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文革是呈一波一波攻击的。满城一场大武斗后不久，局势有了少许稳定。但学校又折腾了，开始清理在籍教师，或开除或劳改或去干校，县一中这所昔日的重点中学，除少数根正苗红阶级成分好的年轻老师，骨干教师一个未留，作鸟兽散。父亲的处置还算较好，从一中调四中，仍是县属。
四中名为县属，但远离县城，在一镇边上，规模也只比公社中学略好。去四中也等于不再是城里人，这让人恼火。但父亲逆来顺受好脾气，无怨言地去了。
可即使四中，也不容留。父亲到四中没多久，又进一步被下放，去了下面的公社中学。学校离镇子不远，好歹比大山里的学校强，抱着如此自慰，父亲又无怨言地去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层层下放的情况？或许是为彻底打掉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土围子，或许是为自上而下纯洁教师队伍，这个中原因至今也没人能弄明白。不过反正一条，一切听从党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绝无其它选择。
公社中学是新建的，建在一座荒山上，三栋教学楼光秃秃成品字形排列。操场与道路是泥地，一下雨就翻泥泞。泥泞又被学生的鞋脚带进教室，弄得满世界是泥。
这个公社因有四中在旁，原本没有中学。但这里的百姓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公社武书记是本地人，自也如此。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学还是要办的’。大学都要办，中学自然更要办。”便千方百计建了这“咱自己的学校”。
但办学也不是武书记所想那么简单。首先师资就是大问题。让中学生来教中学生（那时是普遍现象）还不如不办这学校。恰赶上老师队伍层层清理，武书记便把无人要的如父亲类人，像归垃圾又像请真神般都收到了这学校来。
学校没有生活配套设施，武书记把几家机关单位所占的一栋老宅子腾空，做老师们的宿舍。我家与一起从四中来的周老师一家被分到二楼，各占了几间，宽敞得很。这是一个超想象的礼遇，老师们受宠如惊，无不感激武书记的知遇之恩。
学生不多，都是农村孩子，单纯质朴，充满好奇与上进心。见到几个不讲本地话的新老师，教课又很有听味，充满敬畏也格外好学。这让父亲尝到久违了的尊重，被遗弃的感觉消失了，觉得又有了活力。因为老师少，加到每个老师身上的课程便很重，但大家都不叫苦。父亲不光教几个班的数学，还自告奋勇，任了英语课。这不是开玩笑吗？再你正牌老大学生，专任教师已这么多年了，平时又从未与谁“哈罗”过，不怕误人子弟？但父亲有办法，他找来留声机，把26字母20元音24辅音，天天在家里一遍遍放，一遍遍听一遍遍读，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了才罢休。然后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又是一遍遍地读。虽然这样做很累，但父亲精神状态明显好了，与同事与家人，居然常有了笑浮在脸上。
父亲及老师们这状况，让我像吃了只苍蝇在嘴里：给点阳光就灿烂，怎能如此贱？
但事后想，也不能怨父亲如此无自重，文革的杀伤力实在太大太猛，一些固守自重的人，不是打杀就是自杀，枉丢了性命。事后虽然给你一个名份上的平反，但又有何用？试想，如不是这一层层下放及武书记的恩惠容留，使得父亲远离了斗争喧嚣，远离了政治旋涡，过了几年世外桃源般的安静日子，文革一波又一波“不死也要脱层皮”的攻击，也许他根本躲不过。这不能不说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虽层层递降还失了县城户口，也算有幸了。
我为所住的这座老宅子深深迷住了。这是一座巨大似祠堂般的深宅大院，矗立于村落中，显得鹤立鸡群，卓尔不群。周围是低矮简陋又杂乱无章的农舍，奴仆似的葡伏其脚下，又群星托月般拱卫着它。中西合壁式风格，上下两层，三进两厢俩大天井，天井中有太平缸，里面养着红鱼。还有后院，倚墙长几棵虬屈的桂花、香樟，依稀让人能辨识出昔日的花园模样。
宅子已经显得有些古老了。当初能建这样房子的应非富即贵，还得有大见识。流连其中，不由要生出许多奇思异想，仿佛每个房间每道角落都深藏着故事：主人是谁后人何在、有过何样的恩怨情仇、是否闹过冥鬼狐魅……？
我常在二楼凭栏眺望。屋前广阔，一展平原阡陌。大门前一条青石板铺的道，中轴线似的笔直伸展，一直到一条叫烟山公路的路前。如没有这条抗战时为疏散转移兵工厂而紧急修成的公路的拦截，还应是一直往东、往东的。专修了这条道以承接东来紫气，也许就是这家主人当年兴旺发达的根本？
父亲好心情，一次跟我讲了这老宅子的故事。加之其它一些方面的了解，其真实面目便展现在了面前。原来这老宅子不仅有故事，而且还惊天动地，几乎改写历史。
这座老宅的原始主人兼缔造者姓武名绍程，是从这里再往东的大山深处的穷孩子。自小聪慧好学，考了秀才，后入大清王朝新式最高学府北京京师大学堂，专攻外语，精通英、日、德、法四国文字。毕业时，曾蒙慈禧太后宫中“赐宴”。辛亥革命后，回湖南任省教育司长等职，并代理过省都督。1916年任湖南一师校长。当时毛泽东正是该校学生，也是武绍程的得意门生。毛泽东因闹学潮反对人称“汤屠户”的湖南都督汤芗铭，被都督府密函要予以抓捕。武校长接到密函后，焦急万分，一时又找不到毛泽东，情急之下，便写了一张开除毛泽东学籍的告示，公开张贴以示警。毛泽东见到后，来找武校长要问个究竟。正此时，一队抓捕的军警进了校。武校长急忙把毛泽东藏在自己卧室，才躲过一劫……
说到这里，父亲紧张得喘不过气，声音打颤颤。这可以理解。如果当年毛泽东被军阀抓走了，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红太阳升起，中国的历史又是另一种写法了。
武绍程救过毛泽东第二年，离开了省一师，任过教育部秘书、热河省教育厅长，北京各大学任教，回地方办学，发展乡村教育……终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据说1919年他在火车上与毛泽东相遇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再见过了。
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忘记武校长的救命之恩。1949年毛泽东还专门邀请他赴京观礼建国大典。当湖南省政府派人持毛泽东写给武绍程的亲笔信及大红烫金请柬来找武绍程时，才发现武绍程两年前于劝学途中坠马身亡了，留下一段千古遗憾。
可惜更遗憾的还在后面。解放后，武绍程的这栋老宅子被农会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他的后人——妻、媳、孙三人被迫流落祠庙。其妻舒佘清不堪忍受，上吊自尽。其孙武思谦，依傍寡母长大成人。文革起始担心母亲遭批斗步祖母后尘，不顾了个人安危，流浪者般只身辗转长沙、南京、北京等地，找到周世钊、周谷城、徐特立等旧人，要他们出具爷爷武绍程于毛泽东有救命之恩的证明，受到这些领导的热情款待。徐特立还给了他600元钱，缝在他口袋里，嘱咐他路上小心，回去好好生产劳动……
这个更遗憾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武思谦本人对我说的。我与武思谦有过偶尔的一面之缘，当听我说曾住过如此一栋老宅子，他便告诉了我上述许多。待再见他时，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年了。才得知，他刚从监督狱里被放出来。当年取得那些证明后，喜不滋滋地出示给造反派，谁知不仅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反而成了他“联络各地反动头目，企图组织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的实证，先后四次被判处死刑，最后改成无期徒刑……
知道了这老宅子的这些陈年旧事，再处身其中又打量它时，已不再有奇思异想，而只有五味杂陈的滋味在心头。我完全地迷惘了，全不知了对错，一片茫然。
如果说这老宅子主人救毛泽东这段故事深打动了父亲的话，那这老宅子主人的另一个故事又深打动了我：当年一日武绍程返乡在家，一青年西藏朝圣者般，一步一跪拜三步一葡伏，沿这老宅的青石板路到了大门前。沿途所过，留下斑斑血迹。武绍程见了大惊，急忙上前扶起青年相询，原来该青年酷好读书却又家境贫寒，不得已来求武乡亲相助。武绍程大为感动，当下慷慨解囊并亲自修书，让他进省城念书。据说该青年日后也得大成。
这故事不知何故，确实深打动了我，当我再眺望那中轴线般伸展的石板路，总有许多震撼与遐思……
这故事是父亲对我讲的，是用了着重的语气和口吻。也许，我的被感动，也正是他的意图。从这一点上讲，我是十分感谢着父亲的。因为这故事，才使我从此总有一种鞭策在胸中，才没有在那狂昧年代里迷失了自己，才使我在日后恢复高考时，以小学学历而考上了大学，搭上了我人生最后的一班车……
也正是这老宅子的许多故事，才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这里的孩子好学上进，为什么武书记执意要办“咱自己的学校”、要如此善待垃圾般如父亲这样的老师……
民心有杆秤，历史自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