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力量的介入，使中国书业零售业变得十分热闹，零售版图一直处于重新规划之中。但是，无论现在市场有多热闹，有多少介入力量，中国书业零售格局的形势还十分不明朗。未来10年中的前几年，将是中国书业整合的关键时期。中国书业零售市场究竟谁会成为真正的主体，是三分天下还是战国七雄，只有在那时才会略见分晓。
教材一直是图书市场的重要角色。长期以来，中小学教材一直是中国书业的基石，也是各地从新华书店到出版社再到出版管理机关衣食无忧的保证。继2000年教育部发出“减负令”和实行新课标教材之后，2002年新课标教材发行招标试点启动，2005年秋季的教材发行试点增加到了10个省，由此拉开了教材出版发行大洗牌的序幕。一统天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变成了多个版本，新课标教材出版社由2002年的60多家发展到2004年的一百多家。加上这两年国家连续两次对教材实行限价，对西部地区中小学生教材进行免费赠送，教材教辅的利润空间大幅下降。某出版社因为这两次限价，减少了3000万元的利润。
教材出版和发行的这种变化，导致教材利润这块蛋糕必将会被重新切分，多人争食。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出版集团与出版集团之间、出版社与出版集团之间、中央出版社与地方出版集团之间，为教材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分配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交锋。
一些规模较大的新课标教材出版商不愿把来之不易的教材利润拱手让给地方出版和发行单位，决心打破传统的教材租型模式租型，是中国教材出版体制中特有的模式。教材的出版单位把胶片出好后，交给租型单位，由其印刷和发行，而这些租型单位则向教材出版单位支付租型费，一般是码洋的3％。，停止部分省份的租型。动作力度最大的，当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该社宣布在部分省市对起始年级教材停止租型，并在全国16个省、市建立了自己的教材推广中心。虽然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原因，欲停止教材租型的出版单位大多十分谨慎，有的甚至是雷声大雨点小，但随着国家对教材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随着教材开发和推广成本的居高不下，随着教材利润的摊薄和大规模受限，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难说租型不会在下一个10年里最后寿终正寝。但教材租型停止后，那些完全依赖教材利润的出版机构将不得不实行转型或寻找别的出路。
过去的10年，省级新华书店早已退出了高校教材的发行行列。高校教材代办站和民营经销商是规模越来越大的高校教材市场不折不扣的主角。教材代办站作为具有行政色彩的组织，在全品种备货方面具有优势，而民营经销商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材选用量较大的主科公共教材方面。
高等院校的教材科作为教材选用者和付款者，成为教材经销商争相争夺的对象。争夺的方法有明有暗，有红有黑。近几年频频爆出教材科因收受教材经销商贿赂而被拘审和判刑的新闻。高校头痛于此，纷纷采取教材采购招标的办法，初衷是避免腐败。而在招标过程中，对折扣的要求以及全品种供货的要求，给教材经销商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这是因为不少学校的折扣明显低于经销商赢利的底线。与此同时，一些实力强大的省店也开始了收复失地的努力，以微利或不赢利来竞争高校教材。教材经销商一方面要面对来自携有资本后盾的新进入者的竞争，一方面也要面对来自业务模式转变的压力，以及上游出版商更强有力的控制和学校的挤压。
利润的变化以及对利润要求的变化，使得高校教材面临着重新洗牌的格局。大学教材及中小学教材利润结构的变化，还将影响到我国出版业的利润结构。占中国图书市场四分之三的教材和教辅市场改变了基本游戏规则，对很多参与其中的商家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中国的出版机构，是根据行政区划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设置的。在中央，每一个部委都有一社（出版社）一报一刊。在地方，每一个省都有相同的人民社、教育社、少儿社、美术社、文艺社、科技社和古籍社，个别地方还有辞书社、地图社、画报社，等等。再加上部分大学所属的大学出版社，这就是中国出版的全部。所有出版社在成立之初，都被划定了出书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算违规。这种专业分工把其他出版社挡在了这一领域之外。
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是卖方市场，出书量不大但都卖得出去，利润不多，人员也不多，大家都端大锅饭，小日子都过得不错。1995年以后，中国出版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出版量猛增，出版人数猛增，旧有的平衡被打破，于是出版社之间出现了分化。在2000年以前，各地都是教育出版社的日子最好过，其次是少儿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再其次是美术出版社和科技出版社，一般说来古籍出版社效益最差。好在那时租型的教材都在各地新闻出版局，能调控出版社的新闻出版局手上有大把的钱，于是他们往往都向困难的出版社输血，有的还允许一些处境较差的出版社打点儿擦边球，出点儿边界模糊的或者超范围的书。
随着出版业市场化速度的加快，出版社之间的分化也加大、加快。穷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富者为了自己的发展，于是关于“专业分工”的概念越来越不清晰。有相关人士统计，全国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出版教辅书和英语书，有近400家出版社在出版少儿书，有不止200家出版社在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和各种生活类书。
虽然迄今为止，教材出版仍牢牢地掌控在教育类出版社手中（包括大学出版社），而从出版物形势图中还可看出明显的“专业分工”痕迹，但上述变化的不争事实，是整个出版物市场格局的大变化和大调整。一些专业出版社不一定是该专业领域的出版大户和利润大户，也不一定是该专业畅销书排行榜上呼风唤雨的行者。即使教材出版上新课标目录的，也有了非教育出版社的身影。
中国的出版单位从以前的“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正在转变为完全的企业。企业的意思就是要完全市场化，那么市场化了的出版社，坚持这种“分工”是不可想象的。
出版格局的另一个革命性变化，是区域界限越来越模糊，地方出版力量不断此消彼长，同时也不断向出版资源和市场更加集中和广阔的城市聚集。
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出版社主要为地方服务，资源和市场主要都在地方。20世纪70年代末，对这种区域布局和限制发出挑战的是当时的湖南出版，他们明确提出了地方出版要走向全国的口号。从那以后，湖南、四川、江苏、浙江、辽宁、广东等地方的出版都曾在不同时期呈现过辉煌，引领过全国出版风潮，有时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北京和上海的出版。但当时，这种风潮的源头仍然在地方。
20世纪末，地方出版社到北京、上海开设办事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就有不下150家地方出版社在北京有或大或小、或挂牌或不挂牌的机构。后来这种出版社在京设办事处之风又蔓延到了发行界，从地域上又蔓延到上海、南京、成都、广州等文化资源丰富、商业氛围较好、人口数量较大、对周边地区有辐射作用的城市。这些办事处，有的是一两个人，租一套公寓，住宿与办公合一，组稿、传递信息兼接待，更多的则是购置资产，广招兵马。办事处虽小，但它的背后是对重新配置整合资源和市场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行动。几年下来，这种行动成效显著，当年的办事处有的已经发展成具有中型出版社的规模，年销售码洋上亿，所出图书频频冲击畅销书排行榜的，不止一两家。订货会、书市或博览会上，这些“办事处”策划出版的图书排列出来，也是洋洋大观。
虽然就整体来说，这些办事处仍然是出版的支流，但一旦政策允许，再假以时日，它们极有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不错不小的出版公司，与北京和上海土生土长的老字号一争高下。
出版业不像其他行业可以在偏僻山区或小城镇形成一个汽车城（如中国湖北十堰的二汽）、医药城、IT城（如美国的硅谷），大的出版中心只能诞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的中心，出版的财力、物力、人力大多流向这些中心，全世界如此，中国亦然。问题是，当地方的出版力量流向北京和上海后，除了挤压这两地小而弱的出版单位，改变这两地的出版格局，其深层意义是，未来的地方出版，再不会那么均衡了。一些地方出版社，是会被大大削弱还是完全消失，就要我们静观其变了。也许这一切，在下一个10年结束时才会看到。如果我们对中国内地图书市场作一番总结的话，主要有以下四点：
1.大发展的图书市场
1950年全国共有图书出版社211家，1952年上升到426家，绝大多数为私营出版社。1954年国家对私营出版社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出版社总数下降至96家，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取代了私营出版社。由于“文革”原因，1971年国有出版社下降到46家；“文革”结束后，1978年猛增为105家。其后，直至1998年基本上逐年上升，1998年图书出版社为530家。2003年，中国图书出版社实有535家（不包括副牌社），是1978年105家的509.52%，即增长了4倍多。2005年上升到573家（包括副牌社34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4家），地方出版社353家（包括副牌社20家）。
20世纪50年代，出版社为企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60年代，转制为事业单位，实行事业化管理；改革开放后，改为“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从2003年开始，除公益性出版社外，经营性出版社都将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并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从1999年开始，我国内地出版业的组织形式逐渐向集团化方向发展。目前已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以及山东、广东、北京、辽宁、河北、江苏、四川、湖南、吉林、浙江、河南、湖北等出版集团。
2003年我国内地出版新书和再版图书19.03万种，是1978年1.45万种的1312.41%，即增长了12倍多，是美国同年图书品种17.5万种的108.74%。200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22473种，其中新版图书128578种，重版、重印图书93895种，跃居世界首位。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具有庞大的作者群体、编辑力量、印制能力和发行网络，以及巨大的市场。
2003年我国内地图书总印数为66.7亿册（张），是1978年37.74亿册（张）的176.74%，即增长了76.74%；总印张为462.22亿印张，是1978年135.43亿总印张的341.3%，即增长了两倍多。2005年总印数达64.66亿册（张），总印张达到了493.29亿印张，折合用纸量115.99万吨。必须指出，这些数字不包括盗版书。如果加上盗版书，册数和印张数将大大增加。
2003年我国内地图书销售总额461.64亿元，是1978年9.3亿元的4963.87%，即增加了48倍多。2002年中国图书利润为33.95亿元，是1978年0.83亿元的4090.36%，即增长了近40倍。2005年定价总金额更是达到了632.28亿元。
与2004年相比，2005年我国内地图书品种增长6.8%，新版图书品种增长5.7%，总印数增长0.8%，重版、重印图书品种增长8.3%，总印张增长6.0%，定价总金额增长6.6%。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出，我国内地图书市场在出版社数量、出书品种、印数（册、张）总印张、销售金额和利润等方面，都有增长或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内地出版业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主体从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单位，出版社的组织形式逐步向集团化转变。由此可见，我国内地的图书市场是大发展中的图书市场。
2.不成熟的图书市场
以2003年数据分析，我国内地2003年图书销售总额461.64亿元，同比，只及美国234.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23.81亿元）的24%，英国2002年34.6亿英镑（折合人民币492.34亿元）的94%，日本2003年905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662.90亿元）的70%。可见，相对规模较小。
2003年我国内地人均购书费用为人民币35.79元，而美国2003年人均购书费用107.42美元（折合人民币882.4元），英国2002年人均购书费用58.8英镑（折合人民币836.7元），日本2003年人均购书费用7567.4日元（折合人民币553.96元）。美、英、日人均购书花费比中国高十几倍、二十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