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个女人。这当然是句废话。之所以这么说，我想说的是，我的母亲作为女人，就像我们常见的大多女人，勤奋，善良，隐忍，尽一切可能爱我和我的弟弟。同时她也像我们常见的大多女人，敏感，唠叨，虚荣，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过于斤斤计较……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去了镇上。那是个天寒地冻的腊月隆冬。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以前每个属于家乡的冬天都在天寒地冻。河里面结着冰。气温低到了零下十摄氏度左右。早上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容易起床穿好衣服，打开门，门外的草垛上面，野外的枯枝败叶，都凝着层厚厚的白霜。既然都腊月隆冬，当然已接近过年。地里的庄稼早收上来了，来年的农活也有段日子。母亲的口袋里揣着一叠钞票。那是我家一年收成的其中一部分。去镇上的路上，母亲计划好了，这些钱的主要用途是扯布，然后再买些生活日用品。
到达镇上，扯完布，买完日用品，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母亲口袋里的钞票也快用完了。我们要回家了。可是在回家之前，母亲又去了镇上的一家小卖部。那是家很小的小卖部，里面就两个窄窄的玻璃柜台。柜台里躺着孩子的学习用品，女人的化妆用品。母亲的目光，很快被吸引到了化妆用品那块。这些化妆用品，到底有哪些种类，我忘记得差不多了。我记得里头躺着两种袋装的化妆品，一种叫郁美净，一种叫紫罗兰。郁美净是擦手擦脸的护肤用品，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大宝。紫罗兰则是种粉，相当于现在的女性们化妆前打的粉底。
母亲的目光，一下子被这两袋化妆用品吸引。她让营业员将它们拿出来，用两只手掂着它们，翻来覆去地查看它们。不知道查看多久以后，我看见她的一只手，有些犹豫地伸进裤子口袋，她的脸还跟着红了一红。她的手从口袋出来，手里面躺着一大把一分、两分、五分的纸钞或者硬币。她把纸钞和硬币倒在玻璃柜台台面。一个淘气的硬币，蹦蹦跳跳掉到了她的脚下。她弯下腰，捡起硬币。然后她吸了口气，捡起台面上的纸钞与硬币，一个一个，一张一张地递到营业员手里。营业员的脸色不是特别好看。母亲的动作和数钱的语气，这时候却显得十分日常。好不容易，母亲用这种方式，付清了郁美净和紫罗兰的钱。桌上的几个多余的硬币，母亲将它们捡起来放回口袋。
从小卖部出来，母亲的情绪难得地十分饱满。母亲的步子轻快，尽管她的两只手提着分量实在不轻的东西。母亲的嘴里时不时哼几句她常哼的歌。母亲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母亲说：“省啊，你知不知道紫罗兰是种什么东西，我听不知道谁讲过，紫罗兰是种开花的植物。一到春天，它就会开出来紫色的很小的花朵。”
“省啊，今天晚上我做鸡蛋打汤给你们吃。”
“省啊，你给我老实说一说，我们村你见过的结婚的女人里，你觉得哪个结婚的女人最漂亮？”
……
大概在我七岁那年，我们村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一个叫桂珍的二十来岁的女人，因为和婆婆闹了意见，开了瓶农药喝药自杀了。那时的假冒伪劣产品，稀少得就像现在遍地假货里的真材实料。这个叫桂珍的女人，当然不可能一口气喝了整瓶农药之后，还有给农药厂家写感谢信的闹剧发生。桂珍死后那几天，桂珍的娘家来了很多人，他们在桂珍婆家见到东西就砸，抄起东西就要打人。桂珍的娘家把她的婆家闹得鸡犬不宁。我们村的人，特别是村里的女人，那几天表现得格外兴奋。他们一群群地，议论纷纷地，就像是桂珍婆家在放电影，蜂拥到桂珍婆家门口，看着或出面干预着桂珍娘家与婆家的这场纠纷。
这场纠纷持续了几天时间。
后来在村干部的调解之下，桂珍婆家拿了笔钱给桂珍娘家，解决了这件事情。
桂珍的丈夫后来重新娶了老婆。他和老婆的感情谈不上多好，谈不上多差。这个老婆对桂珍的孩子不是很差，终究也不是很好。他们家菜园的边角那里，桂珍的坟日渐荒草丛生。
桂珍和婆婆闹的那场真正可以算致命的意见，说起来其实十分细小。桂珍婆婆傍晚从外面回来，看见她家的厨房还没冒烟，听到了一阵稀里哗啦的麻将声。麻将声从她家的堂屋传来，桂珍就坐在麻将桌旁，一双眼光盯着麻将桌上的牌，没看见身后的她。
桂珍婆婆一个生气，掀掉了堂屋里的那桌麻将。米白色的麻将籽籽，就像是一块块厚皮厚脸的豆腐，不停在堂屋地面滚来滚去，滚了一地。
当天晚上，按照桂珍婆婆后来的说法，她闻到了一种十分刺鼻的农药味道。她觉得不安，于是她翻身下床。她刚推开房门，打开电灯，就看见了垂着头坐在凳子上的桂珍。桂珍的两只手软绵绵地伸向地面。凳脚旁躺着个空空的敌敌畏农药瓶。桂珍的嘴边胸前，流下了一大摊刺目的白沫。
桂珍的娘家来她婆家闹的那段日子，我也曾去过桂珍婆家一次。我看见桂珍婆家的屋前屋后全都是人。这些人有我们村里的人，有外村的人。有些人我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些人我对他们的面孔完全陌生。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据说他是桂珍的哥哥，他把桂珍丈夫摁在地上，左一个拳头右一个拳头打着桂珍丈夫的脸。桂珍丈夫一动不动。我还听见我们村的几个女人正在就桂珍自杀的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桂珍这人……太想不开了……”
“你说是不是麻将害死了桂珍……”
“桂珍的婆婆早晨去走亲戚，桂珍连中午饭都没吃，一直打麻将打到她婆婆回来……”
“人生一世，你说像桂珍这样，走之前痛痛快快打场麻将，是不是也值……”
……
过了几天，我又在我们村一户人家的堂屋里看到这几个女人。这几个女人的中间摆着一桌麻将。她们将桌上的麻将抹得稀里哗啦直响。麻将牌不响的时候，她们就不停发出来“我碰”、“我吃”、“我和了”的各种声音。
不知哪年开始，我们村流行起了麻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村的老人孩子，男人女人，每个人都会打和擅打麻将。农闲时节，过年过节，村里人主要的消遣方式是麻将。村里人招待客人，总是从平日说得来的几个村人里，叫两三个人来，然后陪客人一起，组成桌热热闹闹的麻将。
现在再想起来，我们村的麻将，那时的玩法，其实非常简单。和牌的过程中，不仅仅可以碰，可以吃，可以碰和，还可以吃和。放杠的人只是放了一个杠，压根不用给钱。所以我们村的麻将那时打得大胆放心。根据手中的麻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不用担心放杠，也不用担心抢扛。因为根本不存在抢扛一说。就是不小心打出去的那粒麻将，很不幸变成了别人和牌时的工具，这个放炮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村里的麻将规则，放炮的人和不放炮的人，都要给和牌的人钱。
我的母亲还有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就是麻将。
跟我的母亲一起，常常坐到张麻将桌上的，就有以下三个女人。
第一个女人是胡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叫她胡婆，我也叫她胡婆。胡婆是她们里头年龄最大的一个，差不多比我母亲大了十几岁。头上的头发一半都白了，脸上也刻着深深的皱纹。有时候摸到一手好牌，或者和到一次大和，我看见她摸牌的手，或者收钱的手，都有些无法控制的颤抖。
第二个女人是刘婶。刘婶比我的母亲稍微大点。不过从相貌上来看，反而会觉得母亲比她大点。她是个注意保养的女人。地里的农活很少去做。她有个勤奋宽容的老公，还有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她的儿子比我大多了。之所以说她的儿子调皮捣蛋，是因为十岁那年，她的儿子一个人偷着出去玩水，结果在村后的河里淹死了。听母亲说，刘婶的儿子淹死后，她和她老公一直怀不上孩子。到市里的医院检查，医生说刘婶没了生育能力。也许就因为这些事情，刘婶受了刺激。打这以后，刘婶变了。我还听母亲说，没变前的刘婶是个勤快的女人。村里的女人当中，做什么事刘婶都数一数二。她跟村里的女人一起插秧，一会儿就插到前面去了。从医院回来，刘婶跟老公闹过一段时间的离婚。她老公说什么也不肯。不仅如此，她老公对刘婶所有的变化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他把地里的活、菜园的活、家里的活拾掇得干干净净。
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于小兰。于小兰比我大不了多少。可是她上学上得迟，出嫁却出得早。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上小学五年级。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已经出嫁了。我记得出嫁那天，她表现得非常高兴。别人家的女儿出嫁，出嫁当天，都表现非常伤心。村里人把这叫做哭嫁。可是她一点都不伤心。她甚至对村里的人公开说，她家太穷，她现在嫁了户好人家，很乐意嫁到这户好人家。
这三个女人一起，再加上我的母亲，就成了道老少搭配的、其实在村里十分常见的、麻将桌旁的风景。她们不仅仅只打麻将，她们还不停谈话。她们的谈话对象，主要是村里的男人女人。她们说于小兰的婆婆很坏，对待于小兰更坏。于小兰的老公也坏，因为他老是向着于小兰的婆婆。她们说刘婶的命真好，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刘婶就会在她们的话里，突然这么来上一句，“光有个好老公，也没得什么用。”刘婶的话音落了，她们也不再说话了。她们把她们的注意力，都放到面前的麻将牌上。过了一会，她们又开始不停说话。她们说胡婆的儿媳也坏，胡婆的儿子不知怎么给她找了这么一个儿媳。胡婶就掺杂其中，絮絮叨叨地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以此来证明她儿媳的坏。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她们会说到一些当时我听不懂的事情。我记得有次，我坐在母亲身后看牌。我总是喜欢坐在母亲身后，巴不得母亲老是和牌。要是母亲偶尔犯错，眼看要打出张她本不该打出的牌，我还会不动声色的咳嗽一下。当然这种时候很少，母亲的牌技很好。我记得有次，也不知是谁起的头，更不知她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只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她们似乎说到了村里的某个男人，说他在夏天爱穿着三角短裤出来，走起路来下面一摆一摆。她们还说到了于小兰的男人，说于小兰的男人身体很好，晚上的表现也一定很好。她们还说到了很多事情。一边说一边发出各种不同的笑声。她们的笑声里，数于小兰笑得最为响亮。可能顾及到我在场，母亲狠狠地看一看于小兰。然后对于小兰说：“只这个疯婆子，笑得不知多浪。”母亲还狠狠看一看我，那意思是示意我离场。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我是个迟熟的人。我已经读初一了，对她们的谈话内容，我还不是很懂。于小兰笑得更为响亮地说：“你怕什么，你们家三省，你们家三省还是小孩！”
有好几次，我听到她们也在说起父亲。说得最多的人，大概还是母亲。说到父亲，母亲的态度就变得极为不好。一会儿，母亲一边摔打着手中的麻将，一边起劲地数落父亲。一会儿，母亲又变得没有一点精神。母亲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不要跟我说他，我现在听到他的名字都烦。”
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不好。这在我们村里，几乎全村的人都知道。母亲和父亲喜欢吵架。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我记得有次，他们打得很凶。他们打架的具体缘由，我已经忘记了。我只是隐隐记得，那次的打架发生在阳历八月。每年八月，里头有大半月份，我家的空气都可以用一根火柴轻易点燃。这是个跟钱有关的月份。地里的庄稼一时半会还无法变成钱。底下的九月马上又要来了。九月一来，我的报名费，我弟弟的报名费……我也不记得是谁先出的手。我只记得父亲后来将母亲摁到地上。父亲的手摁得很紧，母亲动弹不了。我看见父亲的拳头接着高高扬起，一拳一拳打在母亲脸上。母亲的脸这时变成了一个沙包。父亲对这个沙包的击打变得准确无比。父亲的拳头带着风声，毫不犹豫地落下，收起。落下，收起。
父亲对母亲的暴打，使得母亲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星期。母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尤其是父亲在场的时候。这时的母亲简直像尊雕塑。父亲将饭亲自做好，用碗盛了，递到母亲手里。可是母亲不领父亲的情。母亲的反应通常是看也不看，朝着父亲递来的饭碗顺手就是一撂。不得不承认，母亲的顺手一撂，其实又不是真的顺手。因为这一撂的结果，十次肯定有九次，母亲将父亲递来的饭碗撂到地上。面对着地上白花花的米饭，父亲通常会将脸一板，狠狠地跺一跺脚，然后又低声下气地劝说母亲：“你这是何必呢，再怎么生气也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母亲的反应要么一声不吭，好像没有听见父亲的声音，要么暴跳如雷地突然大喝一声。母亲用很大的声音说：“我就要糟蹋自己的身体，我就要糟蹋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反正不值钱”，“我自己不去糟蹋，也会被那些良心让狗吃了的人拼命糟蹋。”
母亲和父亲的争吵多了，我和弟弟也习惯了。只要他们不吵得非常厉害，扭打起来，我和弟弟就呆在房里，悄无声息做我们的事情。我和弟弟趴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业。我们在纸上无聊地写写画画。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在纸上写写画画。我在纸上编各种各样的故事，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方式与想象能力。我在纸上写：“我有一个这样的家，我的爸爸妈妈老是吵架……”跟我相比，弟弟写画的方式就简单多了。弟弟喜欢用一张白纸，纸蒙在钢笔字帖或美术人像上，然后用手中的笔，一笔一笔、非常仔细地描摹底下的字帖或人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