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遗书是对敦煌古代遗留文书的总称。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莫高窟藏经洞（今编莫高窟第17号窟）出土文书，数量约四万多件；
2.莫高窟土地庙出土文书，数量约100多件；
3.敦煌地区其他遗址零星出土文书，数量不到100件；
4.敦煌周边地区（如罗布泊地区及酒泉地区）出土文书，数量不到100件；5.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敦煌文书。这是从十六国时期到唐代陆续从敦煌携往吐
鲁番的敦煌文书，数量约数十件。
在以上五个部份中，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批量最大，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是敦煌遗书的主体部份。因此，在谈论敦煌遗书时，不能不谈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而谈起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又不能不说到莫高窟住持道士王圆禄。
王圆禄（1850？～1931），湖北麻城县人27，出身贫寒，略识文字。咸丰、同治以来，王圆禄的家乡湖广一带成为太平军的主要战区，加之“麻城连年荒旱”，王圆禄乃“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约在同治末期随湖广军队来到酒泉，在肃州巡防营中当兵。后“厌心名利”，脱离军队，从盛姓道士“稽首受戒”，当了道士。“迨后，云游敦煌”，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到莫高窟下寺安身28。
那时的莫高窟，只有一两个诵习藏文佛经而不识汉文的喇嘛。王圆禄是唯一能读“天地上下、十方万灵”、“急急如律令”之类通俗道书及《西游记》的人。这样的水平，在当时的莫高窟却算得上独一无二的大学问家，很受目不识丁的莫高窟喇嘛的景仰，所以很快成了莫高窟著名的法师道长（插图28：王圆禄）。
王道士个人生活很清苦，却热心传道募化，经常奔波于四乡。在他连年“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之下，下寺的影响逐渐上升，香火越来越旺。他一人既忙于四乡法事，又要管理窟内香火；应付了信士进香礼佛，顾不得收受施主布施，很需要雇个帮手以适应日益兴旺的“事业”。这时，他物色了一个家境贫寒而老实可靠的敦煌读书人杨河清作他的雇员29。
杨河清的任务是为王道士执掌文案。冬春之际，香客极少，寺内清闲，杨先生则抄写道经善书，以备夏秋季节香客涌来时发售；夏秋季节是朝山拜佛的香火旺季，杨先生便在今编第十六窟甬道北侧设一桌案，为善男信女写醮章愿文，收纳布施财物，登记入帐，兼带售卖早在冬春暇时缮写出来的道经善书。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杨河清同往常一样来到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办公案处，背北面南坐下来准备接待香客。此时，距四月初八浴佛节四方香客成群结队大批涌来莫高窟的爆炸季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香客寥寥无几。热闹过后的冷清，使杨河清觉得寂寞无聊，少不了抽几口旱烟解闷。当烟斗里的烟丝烧成灰尽后，顺便向背后甬道墙壁嗑打烟灰。随着烟锅一下下的扣击声，壁内传出咚咚连声的空洞回音。杨先生听之于耳，会之于心，揣摩此壁背后可能隐藏着秘室暗道。仔细加以审视，果然见壁上有细细的裂缝。试用芨芨草秆向裂缝中插探，发现裂缝甚深，越发加强了自己的揣测，萌发了破壁探察的欲望。但这里的主人是王道士，自己不过是王道士花钱雇来的伙计。要破壁探察，不能不通过王道士。这样，他只好向王道士说明自己的发现和破壁探察的建议。
王道士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听说墙内可能隐藏着秘室暗道，不由联想到金窖银窨，自然对杨先生的发现和破壁探察的建议喜出望外。待到更深夜静之时，杨先生和王道士掌灯破壁，果然发现土坯封门，拆去土坯，里面是一个小型石窟，空间不过方丈，只见一卷卷的经卷，层层叠叠堆摞起来，又有幢幡、绢画、铜佛及若干破旧法器，唯独没有珠宝金银。王道士不免大失所望，取出一些铜佛、佛画和经卷后，二人又连夜把洞口封砌起来。完事之后，已经到了次日清晨，即五月二十六日（阳历1900年6月22日）30。
这便是敦煌当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经过的口碑资料31。
90年来，流行一种错误的说法，即认为莫高窟下寺住持道士王圆禄是藏经洞的发现者。其实藏经洞的真正发现者应是王道士的文案雇员、一位九流之末的贫寒读书人杨河清。王圆禄由于身为“住持当家”而浪得名利，并且由此成为神佛的宠儿，敦煌的富翁和文化史上的名人！
当藏经洞被悄然打开的时候，其南一里上寺中的喇嘛都在做梦打呼噜，根
本不知道夜间在下寺西侧的16号洞窟甬道内发生的事。事后，王道士守口如瓶，也禁止杨先生张扬出去。但由於王道士把取出的佛经、佛画当作稀罕礼物送人，藏经洞被发现的消息终不免透露外传。此后风声越来越大，王道士害怕地方绅士找麻烦和官府追查，才以进为退假惺惺地向县衙报告，但却把破壁寻宝的真正动机加以掩盖，说是“扫除积沙，壁破而书见。”
关于藏经洞发现的因由，王道士一方面编造了一套谎话蒙混官府，另一方面编造了好几种神话来愚弄社会。如说以“流水疏通三层［楼］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小光，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此说，被其徒子赵玉明及徒孙方至福载入《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简称《王圆祿墓志》。王圆祿墓及《王圆祿墓志》至今仍在莫高窟接待部门前）。按：藏经洞为封闭式洞穴，所谓“仿佛有小光”，光从何而来？又何以“豁然开朗” 一得见“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1907年，他告诉斯坦因说：他将第16号窟甬道内的积沙清除后，“便着手在洞窟里树立新的塑像（引者按，此指清除第16号窟佛坛上的残破塑像，塑造新的塑像）。就在立塑像的过程中，工匠们在通（甬）道入口右侧（引者按，即16窟甬道北壁）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裂痕，壁画下面（引者按，此指壁画背后）不是岩体，而是一堵砖墙。打开这堵砖墙，便发现了藏经洞及堆积在里面的藏经。”（见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57页）；1908年，他又告诉伯希和说，是神仙托梦向他揭示藏经洞的秘密；后来他又在《催摹经款草丹》文中更加神乎其神地说：“（光绪）弍拾陆年伍月弍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竟编出了“天炮震声，忽然山烈（裂）一缝” 的神话。但与“流水疏通三层［楼］洞沙，沙出，壁裂一孔”导致藏经暴露之说，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各说又都不能自圆，充分暴露出谎言的随意性。
如其听信王道士隨意编造的谎言，何如听信当地的口碑流传。当地流传的口碑资料，如果不是王圆祿不慎露出的底细，便是杨河清向人道出的实情。在王道士的谎言同当地口碑资料之间如何作出决择，或许可以检验一下考据家的鉴识眼光。
可笑的是，王道士的谎言竟然迷惑了许多人，先是骗过了敦煌的县太爷和士绅，后来又蒙混了曾经玩弄过王道士的洋博士斯坦因和希伯和。斯坦因和伯希和又把王道士的谎言当作藏洞发现史的第一手资料广为宣传。于是，这个被斯坦因描写为“身材矮小”“多疑狡诈”的王道士却在高个子洋博士的抬举下登上了藏经洞发现者的高座。
聪明一世的斯坦因及伯希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16号窟本来是莫高窟著名的大型佛窟之一，又处在悬崖最下层，无劳攀援。王道士来到莫高窟之后，选择16号窟为据点，必先清除洞窟甬道内的积沙，以便信众拜佛求签。杨先生接待信众、收受布施的办公桌案也就没在16号窟甬道北壁藏经洞前。杨先生既在16号窟甬道北壁前设座办公，表明甬道积沙早已清除，不然的话，杨先生怎能置案设座于此，又怎能一转身即可在藏经洞封门上磕打烟灰？由此可知，16号窟甬道内的积沙早已清除干净，藏经洞的发现，与清除16号洞窟甬道内的积沙，并无直接关系。事实则是，由于杨先生在藏经洞封门上磕打烟灰听到空洞回音，惑疑壁后存在藏宝的密室暗道，继而向王道士提出破壁探察的动议，才导至藏经洞的发现。而所谓第16窟甬道内流沙堆积，因清除积沙而使藏经洞封墙坼裂，导致藏经洞的发现，显然是王道士编造的谎言。
王道士编造清除积沙因而壁破书现的谎言，是为了掩盖他破壁盗宝的不光彩行径，并且进一步把这种不光彩的行径变成神圣的功德和虔敬的果报。就是说，他为神佛殿堂通道清理积沙，所以神佛把埋藏千载、使“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的宝藏赐给了他。这样一来，王道士便轻易地抹杀了杨先生发现藏经洞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历史性功绩，从而使自己独揽发现之功并理所当然的成为这批神圣宝物的合法占有者。
王道士的目的果然达到了：百余年来，谁不说是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中外敦煌学著作哪一本不把发现藏经洞的历史功绩记在王道士名下？
然而事实表明，杨河清才是藏经洞真正当之无愧的发现者。因为，正是杨先生首先发现藏经洞的位置，首先作出可能存在秘藏的推断，个提出发掘秘室的动议，并且亲自参加发掘探查，藏经洞才得以重新出世；而王道士不过是由于身为当家住持，作为洞窟的占有者而被杨先生拉进来以便取得开掘许可权的关系人。正如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叶文玲所说：“如果那日这个算账的杨师爷不是用这根草棍点的烟；如果那根草棍不是恰好插到在那已被伪装得很好的洞壁、那道终于‘露风’的墙缝中；如果他并没有注视这一缕烟的微微歪斜，那么，藏经洞将于何时得见天日呢？”32
在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事件上，王道士的作用是被动的、第二位的，但在藏经洞发现之后，洞中珍贵文物散失的问题上，王道士却是货真价实的责任人。
王道士先是拿着洞中古卷向人讨好，奉献赠送，后被斯坦因、伯希和贿骗万余卷，收受贿银1200两。他把受贿银两的一部分用于修缮三层楼（即今莫高窟第16窟及第17窟窟前檐廊）和九层楼（即今第96窟大佛殿）；另一部分则用来为窟中塑绘装彩，穿凿窟壁，使多窟通连，并修建千相塔瘗埋残破塑像（这些行为其实是对莫高窟洞窟及塑绘艺术的极大破坏）。他指望用这些“善行”来换取死后进入天堂的资格。不知道他死后是当否进了天堂，然而他活着的时候，毕竟没有为自己的享受挥霍这笔赃银，却也是地人所共知的事实。
“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大施主。”――我们只好用如此矛盾的评语来重新为他树碑立传了。
附：王圆祿《催募经款草丹》小考
1944年，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之前身）在王圆祿遗物木箱中发现一件红纸墨书王圆禄《催募经款草丹》一件（（插图29 王圆禄《催募经款草丹》）），全文如下（原件为繁体楷书竖写，今转录为简化字、横行版式并加标点。7）：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敬叩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
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
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测，内有石
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
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
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
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
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贰抬陆年五月
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
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
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
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
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
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光绪］叁拾三、四
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
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
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翼〔异〕日复蒙
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
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
剏（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
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
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此件呈送对象“天恩活佛”，未知所指何人。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及今敦煌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移居台湾的苏莹辉先生）以为是指慈禧太后。台湾金荣华先生亦主此说（见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86页，113页，114页）。但此说仅属推测，并未经过论证。
笔者认为，“天恩活佛”所指并非慈禧太后。清末宫中但呼慈禧为“老佛爷”，未闻有称“天恩活佛”或“青天佛祖”者。此其一；
《草丹》云：“天恩活佛宝台座下”，若“天恩活佛”果是慈禧，当云“天恩活佛殿下”不当称“宝台座下”； 而王道士自称，一处曰 “道末”，三处曰“贫道”，亦非臣民仰对主子的口气。由此度知，《草丹》当非上奏慈禧太后者。此其二；
有清一代，臣民之间函启往来，通称“禀”或“敬禀”，而上书皇帝、太后，则称“奏” 或“恭奏”，不宜称“禀”。 而《草丹》前云“敬禀者”，末云“谨禀”。由此亦知《草丹》必非奏呈慈禧者。此其三；
《草丹》云：“至［光绪］贰抬陆年五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此种漫天谎言，只可糊弄愚民，岂敢诳骗握有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草丹》中出现此等诳语，由此亦知《草丹》必非上奏慈禧者。此其四；
《草丹》又云“翼〔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或以为此指清政府为敦煌遗书运送京城而拨款一事。按清政府为敦煌遗书运送至京而拨款，确有其事，即宣统元年学部电函行甘肃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为此，学部拨银六千两（见清《学部官报》一○四期）。清政府为敦煌遗书拨款之事仅此一次而已，除此之外，别无慈禧赐银万两之事。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学部拨银六千两时，慈禧太后己于上年过世（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旧历十月二十二日去世，见《清史稿·后妃·孝钦显皇后传》），因知《草丹》所呈之“天恩活佛”必非慈禧太后。此其五；
《草丹》云：“［光绪］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即伯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即斯坦因）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乃是追述往事：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斯坦因至敦煌，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伯希和继至敦煌。而文中更云“翼〔异〕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由此推知书写《草丹》之时，必在1908年之后。既知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十月，则书写《草丹》之时慈禧太后已不在人世，由此益知《草丹》必非上呈慈禧者。此其六；
