔袭取得成功，就是利用“被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的道理。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人们习惯于按常规想问题，认为敌不会来，不能来；我则打破常规，收攻其无备之效。这种方法是靠对已有的客观因素的巧妙运用，古人称之为“因”。二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在敌头脑中造成某种思维定势，而后反常取胜。贺若弼渡江攻陈，张巡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均用此法。睢阳遭敌围困，城中无箭，张巡令制作1000多草人，蒙上黑衣，于夜间缒城而下，叛军见后争相射之，张巡因此得箭数十万。时间长了，敌方知是草人，此后再见夜间城上往下缒人时，笑不设备。张巡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在敌头脑中造成了这种思维定势，然后虚而实之，令500敢死之士由城缒下，猛烈袭击敌营，取得胜利。
分别轻重、以长克短的灵活应变思想。唐朝后期杰出政论家陆贽结合当时形势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在敌人甚众的情况下，应“察其缓急，审其重轻”，而不可四面出击，平均用力。“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后先。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径原兵变前，他提出，对藩镇应区别对待，以利分化瓦解，打击最为凶顽之敌。“幽、燕、恒、魏之寇，势缓而祸轻；汝、沼、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急者应备之以严，抽调可缓地区的部分兵力以支援之，以求“化危为安，息费从省，举一而兼数利”。主张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己之易克敌之难，认为“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原与边远少数民族军队之短长，认为“戎狄”之所长是“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犹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据此，中原不应与敌“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而应扬己之长以克敌之短。中原之长是“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人；寇大至则完守御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调用兵既要熟悉军事，又要善于乘时而动，因势定策，“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等。
六、重视军制、任将和练卒的军队建设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和兵学家们都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努力达成控御军队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两个方面的统一，对此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对后世发生了一定影响。
（一）重视军事制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